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文帝一生勤学,喜好读书,手不释卷。性又聪慧,精通五经,博涉史传。善谈《庄子》、《老子》,尤其通晓佛教义理。舆车之中,戎马之上,都不忘讲经论道。博学多才,擅长文章,诗赋铭颂,任兴而作;有大文笔,马上口占,侍臣笔录,不改一字,辞旨可观。自太和十年以后,诏令、策书皆亲手拟写;至于议定礼仪律令,润饰辞旨,刊定轻重,也都亲自下笔。其他文章,不下百余篇。爱惜人才,亲贤任能,刘芳、李彪诸人以经书见知,崔光、邢峦之徒以文史显达;对朝廷的贤明之臣,有才能者常与其结为布衣之交。他对元勰、元澄、李冲、李彪、穆亮、王肃、高闾、宋弁等都一一予以重用,他们成为孝文帝汉化的坚定支持者,在制礼作乐、改革旧俗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遂为太和之名臣。
亲政以后,日理万机,不辞辛劳,勤于为政。操劳于朝堂之中,奔波于疆场之上,十几年如一日。祭天地、五郊,祀宗庙,常必躬临,不以寒暑为倦。尚书奏案,多自审阅;百官大小,无不留心,务于周洽。他常说:“人君怕的是不能处心公平,推诚待人。能做到这两点,则胡、越之人都可以变得如亲兄弟。” 虚心讷谏,从善如流。他常对史官说:“直书时事,无隐国恶。人君作威作福,史官又不写,将何以有所畏惧。”一直倡导和鼓励大家直言进谏,强调“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为戒”,对敢于批评进谏的官吏礼遇有加。如大臣李冏“性鲠烈,敢直言,常面折高祖,高祖常加优礼。” 而用法严谨,虽王公、贵戚、大臣也从不宽贷;然不计小过,宽以待人。左右进食,曾于食中得虫,又进汤误伤帝手,都是一笑了之。 爱惜民力,生活俭朴。每次外出巡游及用兵,有关官吏奏请修筑道路,孝文帝说:“粗修桥梁,能通车马就行了,不要除草、铲得过平。”在淮南行军,如在境内,禁止士卒踏伤粟稻,有时砍伐百姓树木以供军用,也要留下绢布偿还。宫室非不得已不修,衣服破旧了,洗补以后又重新穿上,所用鞍勒仅铁木而已。
《魏书》评价孝文帝:“有魏始基代朔,廓平南夏,辟壤经世,咸以威武为业,文教之事,所未遑也。高祖幼承洪绪,早著睿圣之风。时以文明摄事,优游恭己,玄览独得,著自不言,神契所标,固以符于冥化。及躬总大政,一日万机,十许年间,曾不暇给;殊途同归,百虑一致。至夫生民所难行,人伦之高迹,虽尊居黄屋,尽蹈之矣。若乃钦明稽古,协御天人,帝王制作,朝野轨度,斟酌用舍,焕乎其有文章,海内生民咸受耳目之赐。加以雄才大略,爱奇好士,视下如伤,役己利物,亦无得而称之。其经纬天地,岂虚谥也!”
时人又称高祖孝文皇帝“追悦淹中,游心稷下”。
北魏宣武帝时期裴延儁评价:“五经治世之模,六籍轨俗之本”,“先帝天纵多能,克文克武,营迁谋伐,手不释卷。良以经史义深,补益处广,虽则劬劳,不可暂辍”。
隋朝王通评价孝文帝:“元魏之有主,其孝文之所为乎?中国之道不坠,孝文之力也!”又云:“太和之政近雅矣,一明中国之有法。惜也,不得行穆公之道。”
唐代名臣虞世南在《论略》评价孝文帝:“后魏代居朔野,声教之所不及,且其习夫土俗,遵彼要荒,孝文卓尔不群,迁都山解辫发而袭冕旒,祛毡裘而被龙衮,衣冠号令,华夏同风,自非命代之才,岂能至此?比夫武灵胡服,不亦优乎!然经国之道有馀,防闲之礼不足,臣主俱失,斯风遂远。若其威仪技艺,鲁庄公之匹也,亏损盛德,吁可惜哉!
宋代著名史学家司马光评价孝文帝说:“选举之法,先门地而后贤才,此魏、晋之深弊,而历代相因,莫之能改也。夫君子、子人,不在于世禄与侧微,以今日视之,愚智所同知也;当是之时,虽魏孝文之贤,犹不免斯蔽。故夫明辩是非而不惑于世俗者诚鲜矣。”
北宋欧阳修评价孝文帝:“其私后魏之论者曰:魏之兴也,其来甚远。自昭成建国改元,承天下衰弊,得奋其力,并争乎中国。七世至于孝文,而去夷即华,易姓建都,遂定天下之乱,然后修礼乐,兴制度而文之。考其渐积之基,其道德虽不及于三代,而其为功,何异王者之兴!“
南宋叶适评价孝文帝:“用夏变夷者,圣人之道也。”又认为:“孝文志切有为。”“有舜,文王之姿。”
一代大儒真德秀评价孝文帝:“元魏孝文号为贤主。”
明朝著名学者解缙评价孝文帝:“有宋则及于汉而过唐……辽惟圣宗,道宗二主历九十年,金惟世宗,章宗二主历四十余年,皆与宋讲和,号为承平。然以元魏孝文兴礼乐,崇文治方之,恐犹有径庭也。然则宋之为宋,比之汉唐而有光;辽金之为辽金,比之元魏而犹歉。“
明代大文学家、史学家王世贞:“自三代而后,人主文章之美无过于汉武帝、魏文帝者,其次则汉文、宣… …元魏孝文… …凡二十九主。 ”
清代大史学家赵翼:古今帝王以才学著者,曹魏父子、萧梁父子为最,然皆生自中土,绩学少年。惟魏孝文帝,生本北俗,五岁即登帝位,此岂有师儒之训,执经请业,如经生家所为,乃其聪睿夙成,有不可以常理论者。……可见帝深于文学,才藻天成,有不能自讳者,虽亦才人习气,然聪睿固不可及已。其急于迁洛,欲变国俗,而习华风,盖发于性灵而不自止也。
联系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