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博物馆的名气，虽然没有国博和故宫博物院那么大，但它的管理水平和馆藏文物之丰富，在业内是有口皆碑的。尤其是它的馆藏青铜器，数量惊人，档次很高，被誉为中国青铜器的“半壁江山”。为什么上海博物馆能够有这么多青铜器，除了历史传承、私人捐赠、出资购买等途径之外，竟然还有不少是从冶炼废铜中淘到的。 在建国之初，为了支援国家建设，各地开展了炼钢的项目。但是，对于废铜废铁的回收冶炼，却只有上海才具备当时最为先进的设备和技术。因此，几乎大半个中国的废铜废铁，都被送至上海冶炼厂处理。此时有些专家就敏锐地发现了问题：这么多铜器铁器，说不定有些是文物，白白熔化了太可惜。
因此，上海方面就召集了当时的一些文物工作者，专门守在冶炼厂，就是为了清理各地运送过来的文物。也就是这个无比正确的决定，挽救了相当多的重要文物，其中就包括今天要说的这件乳钉纹管流爵。
这件文物在1959年时，从即将被冶炼的废铜中找了出来，当时就让文物专家大吃一惊。因为它的造型和纹饰，都相当独特，带有一种神秘感。
它明显是一件饮酒器，而且就是我们熟知的爵，但是它却和平时的爵有所不同。通常来说，倒水的那一端，我们称之为流。一般的流，都类似于圆管的一半。但是，这件乳钉纹管流爵的流，却是整体的圆管。这种结构，在现代看起来并不足为奇，但在青铜器时期的商周，却是不多见的。
另外，这件文物从整体上来看，是比较朴素的，并没有太过复杂的纹饰。但是在它的腹部，却有着两排细小的乳钉纹，这也是该文物被命名的特征之一。按理来说，此文物定为商周时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范围实在太过笼统，而且，这种乳钉纹在商周时期，圆孔一般是空心的。
这就让专家们犯难了，将其定为商周看似合理，但流的形状和乳钉纹的特征又不太吻合。可是，再往前推，又实在没有把握。在当时二里头遗址刚刚被发现不久，实在不敢随便做出夏代文物的结论。
许多人可能会问，为什么不用科学仪器的方法来测量它的年代呢?这是因为当时的各种元素配比，都是人工进行的，都是一种经验的产物，因此很难精确断定。所以，长期以来，科学仪器只能作为一种辅佐手段，更多的还是根据实物对比、科学考证、文献记载等等方法。
因此，这件被命名为乳钉纹管流爵的文物，一直也没有完全确定年代。直到六年之后，二里头文化遗址的一份考古报告，才给上博专家足够的理由。当时，公开了一件管流陶爵，就和这件青铜爵有着惊人的相似，它们与后来的商周时期的铜爵，截然不同。
更为关键的是，这并不是孤证。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被发现的大甸子遗址，被认为是北迁的夏朝人居住地。当地的一座墓葬中，又出土了一件管流陶爵，还是同样的造型，同样的味道，那就是来自于夏朝的味道。所以，将这件文物定为夏代的，应该是有着充分的根据，并不牵强。
可惜的是，这件文物来源于废铜之中，我们对于它的发掘地或者传承的经历一无所知。另外，它被发现时，三只铜足已经破碎，现在看到的，是修复专家根据想象制作完成的。也许真实的夏代乳钉纹管流爵，还是有所区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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