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及五代是任土作贡的土贡制度,此时的处州龙泉容尚未形成自己的风格,处在学习和模仿越窑的前龙泉窑时期(龙泉窑真正形成自己的风格当在北宋末年及其以后),舍越州秘色而以龙泉仿品进贡皇室基本是不可能的。且文献就所见五代到北宋初年钱氏向中央政府进贡瓷器往往言秘色或越器,也能肯定是越窑瓷器无疑,所以关于秘色之说未必可信。
至于北宋末年,龙泉窑场根据内廷所颁标准样进行生产的原因可能出于以下三条:是为了生产达到官府标准的实物税和官物。官府颁布瓷样的制度从晚唐就开始存在,五代邛審及北宋早期越窑遗址均出土有'瓷样'铭记的模具和瓷器残片。
二是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窑器'条引南宋叶寘《坦斋笔衡》所载'本朝以定州白磁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容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为魁。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文中河北和江南大地区平行排比,而河北的汝州、邓州、耀州三地所产瓷器服务于北宋皇室或官府有文献记载或出土实物为证。
这种排比是否也说明当时处州龙泉县窑也像前几处窑场一样受命为皇室烧造了瓷器?这颇值得思考以及考古资料证明。三是徽宗当政时期,为了统全国的祭礼器,政府制定并绘制了各种礼祭器物的生产规范下发,要求生产者遵照执行,所以烧造弦纹炉一类的各式瓷质祭器,成了龙泉窑、定窑、汝窑等同时期各窑场的通制。也正因为如此,在已知清官旧藏龙泉窑瓷器中属于陈设类和礼祭类的炉、瓶オ占绝对多数。
南宋是龙泉窑生产的高峰期,其产品不仅行销江南各地,也大量销住海外,而且以日用类的碗、盘为最大宗产品。南宋临安城址考古出土瓷器中有大量的龙泉窑瓷器,可见在当时的都市生活中龙泉窑瓷器已经拥有一定的地位。与之相应,在南宋六陵也出土了白胎龙泉窑瓷器,这又从另个角度证明龙泉窑瓷器进入了南宋皇官内。
作为南宋宫廷旧物的龙泉窑瓷器,经元、明、清承传下来便成为今日所见清官旧藏宋龙泉窑瓷器的主要来源。不过,龙泉容瓷器在南宋时期进入皇官的方式和途径史料阙载,有学者认为当时在处州已经有了'处官府监控下的南宋官窑'。这虽极有可能,但揆之两宋官窑制度,皇室命地方官府生产瓷器多发生在两宋之际而清宫旧藏的龙泉窑瓷器多是淳煕(1174~1189年)以后的龙泉窑产品的特征,距南宋建立已有半个世纪之久,这种时间上的差异显示进人入南宋皇宫内的龙泉窑瓷器并不是两宋之际命地方政府(或地方官窑)烧造的产品。
同样在制度上,南宋既改革了北宋早期类同白取的行人制,也是土贡制度衰竭的时期,官用物资的采办主要依靠科率制和抽税法,所以龙泉窑瓷器进入皇官的途径当不外科率制和抽税法两种。
元统一江南后,一方面沿袭宋朝鼓励外贸的经济政策,瓷器仍然是仅次于绸缎的大宗外销商品。在西亚、东非一些重要遗址出土的中国元代瓷器中,龙泉容瓷器均占有相当的地位。另一方面,元代实行匠籍制,从元初几次在浙西大规模搜括工匠的情况看,大量无技艺者尚在其中,可知身怀窑业技术的龙泉窑瓷器匠人也必然会被搜括为官匠,制瓷工匠成为官府拥有的生产资料并从事生产叫,故而这一时期应该有大量隶属官府的龙泉窑场存在。
史料中也有龙泉審为皇宫烧造瓷器的记载。《元史》卷七四《祭祀》三记载:'中统以来,杂金宋祭器而用之。至治初,始造新器于江浙行省,其旧器悉置几阁。'
明代是龙泉密生产史上与皇宫关系最密切的时期,处州从洪武时期就开始承担为皇宫烧造瓷器的任务。
《明会典》卷一九四《工部》一四'容治・陶器'条载:
'洪武二十六年定,凡烧造供用器皿等物,须定夺样制,计算人工物料。如果数多,起取人匠赴京,置窑兴工。或数少,行移饶、处等府烧造。'
据此,不管所需瓷器数量多少,处州都承担了一定的生产任务。所以,不仅南京故宫遗址出土了大量的明初龙泉青瓷,而且在故宫收藏的清宫旧藏瓷器中也有大量的明代龙泉青瓷。和宋元时期相比,清官旧藏的明龙泉窑瓷器中,日用器的比值已大大增加,说明处州窑的产品除了充当祭礼器外,已成为皇宫日常用器具的重要来源。
《明宪宗实录》天顺八年正月条记载：
'江西饶州府、浙江处州府,见差内官在彼烧造磁器,诏书到日,除已烧完者照数起解,未完者悉皆停止。差去官员,即便回京,违者罪之。'
说明至少到天顺时期,一直都有从北京派来的太监在处州督陶。参考《明宣宗实录》洪熙元年)九月己西,命行在工部、江西饶州府烧造奉先殿太宗皇帝几筵、仁宗皇帝几筵白磁祭器';'(宣德二年)十二月癸亥,内官张善伏诛。善往饶州监造磁器,贪酷虐下人不堪,所造御用器,多以分馈其同列,事闻,上命斩于都市,枭首以循';《明史》卷八二《食货志》云:'宣宗始遣中官张善之饶州,烧造奉先殿几筵龙凤文白瓷器,磁州烧造赵府祭器。逾年善以罪诛,罢其役。'以太监充任督陶官是在最德镇设立御器厂的主要标志之一。
所以,有太监督陶且产品大量进入明官廷的龙泉窑场,绝不只是偶尔承担了生产宫廷用瓷的任务,而应该像景徳镇一样有专门为皇室生产御用瓷器的御窑存在。
枫洞岩窑址出土的碗、盘、执壶等龙泉青瓷的造型,与景德镇窑场为皇宫烧造瓷器的同类器相同;在清宫旧藏瓷器中,部分明代早期龙泉窑瓷器的造型、体量和纹样又与景徳镇同一时期的产品相同明,两容有极大的致性,说明两地審场使用了同样的官样,这与《明会典》记载洪武二十年的相关规定吻合。
元代龙泉窑生产的青瓷器中已有官府用瓷,实物证据是韩国新安沉船出土的'使司帅府公用铭'瓷盘。和元代一样,龙泉窑场也是明代官府用瓷的主要产地。明代官府对外贸易和赏赐也大量使用瓷器,自洪武时期开始,外贸四和赏赐四用瓷常以万计。从肯尼亚沿海各遗址所见明代瓷器看,郑和下西洋所携瓷器中的龙泉窑青瓷器,绝对数量远远多于景德镇的青花瓷器。
永乐时期,琉球国使臣曾私自到处州购买青瓷,这一方面说明龙泉窑瓷器极有可能就是'不贵纨绮,惟贵磁器、铁釜'的琉球国所看重的'磁器',另一方面也说明,明朝初年以来官府垄断下的瓷器贸易已不能满足海外市场的需要,外销数量的骤降和其体现的市场萎缩,反过来必然会制约生产的规模。
综合文献可知,在一般的官府用龙泉窑瓷器外,最退从元代至治年间开始,龙泉容已开始为皇宫烧造瓷器,经明代洪武、永乐、宣德,直至正统、景泰、天顺时期,龙泉容一直是皇室用瓷的主要产地之一。目前的考古证据虽不能说明当年为皇官生产瓷器的窑炉、厂署的具体位置,换言之,虽不能肯定枫洞岩窑址是一处官府窑场遗址,但枫洞岩窑址的窑业堆积中有大量纹样精美、造型规整的瓷器残片,从其纹样、造型和胎釉看,都和清宫旧藏的明龙泉窑瓷器相同或近同,说明该窑址的产品在当时就进人了皇官,考古所得只是大窑枫洞岩窑址所产供应皇官的龙泉窑瓷器废品或落选品。这些出自非官府窑场的皇官用瓷,不仅是研究明初行移饶、处二州烧造制度的重要材料,也是探讨明初御窑制度的重要证据。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