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二十四位大臣》局部。萧瑀为右者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勇夫安知义,智者必怀仁。”
人间圣君、太宗李世民,其经天纬地之才,同样绽放于诗坛文苑,为历代子民留下近百篇诗赋佳作。他曾怀抱琼宫华殿,聆听雪落弦鸣,大唐风物在他笔墨之间初露神韵。贞观九年的某一日,他蓦然有所感触。他见寒风呼啸而过,唯有强劲挺拔的野草,才不被吹得东倒西折。“疾风知劲草”太宗于素笺上飞白纵横,将东汉光武帝称赞名将王霸的名言悠然吟出,赋成一首五绝。这首诗,他只想送给一个人,一位品性刚直如劲草的开国功臣,遂将此诗题为《赐萧瑀》。
江南有萧郎 西北入长安
倘若南梁的国祚再绵延数十载,萧瑀成人时,定是江南繁华地的翩翩皇子。兰陵萧氏,起于西汉位列三公的大臣萧望之,东晋末年已成天下门阀,在南朝更是齐梁时代的皇室,直至五代十国时期方与天下世族共同没落,堪称绵延千载的名门望族。无怪古人赞云:“名德相望,与唐盛衰。世家之盛,古未有也。”
萧氏一门福泽子孙,曾出过二十一位皇帝、三十多位宰相,而且多是风流出众的文人雅客,于经史、诗文、书画、音律方面皆具极高的造诣。单以距萧瑀最近的南梁为例,开国皇帝萧衍修编民间乐府,昭明太子萧统有《文选》行世,萧瑀之祖父萧察致力于注疏佛经,其父萧岿更有十四卷经籍杂论传世。至萧瑀时,史官一笔“聚学属文”,道出其嗜学之性。至于其作品,正史仅记载一篇驳斥刘孝标《辩命论》的散文,名曰《非辩命论》,时人皆称之。此文旨在论述人秉天地而生,吉凶祸福不能全部归咎于天命,也由个人言行善恶所致。而其行文遣词,却因日久散佚不得一窥全貌。
萧瑀生活的时代,物换星移,陈朝代梁,自祖父始萧氏仅辖江陵一州,延续帝王残梦。他九岁时,也不过是郡王的封号。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萧家又带给他另一种身份的尊崇。因父亲与隋文帝交好,他的姐姐虽无缘梁朝公主的尊号,却有幸嫁入晋王府,在助夫夺嫡后,成为隋炀帝身侧母仪天下的萧皇后。自萧妃出阁,他也随姐姐客居隋都。萧氏王气渐收,却因这对姐弟再次创造家族的奇迹。或许是家世的衰颓和局势的动荡,萧瑀无法学祖辈那般醉游江南,潜心于文艺修习。然而世事浮沉,他拥有更多英武特质,能够在即将到来的隋唐乱世中,继续顽强地生存。
出于对萧家的敬仰与对萧后的爱重,隋炀帝即位后,对萧瑀亦十分青睐,委以机要。而起初,萧瑀却对朝中富贵淡漠视之。有次遇风疾,他却不急于医治,反而劝慰家人:“倘若天假余年,我便决心归隐。”萧后只好出面教导幼弟:“你的才智,足以扬名显亲,岂可轻毁形貌贪求隐逸?”他这才重燃进仕之志,在炀帝提携下加官进爵。南朝四百八十寺,原来,南梁先祖遗传给萧瑀的,还有一颗敬佛礼佛的虔敬之心。他自幼学佛,常向空门高僧讨教佛经,是个俗世间的修行人,故而能够超脱权贵与身份的枷锁,淡看生死荣辱。
历来修佛之人,在旁人的印象里,多半宽简洪量,笑容亲和,为人做事皆透着从容慈悲。多年修佛的萧瑀,却生来一副端正耿介的脾性,容不得世间半点污秽,即使面圣也无半分收敛。炀帝在位时,骄奢无道,却被萧瑀屡屡进谏,终于由爱转憎,情分日疏。
然而萧瑀不为所动,依旧怀着佛家的善心为炀帝尽忠尽职。大业十一年,炀帝出征高丽时,巡行北部边塞,竟在雁门关遭数十万突厥兵马围攻。情形危急时,萧瑀又站出来慷慨陈词,请求炀帝下旨停止进攻高丽,这样兵士在归乡的鼓舞下便可一心御敌。谁知,炀帝在突厥退兵后出尔反尔,却为了挽回帝王颜面,将无辜的萧瑀降为河池太守。
萧瑀毕竟是将相之才,一入河池,便将这座京师附近的郡县治理得井然有序。当时河池盗匪横行,他暗中招募勇士,设奇计而破之,加之淡泊财帛,更把收缴的财物都赏给有功之人,河池官民皆愿为他效力。十三年,作乱的枭雄薛举进犯河池,萧瑀竟也举兵击退,从此叛贼再不敢觊觎,郡中大安。
萧瑀与隋主的关系,绝非萧后胞弟那么简单,他自己更娶文帝独孤皇后的亲侄女为妻。这样一来,他不仅是隋朝红极一时的外戚,更和未来的唐朝皇室结下难得的姻亲关系。隋朝的唐国公、大唐新皇李渊,正是独孤皇后的亲外甥,萧瑀妻的表兄,两人在隋廷便是知交好友。太宗李世民,更应尊称他一声姑父。这似乎已经预示着,萧氏的福分不会因朝代更替而损毁,若处事得当,反而有更上一层楼的机缘。
出任河池太守的这段时间,京城已是风云突变。晋阳起事的李渊入主长安,向萧瑀修书一封,请他回长安同谋大事。萧瑀见机知命,料定隋室气数已尽,这位相识已久的表兄定能完成兴国大业,遂以河池郡归唐。回到长安,朝堂易主,萧瑀却受到更多的礼遇,官拜尚书,封宋国公。高祖李渊每当临朝听政,必赐他御榻以示爱重,更因表亲之故,亲切地称他“萧郎”。
萧瑀继承南朝先帝文治武功的禀赋,在初唐的战场上同样立下功勋。秦王讨伐洛阳王世充时,他亦作为府司马随军出征,以“预军谋”之功拜为宰相,位极人臣。这期间帝国草创,百司待立,高祖将国典朝仪等要务委于萧瑀。他更是孜孜以勉,不容半点疏漏,其严谨审慎令时人畏惧,连高祖也为之叹服。
武德初,高祖责问萧瑀,为何政令颁布如此迟缓?他则淡定地以理相喻,自言己在隋朝时,百官若发现前后政令相悖,便不知所为;如今百业待兴,皇帝政令关系社稷安危,所以他收到政令,必然仔细勘审,确保不与之前的法令乖背。“迟晚之愆,实由于此。”高祖闻言,也只得拊手道:“卿能用心若此,我有何忧?”
尽管如此,萧瑀的奏报、提议大多仍被采纳,高祖以为,“得公之言,社稷所赖”,特赐金优赏。萧瑀的性情可贵在一以贯之,他不因唐主的恩遇封赏而折节,百般推却才不得已接受赏金。起初,他在关中尚有田宅家业,早已赏于功臣,高祖特地赐还,萧瑀不曾顾惜,都送给宗族子弟,独留庙堂一座,以供祭祀之用。
疾风知劲草,时穷节乃见。萧瑀作为南梁后裔,历仕隋炀、唐高,经历人生的大起大落,唯独不变的是他刚正不阿的气节,还有仗义疏财的显豁。太宗以此旧典赠萧公,恐怕亦是赞其坚如磐石的心性。然而凡事过犹不及,萧瑀的耿介有时是美德,有时却是致命要害,其命途奇诡之处,更在贞观一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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