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年史(拉丁文annales，意为“年鉴”)是一种特殊的、中世纪的历史编纂形式。在这种编纂形式中，无需文学志向，不用留意特殊的结构模式，而只要把每年发生的人文史与自然史方面的事件与传记式因素完全串联起来。
人们或许可以从两个原因来解释“编年史学”这一历史研究类别的形成。其一，自公元8世纪起流传下来的编年史或许是先驱，因为它们在古代名录上记下了相关历史事件(如亚述人的年官编年史[Limmu—Annalen]，公元前1200年后；大祭司[pontiffces maximi]编年史，大约公元前130/115年；古典晚期执政官名录；该撒利亚的优西比乌[Eusebions VOn Caesarea]年表，公元3世纪末、4世纪初)。这些记载对公元6—7世纪的年代记的形式结构产生了影响——如格西奥德(Cassiodor)、维克托·滕努嫩西斯(Victor Tunnunensis)和弗雷德加尔(Fredegar)等人的著作。其二，编年史产生于那些写在复活节布告牌边缘与中间的摘记。这些布告牌用于计算宗教年度中复活节的变动日期。只有通过复活节布告牌流传下去的、由基督诞生开始的救赎史纪年(计算肉体化身的时间)，一种有约束力的、单纯的个人性统治纪年才得以提供更为宏大的方向指引。
年代记被视作个别作者提供给广大读者的、经过文学修饰的作品。与此相反，编年史最初是由众多佚名作者一步步、一年年地前后相继完成的。编年史经常通过数代之手，偶尔还会对此前日期做补充。它没有文学要求，并且最终是为了完成独特的目标，其中很大部分是供修道院共同体交流所用。不过，它也经常在不同修道院之间进行交流和抄写。因此，这种地理上的报道视野几乎总是局限在地区之中，而非集中于该特别区域相关的特别事件(如军事行动)。但是，早期编年史的诞生与使用的关键环节可追溯到亲近加洛林王室的修道院。由于编年史具有多种适用性，并且满足政治上的解释要求，它在公元8—9世纪借助加洛林王室的法令得到了有力而广泛的传播。不仅如此，其发展还应该感谢公元8世纪的最后10年所出现的《法兰克王国编年史》(Frank．Reichs．Annalen)。该书被加洛林王朝政府作为官方历史资料来使用，并且为其独特政治的意识形态化描述而服务(为公元788年罢免巴伐利亚公爵塔西罗[Tassilo]一事辩解)。即便在《法兰克王国编年史》分解为三种续写版本(东部王国：Fuldaer Annalen；洛林王国：Xantener Annalen；西部王国：AnnalesBertiniani)之后，在对于法兰克王国分裂的完全不同评价中，这些编年史也传递着该体裁的政治意图。
自公元9世纪下半叶后，编年史与年代记之间的差别变得模糊不清：残缺不全的事件变得仔细详尽；当代史获得了较为重要的地位；不再是前后相继的众多作者，而是一位独立的、从佚名身份中脱颖而出的作者负责整个作品。有关这种属性转变的精辟例证是那本由赫斯菲尔德的兰佩尔特(Lamperts yon Hersfeld)完成的编年史。该书截至1077年，内容丰富，极为详尽地汇编了地方编年史与从古代晚期到中世纪早期的年代记，并一直延续到亨利四世(HeinrichIV．)执政时期的当代尖锐斗争事件。假如编年史最迟在13世纪被另一种历史编纂学形式所取代，那么在中世纪晚期仍然有像编年史般组织起来的、间或带有另一种例如谱系式的、相互交叠的历史著作，如约翰内斯·德乌提诺(Johannes de Utino)的《世界年代记》(Weltchronik)——这是供操日常用语的公众所用的书籍。近代之前，最晚零星出现编年史传统的例证是到1627年才中断记载的黑森林圣乔治修道院编年史。然而，“编年史”的概念仍然是口语化的。它被用作通俗描述商号、协会与社团历史的标志，或者被用作近代之前所出期刊的题名。
与年代学不同，编年史学很少借助对于事实的有意识编排来塑造历史隐喻性的解释规则。尽管如此，那种认为编年史仅仅是为了传递事实信息的看法只有在考虑过下列前提时才能生效：即《法兰克王国编年史》所传递的历史画面，或根据使用者的兴趣所选择记录之事实的多样性，究竟是如何表现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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