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错·达布老（གཙོས་རྟམ་ལོ།）
“甘加部落（རྒན་གྱ）”原为多麦“卡加六部”之一。大约形成于宗喀王朝（唃厮啰政权）后期。早期的甘加部落分为上下二部。“甘加上部”为现在的甘加乡和拉卜楞镇；而“甘加下部”为今天的桑科乡。也有人说，甘加下部还包括科才和多哇的一部分，这还有待考证。根据《明史》、《地方志》等记载，明正德至嘉靖年间，大批的东蒙古铁骑进入青海环湖地区，迫使青海湖周边的汪什代海、都秀、刚察、达仓、果密、切扎以及阿柔等藏族部落南迁。其中刚察族（རྐང་ཚ།）、达仓族（སྟག་ཚང་།）和策察族（ཚར་ཚ།）的一部分牧户迁徙之甘加下部的达尼地区，随后，就形成了卡加六部之达尼刚察（ད་ནའི་རྐང་ཚ།）。二百余年后，随着青海蒙古的衰败，刚察等原环湖藏族部落开始北迁，历经百余年，冲破了清廷的重重阻拦和血腥镇压。最终，甘加下部的大部分刚察族返回故土（青海湖边）。于此同时，甘加下部之地又相继迁来历世嘉木样、贡唐仓、德哇仓、华锐仓等活佛的亲属或香火户来此落户，便形成了“桑科七部”。随之，“甘加部落（甘加上部）”和“桑科七部（甘加下部）”均归为拉卜楞寺拉德八大部落。
现在的“甘加部落”位于夏河县北瑞，东邻霍尔藏（ཧོར་གཙང་།）四部和河州（ཀ་ཆུ།），南连南木拉（གནམ་ལྷ།）部落和拉德（ལྷ་སྡེ།）四部、桑科（བསང་ཁག）部落，西北均与青海省同仁、循化二县为界。“甘加部落”包括“甘加六措哇(རྒན་གྱའི་ཚོ་དྲུག)”即畦尔塔（བར་ཐ།）、斯柔（སུ་རུག）、卡加（ཁ་གྱ）、仁钦（རིན་ཆེན།）、西果日（ཞིལ་སྐོར།）、甘加贡玛（རྒན་གྱ་གོང་མ།），以及日俄（རི་སྔོན་ནམ་རྭ་ངན།）、哇德（དབལ་སྡེ།）、卡尔囊（མཁར་ནང་།）、扎嘎塔哇（བྲག་དཀར་མཐའ་བ）、肖普（ཞོ་ཕུག）、拉纳（གླ་ནག）、德让（སྟག་རིང་།）、察卡（ཚ་ཁ།）、姜夏（ལྕང་ཤར།）、佐海（རྩེ་དབུས།）等措哇或村落组成。
今“甘加部落”境内有始建于十一世纪初的雍仲卡尔（གཡུང་དྲུང་མཁར།即八角城）和苯教古刹佐海寺（རྩེ་དབུས་དགོན།）；佛教名寺白石崖寺（བྲག་དཀར་དགོན།）、甘加尼玛隆静修院（ཉི་མ་ལུང་རི་ཁྲོད།）、日俄扎西盖潘寺（རྭ་ངན་དགེ་བཀྲ་ཤིས་དགེ་འཕེལ་དགོན།）、肖普噶丹拉卡静修院（ཞོ་ཕུགདགའ་ལྡན་ལ་ཁ།）等；还有16万年前藏族始祖“噶氏（སྒ）”——“丹尼索瓦人（夏河人）”的故居白石崖溶洞（བྲག་དཀར་གནས་ཁང་།）、斯柔猪头城（སུ་རུག་ཕག་མགོའི་མཁར།）、卡加古城（ཁ་གྱའི་མཁར།）等文化遗址。因此，甘加地区在历史上是个文化名镇、军事战略要地，也是兵家必争之地。
一、甘加部落的族源及土官
说起甘加人的族源，可以非常自豪地说：“我们是16万年前居住在白石崖溶洞（བྲག་དཀར་གནས་ཁང་།）的藏族古老姓氏'噶氏’的后裔”。因为，2018年至2019年，陈发虎院士团队对甘肃省夏河县甘加乡白石崖溶洞发现的远古人类下颌骨化石进行研究。随之，发现该化石目前是除阿尔泰山地区丹尼索瓦洞以外发现的首例丹尼索瓦人化石，也是目前青藏高原的最早人类活动证据（距今16万年前）。又据藏史《日宗美朵吉策》记载：“'噶氏’、'穆察噶氏’等居住在古阿夏之地（《རུས་མཛོད་མེ་ཏོག་སྐྱེད་ཚལ།》བྱ་བ་ལས།“འ་ཞ་ནས་རྒ་བྱུང་སྟེ།”）”，古阿夏的地域就在青藏高原的东北部即今天的甘、青、川地区。又据藏史记载：“大约公元前4291年左右，生活在青藏高原东部的穆察噶氏（མུ་ཚ་སྒ།）的几个大祖群形成联盟，对周边的部落和国家进行争战，并取得胜利，稳固了在青藏高原东、北部的统治地位。”因此，远古甘加的土著居民是“噶氏”和“穆察噶氏”。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时，古象雄王国统一了青藏高原。随之，雍仲苯教传播到索贡川（甘加）及东部汉藏边境线上的藏族古老氏族部落。至到今天，甘加仍然遗存有雍仲苯教之血脉——佐海寺和雍仲卡尔。
据传说古象雄王国经过千年后，由盛变衰，最后解体为四十多个国家，其中多麦建立多弥国、白兰国和阿夏部落联盟国等。现隆务河、湟水、大夏河（包括甘加）、洮河、白龙江、黄河上游和庄浪河流域都属阿夏部落联盟。《汉书》记载：“河南（今甘青黄河以南）大幵（jian）、小幵”。大幵羌和小幵羌就是“噶氏”和“董氏”一支生活在隆务河流域和大夏河流域（包括甘加）的古羌人部落。近年来，八角城附近地方发现许多文物，有新石期时代的陶片等自汉代至清代以来的条砖、方砖、柱础、铜耗牛及汉钞王莽刀币等，充分说明早在远古时期，就有人类活动频繁的迹象和悠久的历史文化遗存。
隋唐时期，“木雅噶氏（党项羌）”的北迁和吐蕃王朝的崛起，“甘加部落”之地迎来新的居民——“木雅噶氏（党项羌）”和“董氏十八察系”及其它姓氏。又据嘉萨格西所著的《热贡宗谱》中记载，632年，为了戍边守土，松赞干布先后派噶尔·东赞宇松、角茹·尖参玉贡、东征钦派大元帅霍·格勒更炯、马兵总帅旺赞桑华勒、尚拉勒恐热、象雄大元帅琼布·奔松泽等9人分别至汉藏交界的秦岭一带戍边，其中噶尔·东赞为主帅，驻扎在青海湖附近，其部族之后裔至今尚在甘加附近一带。（注：嘉萨格西：《热贡宗谱》（木刻版），成书于明初。）甘加隔道山梁即为瓜什则乡，整个乡为一个大部落，即为噶尔氏戍边军人的后裔。另据《元和郡县志》记载：“唐玄宗开元三年（715年），唐将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在索贡川（今夏河县甘加乡境内）置镇西军”。《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天宝十三年（木马年 公元754年），唐将哥舒翰在枹罕西80里索恭川（今甘加乡境内）置天成军”。镇西军和天成军就是甘加斯柔（སུ་རུག）古城或卡加（ཁ་གྱ）古城初建的记载。
传说，大约在公元十世纪初，生活在黄河对岸巴燕戎格地方的吐蕃玉察将军后裔中的三弟兄到这边来，先在循化道维的东日地方生活了一段时间，现在那里还自称是甘加洪布后裔的牧户。后来这三兄弟移牧到甘加川定居，并以吐蕃贵族的身份统领甘加的土著居民。据《文都寺志》载：“藏历第一个饶迥的土龙年（1028年），雍仲城（གཡུང་དྲུང་མཁར།今甘加八角城）为吐蕃河湟首领唃厮啰之部将筑成据守。”《雍仲佐海寺志》也载：“佐海寺创建于藏历第一个饶迥的土龙年（1028年），与此同时，在本寺对岸筑有宗喀王及木雅噶氏的雍仲城。”《雍仲佐海寺志》又载：11世纪初，这里（甘加）已人丁兴旺，“有农牧民数千户，一派繁荣景象”。《安多政教史》又记载：“尖扎洪布的儿子玉拶将军（གཡུ་རྩ་དམག ་དཔོན།）到这里来的后裔。”具体记载：“玉拶将军到大夏河河谷地带生活，其有三妻，小妻生帕尼（ཕ་ནེ།）、超嘉（ཁྲོ་རྒྱལ།）和南木拉（གནམ་ལྷ།）三子，长子帕尼的后代繁衍成卡加部落；超嘉的后代繁衍成甘加部落；南木拉的后代繁衍成南木拉部落”。这就说明，大约在十一世纪中叶，甘加部落已经形成。随后，于公元1164年“卡加六部”大首领播逋（པད་པོ།）联合邻族木波、陇逋（རོང་བོ།）、庞拜、丙离（འབུམ་གླིང་།）四族耆老大僧等立宗喀王后裔结什角(རྒྱལ་སྲས་སྐྱབས།)为木波四族长，号称“王子”。同时，在金的扶持下建立了吐蕃结什角(རྒྱལ་སྲས་སྐྱབས།)地方政权。百年之后，据藏文古籍记载：公元1227年西夏亡国后，一部分西夏人（མི་ཉིག）逃亡散落于今陕西、河北、安徽及四川成都附近一带定居，之后，逐渐融入到汉族中。剩余的二百六十多个大部落，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赛吾（མི་ཉག་སིའུ་རྒྱལ་པོ།）首领的带领下从河西南下穿越宗喀到达今甘南的甘加等地。逗留20多年之后留下党项十八秀中的华秀、尕秀、麦秀、勒秀、贡秀等一些部族，随赛吾沿岷江南下到今甘孜州的木雅、丹巴县、康定西部新都桥（ར་རྔ་ཁ）和阿坝州的松潘、茂县、金川等地定居。
元朝初年，超嘉（ཁྲོ་རྒྱལ།）的后裔被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任命为甘加部落的世袭百户（བེ་ཧུ།）。其为甘加卡加百户（བེ་ཧུ།）的始祖。藏历木虎年（1254年），萨迦派第五代法王八思巴赴京途经热贡、甘加、临潭和卓尼时，在甘加白石崖弘扬佛法。公元1260年（宋景定元年 蒙古中统元年），八思巴委派唃厮啰在积石山（སྟོང་རུ）的三房妻子乔氏之后裔仁青宗哲到河州全权管理整个西北藏族地区的所有军政及宗教事务。仁青宗哲当时经常巡防锡于热贡（རེབ་གོང་།青海同仁县）、踏白城（གཡོན་གཞོང་གླད་ཁའི་མཁར།临夏白源乡）、贡秀卡尔（དགོན་ཤུལ་མཁར།夏河县麻当乡）、雍仲卡尔（གཡང་དྲུང་མཁར།夏河县甘加乡）一带。为了有效管理散居于吉噶卡尔（ཅ་ཀྭ་མཁར།和政县）、巴松木（སྦ་གསུམ།康乐县境）等各地的藏族部落，他奏请八思巴同意后，率先在甘青藏族地区实行万户府、千户府等官职，这些官职拟由当地部落首领充任，并准其世袭。藏族地区土司制实际上源于此。（《甘肃藏族通史》洲塔、乔高才让著，Ｐ12－13页。）据《元史·马政》载：“中统二年（1261年），……吐蕃一十四道牧地，养牛、羊、马、犬、鸡等畜，设群牧所，隶太府监，甘肃中书省官牧设于夏河甘加等处。”在《甘加白石崖寺及仙洞简介》中说：“第五轮饶回（公元1267至1326年)间，大元帝师雄努桑盖到此拓展仙洞之门”。但是在这期间，没有大元帝师叫雄努桑盖的。雄努桑盖是否另有名字，需要进一步考证。
明清时期，甘加卡加百户（བེ་ཧུ།）昂钦本（དབང་ཆེན་འབུམ།）的后裔形成二个土官系统。一是原本甘加卡加洪布（བེ་ཧུ།）系统。二是昂钦本的侄子才秀（ཚེ་ཤུལ།）与勒秀（ཀླུ་ཤུལ།）兄弟俩的甘加七帐（བེའུ་ཚུགས་བདུན།）的土官系统。同时，甘加还有一个土官系统，那就是超嘉（ཁྲོ་རྒྱལ།）哥哥（被尖扎人杀害）的后裔交巴杰土百户系统。据记载说：“尖扎洪布的儿子玉拶将军的哥哥被尖扎人杀害，其后裔甘加交巴杰被任命为甘加土百户，交巴杰之子是甘加班智达”。甘加班智达就是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一世嘉木样为拉卜楞寺选址时，建议将拉卜楞寺建在甘加白石崖下的那位甘加喇嘛。该班智达统治甘加时约在清康熙末年，其向“卡加措周”征派僧人差和食物差，令向知格尔（白石崖寺）输送。另外，清朝初年，甘加部落被朝廷任命了一个千户，但由于资料缺乏很难确定是那个土官系统。据贡曲坚措所著的《甘加部落历史文化》中说：“藏历第十个饶迥的金鼠年（1600年）前后，从郭麦玉察地方来的始祖勒秀和热萨玛后裔中一位头人获得'千户’之印信。”也就是说“甘加七帐（བེའུ་ཚུགས་བདུན།）”的土官系统后来成为“千户”。而另有藏史记载：“火虎年（1626年），甘加卡·索南扎西（ཁ་བསོད་ནམས་བཀྲ་ཤིས། ）做施主，尤嘉嘎吉哇（དབྱིག་ཀྱ་བཀའ་བཅུ་བ།）创建了道维郭日寺（རྡོ་སྦིས་དགོ་རུ་གྲྭ་ཚང་།）”。又载：“藏历第十一绕迥之火鸡年（1636年）左右，甘加卡·索南扎西（ཁ་བསོད་ནམས་བཀྲ་ཤིས། ）为甘加千户”。也有人说：“甘加卡·索南扎西是甘加卡加土官系统”。还有待去考证。另据《阿莽仓·贡坚传》记载，公元1675年前后，今桑科的策察（ཚར་ཚ།）等部落属于甘加千户。
清康熙年间，甘加班智达重建白石崖寺。据贡曲坚措所著的《甘加部落历史文化》说：“甘加班智达于藏历第十二绕迥之木鸡年 (1705年)在白石崖寺始建一座'无柱的大经堂（ལྷ་ཁང་ཀ་མེད་མ།）’。”佛殿建成后，与尤嘉然卷巴于金兔年(1711年) 6月29日建立了显宗学院”。
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刚察囊索（རྐང་ཚའི་ནང་སོ།）和甘加的卡加百户（བེ་ཧུ།）等人，应嘉木样大师的意愿将地处大夏河畔扎西奇的冬窝子（三千只羊群的羊圈，寓意为僧侣可达三千之意）献为寺址。《安多政教史》也载：“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嘉木样回故乡选地建寺。次年，尊者率弟子，在察汗丹津夫妇的陪同下，巡行阿木去乎等地。最后选定扎西奇为建寺地点。由于扎西奇属于卡加六部之甘加部落领地，察汗丹津及刚察囊索、卡加百户（甘加卡加百户）向嘉木样奉献了该寺址和香火户。”拉卜楞寺在该地建成后，为表示对奉献寺址的谢意，每年赐给甘加卡加百户一匹马，一匹氆氇，一包大茶等礼物的惯例。《循化志》也载：“拉卜楞在甘家寨，青海蒙古郡王所辖”。这进一步说明，拉卜楞寺是建在“甘加部落”的土地上。
雍正四年（1726年）七月，清朝政府将向化族（卡加六部）、火尔藏族等大夏河上游各藏族部落，以部落为单位，分置成“南番二十一寨”， 设千户长一人（千户名叫哈罗藏他开）、百户十二人统辖。南番二十一寨诸藏族部落由河州同知遥隶。雍正十三年（1735年）三月，拉卜楞寺施主蒙古亲王察汗丹津（དཔོན་ཇུ་ནང་།）病世于河南牙帐。子敦多布旺扎勒先卒，嗣绝，诏以察汗丹津从子拉察布子旺舒克（བསྟན་འཛིན་དབང་ཕྱུག）袭扎萨克和硕亲王爵。乾隆八年（1743年），二世嘉木样久美旺布在拉卜楞寺坐床，管理“卡加六部”等部落和寺院。据《黄河南蒙古志》中记载：“到了二世嘉木样主持教务后，拉卜楞寺的宗教势力迅速增长，附属寺院和部落成倍增长，表面上亲王处于领导地位，大师嘉木样的影响力已经超过了其教区，波及青海各大寺院”。此时起初步形成以嘉木样活佛为核心的拉卜楞寺政教合一制度，遂于河南亲王府间的关系趋向于纯属宗教关系。水兔年（1783年）甘加千户索南扎西将“甘加部落”奉献给了二世嘉木样久美旺布。从此，拉卜楞寺向“甘加部落”派遣更察布，更察布的府邸在畦尔塔（བར་ཐ།）。火羊年（1787年）甘加千户索南扎西又将二次进藏的二世嘉木样久美旺迎之甘加桑格琼则塘（བསང་གི་ཁྱུང་རྩེ་ཐང་།）进行宴请。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九月，清廷将循化、贵德所属各番族划归青海都统兼管并分各番族为“生”、“熟”二种，南番二十一寨被划入“生番”。无论生番熟番，均要纳粮。又以内陆汉回民充任“歇家”，主持交纳粮赋，征调徭役和充当词讼翻译诸等事宜。清乾隆六十年（1795年），拉卜楞寺得到河州总镇衙门特许，设置“臬仓”。与此同时，就形成了拉卜楞拉德八大部落，甘加部落就是其中之一。
民国初年，青海军阀马麒欺压拉卜楞寺及甘加等藏族部落。随后，在五世嘉木样活佛之佛父贡保东知的组织和领导下，公元1924年（民国十三年），黄河南部拉卜楞为首的藏族部落联军与残暴的马家军在甘加滩血拼三天三夜，给宁海军以极其沉重的打击。马步芳所率的第一营被欧拉人冲散后死伤略尽，马步芳本人也险些丧命，“钻入甘家八角城一个土洞里躲藏了三天之久才脱险”。公元1927年（民国十六年）四月，国民政府将拉卜楞地方由青海划归甘肃，并成立了拉卜楞设置局，直接隶属于甘肃省政府。公元1928年(民国十七年)三月，拉卜楞设治局改为夏河县，夏河县辖区包括今夏河、碌曲、玛曲三县之地。并成立拉卜楞游击司令部，黄正清任“拉卜楞保安司令”。并在拉卜楞嘉木样活佛教权所辖范围内抽壮丁5千人，编为三个团、一个营。同年，“河州事变”导致河州、临潭回、汉6000多人逃到卡加六部之甘加、黑错、卡加、南木拉等处。1949年，拉卜楞拉德八部落得到和平解放。1950年建甘加乡，1958年改为甘加公社，1987年又改为乡。现改为甘加镇。
二、甘加的主要部族和措哇
“甘加七帐（བེའུ་ཚུགས་བདུན།）”：“甘加七帐”形成有三种大同小异的说法。一是据《益项更登达智传》（གཡེར་གཤོང་དགེ་འདུན་ཟླ་གྲགས་ཀྱི་རྣམ་ཐར།）载：“多麦宗喀的郭麦玉察（སྒོ་མེ་གཡུ་ཚ།）地方的才秀（ཚེ་ཤུལ།）与勒秀（ཀླུ་ཤུལ།）兄弟俩，因某种原因离开故土到这边来。他俩寻找这边原先的族人来到道维神山伊特哇坚（གཡུའི་ཐུལ་བ་ཅན།）的山脚下，驻住牧了一段时间。后来，到霍尔藏曲吾的勒奥当（སླས་སྔོ་ལྡིང་།）地方住了几年。一次偶然的机会遇见了甘加土官昂钦本（དབང་ཆེན་འབུམ།）说明了情况，并请求给个好牧场，随将甘加白石崖前的草场送给他俩。他俩把族属分成七户驻牧，便形成了甘加七帐（བེའུ་ཚུགས་བདུན།）。二是据藏文史书《郭芒寺志》记载：“后来，雅斯尔（今循化之藏语古地名）囊索（即内政官）的侍从才秀（ཚེ་ཤུལ།）与勒秀（ཀླུ་ཤུལ།）兄弟俩在此（甘加）驻牧。”他们俩是甘加卡加洪布（བེ་ཧུ།）的始祖昂钦本（དབང་ཆེན་འབུམ།）的侄子，来到叔父的领地繁衍，最终形成了甘加七帐（བེའུ་ཚུགས་བདུན།）。三是传说在早年，大德贤慧之血统的甘加卡加仓始祖昂钦本（དབང་ཆེན་འབུམ།）者，有位哥哥在青海湟水流域一带，他时常想念其弟昂钦本。为此，派遣才秀（ཚེ་ཕྱུག）和勒秀（ཀླུ་ཕྱུག）二子，嘱托他俩一定要找到他们离别多年的叔父。于是兄弟二人起程朝多麦南方的卡加地方，一路查寻来到道帏（རྡོ་སྦིས།）地方公认的披着猞猁皮大氅（གཡིའི་ཐུལ་པ་ཅན།）者大山神之山脉东南部，在一处叫作曲奥来傲当（ཆུ་སྔོན་ལྷས་སྔོ་ལྡིང་།）的地方暂住打听贤叔的下落。过了一段时间后，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晤面了他们的贤叔甘加卡加仓的首领昂饮本。当他们相互间谈了氏族的经历时，悲喜交替，一方见到了寻觅多年的叔父，一个巧遇到亲侄子，真乃天意也。昂钦本兴奋的说道：“俩位善良的侄儿为寻找我历尽艰难来到这儿，作叔辈的应表点心意，我决定送给你俩一处草、河、林齐全的地方。这美丽富饶的拉钦（ལྷ་ཆེན།）护法山的东西至达尔加年布山（དར་རྒྱལ་གཉན་པོ།）的旁侧，知格溶洞（བྲག་དཀར་ལྷ་ལྡིང་།）山脉以下，家神王年麻儿（གཉན་དམར།）统治的甘加地区均属于你二人。该地上部是百兽喜戏之处，中部是发展牧业之草地，下部是生长六谷的地方。”兄弟二人听从祖叔之教诲，成为甘加这块宝地的占有者。依靠祖叔的威望和这优越的草地，很快有了新的生机。过了一段时间后，把本族内出生的七位后裔，让他们分别分散在七处自立帐篷定居。这七户就是被后人称之为“甘加七帐”（ རྒན་གྱའི་བེའུ་ཚུགས་བདུན།）。
后来，该族中又出现一位叫勒秀的头人，他迎娶了岗茂萨（རྐང་མོ་བཟའ།）和瑞杂萨（རེབ་ཙ་བཟའ།）俩为妾妻。瑞杂萨的后裔经营牧业而得到很大的发展。岗茂萨夫人生了甘加喇嘛尕尔嘎（བླ་མ་དཀར་དཀར།）、洪布桑吉加（སངས་རྒྱས་སྐྱབས།）、洪布塔尔哇（ཐར་བ།）、朝杰本（ཁྲོ་རྒྱལ་འབུམ།）等四兄弟而一时声称为“岗茂四兄弟”。这位喇嘛是更苏阿哇钦布（ཀུན་གཟིགས་ལྔ་བ་ཆེན་པོ།）亲授弟子，在藏、蒙、汉三族地区颇有声望的共认喇嘛，汉族称他为“喀后万纳（ཁཱ་ཤི་བ་ན།），蒙族称他为“次来喇嘛”（ཚག་ལེན་བླ་མ།），藏族称他为“喇嘛尕尔嘎”（ བླ་མ་དཀར་དཀར།）。他建立了道韩江显尔（རྡོ་སྦིས་ལྕང་ཤར།）的七座佛殿等，取得了政教合一事业的很大成绩。甘加七帐洪布桑吉加迎娶了岗萨（རྐང་བཟའ།）为妻子，有天夜里这位贤妻梦见一位威严的土地神把猞猁裘的上衣搭盖在一头棕褐色黄牛背上，顷刻间自觉已孕育。不久生了一个男孩，取名投吉本（ཐུགས་རྗེ་འབུམ།），长大后承袭了父职。他是一位英勇的洪布，无论做什么事都象先祖一样津津有条，土地神似的护佑着氏族的业绩。由于他的胡髯长得呈棕红色，人们便美称为“洪布麻玛尔”（དཔོན་པོ་དམར་དམར།）。他有四子，长子旺钦本（དབང་ཆེན་འབུམ།）、次子阿尼切哇（ཨ་མྱེས་ཆོས་བ།）、三子甘加比丘者（དགེ་སློང་།）、四子才克加（ཚེ་མཁར་རྒྱལ།）。其中甘加比丘（རྒན་གྱའི་དགེ་ཚུལ།）者是位虔诚的香灯师，一生专心修善至圆寂，如同释迦善行者。家族向甘加度母神之化身贡日堪卓玛（གུང་རི་མཁའ་འགྲོ་མ།）请求指明如何料理后事，她授记道：“比丘者的陵墓之地一定要选择精确，这样，今后你们的后裔会兴旺富强，不断涌现出高僧。”弟兄们遵照贡日仓活佛的授记，请来一位较有名气的堪舆者去寻觅风水宝地。他们来到道韩赛强（སེ་ཆིང་།）上部一处山青水秀，鸟语花香，林木茂盛，这样迷人的地方，看到许多红色小山，好象围着一尊高僧，无论从前后左右那方看去都觉得是个风水极好的吉利地方。比丘者的墓地便选择在半山腰间，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仪式。堪舆者说道：“我为比丘者选择了这样好的墓地，今后你们氏族定会兴旺，我老人托付一件事，日后请多关照我的子女们”。长子旺钦洪布，从外表看去是个威严而可怕的人，但内心及举止确象菩萨大勇识，具备很多特长。有天夜里他梦见从知格溶洞的顶部升起磨盘似三颗太阳。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稀奇的声音道：“从此，你们的氏族进一步象金色的太阳那样幸福美满、兴旺富强”。他娶了霍尔藏头人（ཧོར་གཙང་འགོ་བ།）的女儿，并生了五子。长子勒本扎西（ཀླུ་འབུམ་བཀྲ་ཤིས།）是位具有各方面能力的人，承袭父职后，执掌着政教两方之权。他生了九个儿子，称为“甘加勒本九郎”。长子继承了父业、次子诺彦（ནོ་ཡོན།蒙语官名）洪布罗桑彭措（བློ་བཟང་ཕུན་ཚོགས།）、三子拉本扎西（ལྷ་འབུམ་བཀྲ་ཤིས།）、四子格西罗桑丹增（དགེ་བཤེས་བློ་བཟང་བསྟན་འཛིན།）、五子尊者西热卜图道（བཙུན་པ་ཤེས་རབ་མཐུ་སྟོབས།）等。其种三子拉本扎西不同于一般人，奋方祀奉三宝，是个文武双全，胸心宽扩的人。想要一位家族幸福美满，和能相处，贤德通理的良家之女。于是，迎娶了父辈所订，家乡那边的高哇（མགོ་བ།）、麻尔哇（མར་བ།）、 囊勒（སྣང་ལུགས།）三村落中原有亲戚关系，家族兴旺的高哇仓之姑娘。她是热贡赛茂乡（རེབ་གོང་གསེར་མོ་གཞོངས།）地区隆务龙钦（ཀློན་ཆེན།）头人的上师和万德之骨系。其父是位谨慎行事，致力于光明正大的人。措茂加（མཚོ་མོ་རྒྱལ།）她在这样的家庭熏陶下成长，所以成为一位有修养而可敬的女人。她有着不同寻常的优点，善知人世间的酸甜苦辣，关心左邻右舍之疾苦，深得部众之心。拉本扎西和措茂加婚后逐有了六个孩子，长子为堪钦诺门罕（མཁན་ཆེན་ནོ་མིན་ཧན།）之化身俄项更钦达尔吉（ངག་དབང་ཀུན་མཁྱེན་དར་རྒྱས།）、次子俄项浪道达尔吉（ངག་དབང་ལུང་རྟོགས་དར་རྒྱས།）、三子为头人一职的承袭者酿杰仙（སྙིང་རྒྱལ་བྱམས།）、四子丹真华尔贡叶香俄项更登达哇扎巴（བསྟན་འགྲོའི་དབལ་མགོན་གཡེར་གཤོང་ངག་དབང་ཟླ་བ་གྲགས་པ།）、五子为一切知喇嘛的陪侍俄项加样扎西（ངག་དབང་འཇམ་དབྱངས་བཀྲ་ཤིས།）、六子为尤加（བྱིག་རྒྱ།）活佛的化身加样丹确南杰（འཇམ་དབྱངས་དམ་ཆོས་རྣམ་རྒྱལ།）等。除老三执政外，其他均为佛教职业者，在多麦地区争先空后地从事宗教事业。清乾隆十一年（1746年），经德哇仓·罗桑东珠为首的高僧通过寻访，将“甘加七帐”头人拉本扎西（ལྷ་འབུམ་བཀྲ་ཤིས།）的第五子拥立为第二世赛仓活佛并迎入拉卜楞寺坐床”。后来，在民国时期，关于“甘加七帐”的记载有：《甘南文史资料》十一辑中说：“民国时期，甘加洪布钦瑞木（ཆན་རུས།），老龙秀德合（ལོ་ལོན་ཕྱུག་བདག）辖的四措哇（ཚོ་བ་བཞི）和斯柔（སུ་རིག）、仁尖（རིན་ཅན།）、佐海（རྩེ་དབུ།）、拉讷合（གླ་ནག）、相卜（ཞོ་ཕུག）、江哈尔（ལྕང་ཤར།）等七帐（ཚུག་བདུན།）辖共有400余户。”
阿秀（དབལ་ཤུལ།）措哇与哇德（དབལ་སྡེ།）：据《安多政教史》记载：“早年有一段时间里，阿秀（དབལ་ཤུལ།）部落分为三支，其中称为格班（ཀེ་འབན།）的一支，繁衍在黄河上游玛阔宝迪多（རྨ་ཁོག་པོ་ཏིའི་མདོ།）地区，他们都属于东（ལྡོང་།）氏族姓。过了若干年后，其中称为阿秀·万洪（དབལ་ཤུལ་བན་དཔོན།）者和阿柔万德（ཨ་རིག་བན་དེ།）俩联姻。在举行庆贺宴会的那天，为了搞得隆重起见，阿秀·万洪按照自己的风俗习惯， 陈列了许多盔甲，武器和弓箭、彩旗等，还组织了仪仗队。当阿柔·万德看到这样的阵势，便起了疑心，认为这是在炫耀其势力。他很气愤地对阿秀·万洪夸口说道：'现在，我不把你驱逐到汉地毛驴嘶叫的地方，誓不罢休！’于是，摆开战场进行战斗，柔·万德的儿子被杀死，阿秀·万洪也被对方驱逐出境。阿柔部发兵几千，跟踪追击。阿秀的这位先祖拔弓搭箭射穿了路旁的许多石头土块，显示了其武艺的非凡，追兵心惊胆战，不敢接近，后来，追到了坦波山垭豁口（མཐེན་པོའི་ཉག་་ག）时，忽然从很远的地方传来一头驴子嘶叫声，阿柔·万德认为原先起誓把他们驱逐至汉驴嘶叫的地方，看来己证实了上述的誓言，就此罢休，撤回追兵。于是，阿秀·万洪部就在甘加川中住牧，其后裔中的阿秀·华本嘉（དབལ་ཤུལ་དཔའ་འབུམ་རྒྱལ།）就是尊者第一世嘉木样大师（རྗེ་ངག་དབང་བརྩོན་འགྲུས།）的父亲”。据藏史记载：“藏历第十一绕迥之土鼠年（祖顺治五年1648年）正月初八日，一世嘉木样协贝道吉（阿秀·俄项宗哲）出生在夏河县甘加部落的阿代阿秀家族，父亲阿秀·华本嘉（这位佛父是是一位剽悍之土）。母亲名叫塔姆贤，（心性善良且贤淑，信奉佛教，乡邻有口皆碑）。他们俩生了四个孩子，嘉木样尊者为长子”。
传说，“早期的哇德（དབལ་སྡེ།）或新旧阿秀（དབལ་ཤུལ་གསར་སྙིང་།）和在一起有三百余户。后来红教、黄教和苯教之间的矛盾而分裂，一部分迁徙到扎油和桑科等地。”佐海村的形成也有可能与此事件有关，但需要考证。现在的哇德（དབལ་སྡེ།）是由新旧阿秀（དབལ་ཤུལ་གསར་སྙིང་།）、噶哇（མགར་བ།）、赛尼（སེམས་ཉིད།）、格日（གུག་རི།）、交郭（གཅོད་སྐོར།）、久仓（གཅོ་ཚང་།）和丹坚（དམ་ཅན།）等措哇构成。
姜夏（ལྕང་ཤར།）：由六大措哇和四小措哇构成，即嘉仓（རྒྱལ་ཚང་།）、什秀（རག་ཤུལ།）、刚察（རྐང་ཚ།）、热萨（རེབ་བཟའ།）、达仓（རྟ་ཚང་།）和孙家（ཟིན་ཀྱ།）等六大措哇；卓巴仓（འབྲོང་པ་ཚང་།）、囊纳仓（སྣང་སྣ་ཚང་།）、黑错仓（གཙོས་ཚང་།）和日嘉仓（རུས་རྒྱལ་ཚང་།）等四小措哇。姜夏村共有83户。据《二世赛仓嘉样扎西传》载：“甘加始祖勒秀（ཀླུ་ཕྱུག）和热萨玛（རེབ་བཟའ་མ།）的后裔中，产生了甘加千户。”如，甘加·索南扎西或卡加总理索南扎西为朝廷任命的千户。
察卡（ཚ་ཁ）：“察卡”也是一个措哇的名字，族源属于“噶氏（སྒ）”。这个村子贝姓（འབེ།）较多。公元1678年（清圣祖康熙十七年），大学者贝·希绕巧丹（他生于甘加察卡，是圣·嘎丹嘉措的亲教弟子，曾求学于西藏，学识渊博）将合作静修院扩建为“黑错寺（合作寺）”。随后，贝·希绕巧丹从甘加察卡迁来六户“贝”姓亲属到黑错赛尔果村（གསེར་མགོ་སྡེ་བ།）定居，被称作“贝卡周（འབེ་ཁ་དྲུག）”。据《安多政教史》528页载：“公元1692年（康熙三十一年 水猴年），黑错寺的贝·阿旺泰乔旺秀活佛就管辖着甘加的赛钦、斯柔一带。”此记载说明，贝·阿旺泰乔旺秀活佛有可能是贝·希绕巧丹的转世。
畦尔塔（བར་ཐ།）：由万赖（བན་ལེབ།）、日察（རུས་ཚ།）、格日（གུག་རི།）、周（ཀྲོའུ།）、洒德（ས་འདེབས།）、黄甘（ཧུང་རྒན།）、热西（རེག་བྱའིའམ་རག་ཤུལ།）、加毛（འཇའ་མོ།）、格察（འགག་ཚ།）、日加（རག་རྒྱ།）、亚戎（ཡ་རོང་།）、齐仓（མཆོག་ཚང་།）等十二个小措哇构成。
斯柔（སུ་རུག）：由贡交（དཀོན་ཅོག）、苏日（སོག་རུ།）、盖老（དགེ་བློ།）、热西（རེག་བྱའིའམ་རག་ཤུལ།）、哲蚌（འབྲས་སྤུངས།）、囊钦（ནང་ཆེན།）、欧拉（དངུལ་རྭ།）、益尼（ཡག་མཉེས།）、欧加（ཨོའུ་རྒྱ།）、赛尼（སེམས་ཉིད།）、阿拉（ཨ་ལ།）等十一个小措哇构成。藏历火马年（1786年），五世瓜什则赤甘·贡去丹巴亚佩（མགར་རྩེ་ཁྲི་རྒན་དཀོན་མཆོག་བསྟན་པ་ཡར་འཕེལ།།）诞生在斯柔（སུ་རུག）瓜什则万甘（མགར་རྩེ་བན་རྒན།）家中。藏历土猴年（1908年），甘加卡加洪布索南杰（བསོད་ནམས་རྒྱལ།）和斯柔洪布盖老贡保塔（དགེ་བློའི་མགོན་པོ་ཐར།）为代表签订了斯柔（སུ་རུག）与刚察之间的调解协议。
卡加（ཁ་གྱ）：卡加村是甘加始祖旺钦本和其后裔卡加总理索南扎西的村落。现有高察（མགོ་ཚ།）、尤嘉（དབྱིག་ཀྱ）、吾噶（བུ་དགུ）、高仓（མགོ་ཚང་།）和齐布（ཥས་པོ།）等五个措哇。
仁钦（རིན་ཆེན།）：由亚戎（ཡ་རོང་།）、袅（ཉོབ།）、卡加（ཁ་གྱ།）、塘仓（ཐང་ཚང་།）、相拉（ཞང་ལ།）、曲纽（ཆུ་མྱིག）等六措哇构成。公元1600年左右，甘加喇嘛格葛，又名仁钦扎西，其就出生于该村甘加始祖之一的“勒秀”和刚毛萨之家。该村村名由仁钦扎西（喇嘛格葛）而得名为“仁钦”。水马年（1762年）拉西智格久美陈烈（ལྷ་ཞིས་སྤྲུལ་སྐུ་འཇིགས་མེད་འཕྲིན་ལས།）出生在甘加仁钦的拉西村（ལྷ་ཞིས་སྡེ་བ།）。
日俄（རི་སྔོན་ནམ་རྭ་ངན།）：日俄村是“甘加七帐”中最小的儿子才让塔的帐圈。由日察（རུས་ཚ།）、塔秀（ཐར་ཤུལ།）、夏桑（ཤ་སང་།）和亚戎（ཡ་རོང་།）四个措哇构成。
西果日（ཞིལ་སྐོར།）：西果日原来不在这里，是从甘加下部迁来的，所以叫西果日。现有朗哇（གླིང་།）、霍（ཧོར།）、则秀（རྩེ་ཤུལ།）、高仓（མགོ་ཚ།）、宗秀（འཛུམ་ཤུལ།）和齐察（ཆོས་ཚ།）等六个措哇。
甘加贡玛（རྒན་གྱ་གོང་མ།）：现有洪仓（དཔོན་ཚང་།）、噶尔哇（མགར་བ།）、万干吐斯（བན་རྒན་ཐོ་སུ།）、德让（སྟག་རིང་།）、捏仓（སྙ་ཚང་།）、贡秀（མགོན་ཤུལ།）、玛齐（མ་ཁྱེ།）和隆务（རོང་བོ།）等八个措哇。
卡尔囊（མཁར་ནང་།）：最早同西果日（ཞིལ་སྐོར།）是一个村。后来，某种原因一部分迁徙到上部。剩下的上面从热贡、道维、卫都和甘加上下部迁来一些牧户。清末民初，移居到八角城内，便叫作“卡尔囊（城内）”。随后，又于民国十七年“河州事变”时，迁来一批汉族难民在此定居，现有汉藏居民70余户。
哲嘎塔哇（བྲག་དཀར་མཐའ་བ）：哲嘎塔哇是依靠白石崖寺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现有阿拉（ཨ་ལ།）、阿当（ཨ་གདངས།）、卡加（ཁ་གྱ）、欧加（ཨོའུ་རྒྱ）、周（ཀྲོའུ།）和日察（རུས་ཚ།）等六个措哇。
肖普开巴仓（ཞོ་ཕུག་ཁེས་པ་ཚང་།）：有四个措哇，即高董刚玛（མགོ་ལྡོང་གོང་མ།）、高董秀玛（མགོ་ལྡོང་ཞོལ་མ།）、拉卡秀玛（ལ་ཁ་ཞོལ་མ།）和拉卡刚玛（ལ་ཁ་གོང་མ།）又叫捏尕措哇（ཉག་ག་ཚོ་བ།）。
拉纳（གླ་ནག）：现有加塘（སྐྱ་ཐུང་།）、昂恰（འོང་ཆ།）、解夏（རྒྱབ་བཞའ།）和奥当塘哇（སྔོ་ལྡང་ཐང་བ།）等四个措哇。
德让（སྟག་རིང་།）：德让是一个措哇，甘加以外分布较广，这里的德让的措哇，现只有4户。
佐海（རྩེ་དབུས།）：佐海村自始建佐海寺时，甘加的土著居民们围绕着佐海寺而定居坐落，最终，形成了佐海村。佐海人传承着古代游牧狩猎的生活时生成的崇拜大自然的习俗及其原始文化形态。
三、甘加的主要寺庙
白石崖寺（བྲག་དཀར་དགོན།）：甘加白石崖寺始建于那一年，虽然不详。但其历史久远，誉满多麦地区。其最早的记载是“藏历木虎年（1254年），萨迦派第五代法王八思巴赴京途经热贡、甘加、临潭和卓尼时，在甘加白石崖寺弘扬佛法。说明该地已经建有寺庙。并且，根据白石崖寺溶洞为莲花生及堪卓玛道场的传说，还有藏史资料载：“这座兴盛一时的古刹，其鼎盛时期，管有僧侣万人以上”。如此规模，其它教派在当时是很难达到的，只有是红教寺院。萨迦派统治时期，法王八思巴亲临此寺；大元帝师雄努桑盖到白石崖拓展仙洞之门等的记载。白石崖寺也与隆务大寺（རོང་བོ་དགོན་ཆེན།）、卓尼禅定寺（ཅོ་ནེ་དགོན་ཆེན།）、碌曲多松多寺等一样，被法王八思巴的弟子将改宗为萨迦派。
明天启年间(1621-1627)，受一世贡日卡卓玛·洛桑曲珍之命，萨康成勒彭措然卷巴和尤嘉噶居哇·更噶勒巴将白石崖寺改宗为格鲁派。同时，据《夏日·噶丹嘉措著作》记载：“藏历第十一绕迥木猪年（1635年），道帏姜夏尔活佛莅临甘加寺院。六月祈愿法会时抵达胜乐金刚佛宫——白石崖，参加该寺大法会时，居于上座，并为萨康成勒彭措然卷巴和尤嘉噶居哇·更噶勒巴为首的憎众以及卡贝和曾加的数干名在家男女信徒多次讲经”。公元1638年（明崇祯十一年），寺院遭受战乱（李自成与明军之战）而损毁。很长时间已名存实亡。十七世纪末，甘加班智达开始重建白石崖寺，并于清康熙四十三年木鸡年 (1705年)为无柱佛殿（ལྷ་ཁང་ཀྭ་མེད་མ།）奠基，铁兔年（1711年）六月竣工。而据一些地方史则说：“甘加班智达于藏历第十一绕迥之木鸡年 (1644年)创建白石崖寺”，这是不对的。因为，公元1738年，德哇仓主持拉卜楞寺时，甘加班智达为寺址的事还在找茬。这说明当时甘加班智达还健在。从这年算起，甘加班智达在98年前是不可能建寺院。又据甘加班智达手记《无柱佛殿目录（ལྷ་ཁང་ཀྭ་མེད་ཀྱི་དཀར་ཆག）》中明确说：“清康熙四十三年木鸡年 (1705年)为佛殿奠基，兔年六月竣工……。”公元1710年，甘加班智达极力要求一世嘉木样阿旺宗哲将今拉卜楞寺建在白石崖，没有成功。次年 6月29日大经堂竣工后，甘加班智达与尤嘉然坚巴阿旺嘉样（དབྱིག་ཀྱ་རབ་འབྱམས་པ་ངག་དབང་འཇམ་དབྱངས།）创立显宗学院。后来，显宗学院有些衰败，于是公元1801年农历2月11日，由二世贡唐阿旺丹贝坚参将显宗学院改建为密宗学院，并亲任法台。
在历史的长河中，曾有东科云丹嘉措、班软索扎之转世化身索南益西旺布、土观却吉尼玛、居肖第巴丹增嘉措、夏尔噶丹嘉措、古德丹巴饶杰、历代嘉木样大师、历世贡唐大师、历辈贡日卡召玛等大德活佛高僧到此修行宏法，他们异口同声地称赞此处乃是胜乐本尊之圣地，并亲临洞内一一认定自然形成的佛、菩萨、本尊、金刚等形象。
这座兴盛一时的古刹，在文革时期又遭全寺毁灭，八十年代初又重新开放，现有僧侣70余名。经堂、佛殿、护法殿、信舍等得以复修。目前，正处于复兴时期。
佐海寺（རྩེ་དབུས་དགོན།）：佐海寺又称“泽秀雍仲温丹普吉林（རྩེ་ཞིག་གཡུང་དྲུང་བོན་བསྟན་འཕེལ་རྒྱས་གླིང་།）”，其由自在成就者泽秀东尼夏普大师（རྩེ་ཞིག་སྟོང་ཉིད་བྱ་འཕུལ་མཚན་དངོས་སྒོམ་ཆེན་གཡུང་དྲུང་རྒྱལ་མཚན།）初建于藏历第一个饶迥的土龙年（1028年）。佐海寺是象雄王子创立的雍仲本教的显密双修十八秀钦道场之一，也是苯教奠基的三百五十座寺院之一。雍仲本教是藏族文化的源泉，其历史悠久，其在历史上经历了前宏、中宏、后宏期三个时期。至后宏期，安多、西康、后藏三地区苯教，继宏承了别解脱律仪（སོ་ཐར་གྱི་སྡོམ་པ།）、菩萨律仪（བྱང་སེམས་གྱི་སྡོམ་པ།）、密乘律仪（གསང་སྔགས་གྱི་སྡོམ་པ།）。从创立之日起，佐海寺就威名远播，被人们所敬仰。最鼎盛时期，僧众达到了七百多人。18世纪六十到七十年代，佐海寺成了黄河南部移民的居所，之后，因各种因素由盛变衰，最终落败了，变成一片废墟。从早期以世袭活佛为主，到以后成为转世活佛制度，佐海寺活佛至今已传至第24世，先后形成赤巴仓、夏仲仓、曲杰仓等活佛囊钦。根据信教群众的愿望，于1982年重新得以开放。
目前，寺院以大经堂为主，有《甘珠尔》藏经阁、智慧慈母殿、文殊殿、护法殿、财神殿等五座佛殿及大拉尊塔和教学楼等，寺院的基本建设已初具规模。
三、甘加的古迹
甘加白石崖遗址：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夏河当地一位僧人到附近山洞里修行，意外发现了一块人体骨头，并上交给了六世贡唐仓大师。博闻识广的贡唐仓大师敏锐地意识到这可能是一块古人类化石，或有很大研究价值，转手交给与他相识的研究团队成员之一的兰州大学教授董广辉手中。
在搁置了将近30年后，于2010年，研究团队对该化石及其出土地——甘加盆地进行考古调查。直到2016年，研究团队终于确定了海拔3280米的白石崖溶洞就是下颌骨化石的发现地。2017年，下颌骨化石的测年工作与古DNA研究、古蛋白研究全面展开。2018年，由张东菊带队，兰州大学联合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白石崖溶洞进行考古发掘，在距洞穴入口30-50米处发掘了两个探方共4平方米，采集了1400多件石制品，600多件动物骨骼。初步分析，出土石制品遗存类型包括石核、石片、工具和断块；动物骨骼化石以较破碎的四肢骨为主，目前已鉴定出的动物种属有犀牛、野牛、野马、野驴、鬣狗和野羊、羚羊等。同时，在采集的犀牛和鬣狗骨骼上发现敲击和切割痕迹，经鉴定为古人类在该遗址曾较长时间生活。
2019年5月2日，陈发虎院士带领的兰州大学环境考古团队最新研究成果“青藏高原中更新世晚期丹尼索瓦人（夏河人）的下颌骨化石”在国际顶级学术刊物Nature杂志在线发表。经研究发现，该化石目前是除阿尔泰山地区丹尼索瓦洞以外发现的首例丹尼索瓦人化石，也是目前青藏高原的最早人类活动证据（距今16万年前）。一枚长约12厘米人类下颌骨化石，一组丹尼索瓦人古蛋白信息，一段16万年前古老型智人历史，将青藏高原史前人类活动历史从距今4万年（尼阿底遗址ནག་ཆུ་གསེར་མཚོ་ས་ཁུལ།）推早到距今16万年。
2020年12月3日,记者在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专访了该项目的骨干成员张东菊教授。她说,综合利用多种科技手段,项目团队为该遗址建立了距今约19万年至3万年的可靠年代框架,利用新兴的沉积物DNA分析技术成功获取了距今10万年和距今6万年的丹尼索瓦人线粒体DNA,揭示丹尼索瓦人在晚更新世广泛分布在欧亚大陆东侧,长期生活在青藏高原上。
目前，白石崖溶洞遗址出土考古遗存的地层埋藏年代已早至距今19万年,将青藏高原史前人类最早活动历史由距今至少16万年进一步推早至距今19万年。
斯柔古城遗址：斯柔古城（（སུ་རུག་མཁར།））又名斯柔猪头城（སུ་རུག་ཕག་མགོའི་མཁར།）。此城与临潭古占镇的牛头城的起名存在一些渊源，故斯柔猪头城始建于十六国时期，是阿夏王国城池。随后，唐玄宗开元三年（715年），唐将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在索贡川（今夏河县甘加乡境内）置镇西军”。又于天宝十三年（754年），唐将哥舒翰在枹罕西80里索恭川（今甘加乡境内）置天成军。宗喀王朝时期，相继有董毡（ལྡོང་བཙན།）、果庄（རྒོད་འབྲོང་།）等镇守。
1981年9月，甘南州考古调查组，对斯柔古城遗址进行了考古测绘。斯柔城遗址在斯柔村后相距50米的一阶台地上。这块台地是二十五度的斜坡，前低后高。城墙残存东南垣长200余米，正中开门。从城垣的总形体上来看，全城呈正方形，后城墙略有内收。从四角的遗存来看，原来可能设有角楼碉墩。城内以中轴线为中心的通道两旁构成一个100×65米的宫门广场。城内原来的建筑依稀可辩，大殿、前殿、偏殿、后殿、回廊，鳞次栉比，对称美观。城内建筑布局，以残基勘测分析，它是一个中世纪式的中轴线庙堂宫殿整体建筑群体。
斯柔古城之外有护城壕。城门外整个外围东垣侧，还有许多围墙残迹，迂回相绕，李振翼认为是斯柔城的军营、堡塞，是当年驻屯军士的营房旧址和商业集市区。从斯柔城采集到的手制、削制为主的陶器残片，简瓦、板瓦、方砖、条砖和琉璃装饰品残件等来看，应为有着特殊地方性的土著文化，与汉代以来常见的类似中原的灰色陶器形制不同。它的民族性、地域性特点更加显著。从斯柔城的测绘和文物采集工作中，李振翼得出结论：斯柔城的创建，既不早于隋唐，又不晚于明、清。考察这段史实，应该与宋代一度兴起，繁荣于甘青一带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吐蕃地方政权——唃厮啰有关。”
八角城遗址：八角城，藏文史称“雍仲卡尔（གཡུང་དྲུང་མཁར།）”。其在夏河县甘加滩东部央曲河与央拉河交汇的台地上，这里是古代甘青交通的要冲，也是历代中央政权与吐谷浑、吐蕃、西夏、唃厮啰王朝剧烈争夺的军事重镇。八角城因其有八个城角而得名，城廓呈空心十字架形状，这在古代中国还没有听说第二例。十字架外角不是直角，而是有一个斜边切直角为两个内角为135度的钝角。因此大面看来是八角，细微观察其实是16角。八角城全长2193.4米，城内占地300亩。城外有护城河、护城壕，还有外廓，南门外另有外城。从建筑工艺上看，该城系唐以前所建，建筑形式上突破了方形格局，十分独特。城虽不小，但城角之间距离均在弓弩的有效射程之内，可互为照应，因而易守难攻。
在八角城曾发掘出大量文物，如王莽时期货币遗存、唐宋时期的金属货币、铜牛、方砖条砖、简瓦、板瓦。另外在八角城周围的平地、丘陵、台地上，无处不有古代弃耕的层层梯田，有的地方梯田一直修至山顶，昔日这里经济之发达、人烟之稠密，由此可见一斑。据《夏河县志》记载，西汉昭帝始元六年时（公元前81年），“以边塞阔远”，设白石县，即八角城。又据《文都寺志》载：“藏历第一个饶迥的土龙年（1028年），雍仲城（今甘加八角城）为吐蕃河湟首领唃厮啰之部将筑成据守。”至元、明时期，八角城逐渐转化成驿站，以供传递文书或情报的官兵中途休整。据称清朝末年城内还有驻军，不准老百姓在城内居住。
现城内有藏汉老百姓，俨然形成了一个城内村——或称八角城村。大约上世纪初，作为驿站的八角城逐渐荒废，城外的牧民入城居住。最初只有8户人家，现在已经发展到70多户，600多人。
四、甘加部落与周边部落的草山纠纷调解记
（一）甘加部落与加吾才吉部落草山纠纷的调解
公元1950年七月，西北军政委员会派西北军区政治部联络部长范明和甘肃省人政府秘书长陈成义前往赛庆沟，调处青海省同仁县加吾才吉部落和甘肃省夏河县甘加部落对华里其哈草原的争执，因双方各执己见，未能解决。
十月，由西北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汪锋主持，会同甘肃省民委主任范明、青海省民委副主任扎西旺徐及青海省同仁县和甘肃省夏河县代表参加组成调查委员会，在兰州对同仁县加吾才吉部落和夏河县甘加部落对华里其哈草原之争进行协商调解。经过40多天调查研究和反复协商，达成协议：决定从华里其哈草原中心点起，依地形划为两半，东边归甘加所有，西边归加吾才吉所有。
公元1951年七月一日，甘肃夏河甘加和青海同仁甲吾两藏族部落人民举行划界成功大会，两部落代表组成团结委员会，签订团结爱国公约。
（二）夏河甘加与循化刚察草山纠纷的调解
1983年10月25日至27日，班禅委员长受中央领导人委托，在青、甘两省省委、省政府和州县的支持配合下，邀请双方有关公社干部和群众商谈，达成协议：夏河县甘加公社和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岗察公社草山争执问题协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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