11月13日是新一轮医保药品准入谈判的最后一天，以涉及150个品种成为史上之最。
对于医疗企业来说，这场短暂而又惨烈的战争让奔赴博弈场上的谈判者彻夜难眠；对于中国公众来说，创新药基于国家强大的议价能力可以大幅降低用药负担。
“调出”还是拟“纳入”，看似针对企业的高考题，实际拷问的是整个社会关于公平和创新的价值体系。
谈判准入是近年来医保药品目录准入方式的重大创新，自2016年以来共启动了三轮，因为所采购的药品是最新、临床最需要、价格极贵，牵动着中国亿万等待救治的患者神经。
三次准入谈判的药物价格降幅
人民日报曾报道了一名非小细胞肺腺癌患者，所使用的安罗替尼正是正是通过谈判降价进入医保的17种抗癌药之一，在45%的降幅后的单盒价格为3409元，其中医保报销了63%，个人支付1000多元。
相比于安罗替尼的不算很高的费用，有些药品如每盒4.86万元的伊布替尼，原来全部靠患者自费，降价纳入医保后，个人自付费用仅为原来药费的3%左右。
国家卫健委的统计数据显示，在2018年医保纳入了17种抗癌药后，全国1386家医院仅3个月的时间已使用60多万盒。
《我不是药神》通过艺术手法刻意加剧了白血病患者与制药公司、医生之间的冲突，可是剧中天价药格列卫在我国的真实情况与创新药背后的深层逻辑却没有被丝毫提及。
有人为了多活上一天而拼尽全力，但是创新药的价值动力、因病致穷的底层机理无法靠博得泪水解决。
以格列卫为例，其研发公司诺华从发现靶点到上市用了50年时间，总计消耗了超过50亿美元。在格列卫诞生前，只有30%的慢性骨髓性白血病患者能在确诊后活过5年。格列卫将这一数字从30%提高到了89%。
创新药物的天价仅仅能归因于药企的逐利，而忽略超高的研发成本吗？
如果丧失对专利药物的有效保护，医疗行业的良知能支撑得起药企无数次折戟后的再战吗？
美国是全球众多创新药的诞生地，但可及性同样是个难题。癌症治疗领域的“当红炸子鸡”——CAR-T细胞免疫疗法的费用高达约40万美元。
在抵抗死亡与科学创新之间横亘的矛盾点，恰恰就在于政府医保制度无可替代的社会角色。
实际上，早在2015年，浙江省就率先将当时2.4万元/盒的格列卫以2折的价格纳入医保。患者在格列卫上一年的花费就从原来的28.8万元，降为后来实际自费用约为4.6万元。
本次新一轮的医保准入谈判除了药品种类增多外，更值得注意的是将高血压、糖尿病用药的报销比例增加到50%，同时加入了治疗如原发性肉碱缺乏症、早发性帕金森等罕见病用药。
大部分品种则采取比价的方式谈判：即国家医保局给出最低价，企业报两次价，两次报价均超过医保局最低价的15%将会出局，不超过则有谈判空间。
对于罕见病领域的药物，医保局在定价时下手较轻。原因在于，这些创新型药品，按照社会学领域的生命价值评价方法折算价值较高。
这背后折射的是国家在医疗价值体系建设上的巨大进步。
医疗不是单纯的社会服务，而是涉及了很多情感问题。如果临床治疗总是挫败，医生就面临很大精神压力。更多创新药物进来后，患者不论处于什么病期仍然保持希望。
医疗价值就根本上而言在于能帮助患者实现生命就是最大的价值，最终体现在生存时间、生存质量以及临床价值、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
以慢性药报销比例提升为例，在激增的糖尿病与高血压患者数量下，通过医保调控来进行系统的慢性病管理，这就是抵达了宏观的医疗价值范畴。
医保谈判标志着我国医疗体系与社保体系的完善。
但是这场国家团购行动是否能真正的触及患者真实需求，打通药物转化的最后一公里，仍然需要旷日持久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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