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是中国近代文坛上的巨匠，鲁迅和林语堂都是我们熟悉的，这两位原本也是一对亲密好友，但最后却逐渐走向不和，成为近代文学界的一桩引人注目的事件。
1929年8月29日晚上，刚吃完饭回到家的鲁迅还有些怒气，他在当天的日记上写道：
晚霁。小峰来，并送来纸版，由达夫、矛尘作证，计算收回费用五百四十八元五角。同赴南云楼晚餐，席上又有杨骚、语堂及其夫人、衣萍、曙天。
席将终，林语堂语含讥剌，直斥之，彼亦争持，鄙相悉现。
这一天鲁迅和别人吵了一架，此人就是他的好友林语堂。
而林语堂那边，也同样在日记中写道：“八月底与鲁迅对骂，颇有趣，此人已成神经病。”
这两个人看来是互不服气，鲁迅说林语堂“鄙相悉现”，林语堂则直接骂他神经病。
这场吵架戏码后来被人们冠以“南云楼风波”之名，并被认为是鲁迅和林语堂决裂的主要事件。
说起鲁迅和林语堂，大家都会想到他们之间关系不好，但其实在早前，两个人也是有过一段亲密友谊的。
两人相识是在林语堂1923年回国后，1924年11月《语丝》成立，这是一个以“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为主要目的的散文刊物。当时鲁迅和林语堂同为《语丝》的主要撰笔人。
从1924年加入，到1926年林语堂离开北京到厦门大学当院长，这段时间里，林语堂和鲁迅两人从同事发展成并肩作战的好友，一起经历了“女师大学潮”事件和“三一八”运动，感情逐渐深厚。
值得一说的是，在“女师大事件”后期，两个人在思想上有过一次小小的分歧。
当时章士钊已经下台，周作人在《语丝》上写文章，说要有费厄泼赖（光明正大的比赛，比喻不要穷追猛打）精神，痛打落水狗是不好的做法。
林语堂看过文章后，对周作人的想法表示了赞同，也写了一篇文章，大抵是说不要落井下石。
鲁迅看完觉得他们都太轻敌了，对这些政治人物的认识还是太过稚嫩。身经百战的鲁迅写了篇针对性的文章，指出有些人当声势再起后，作恶便又如从前，这种恻隐之心不可要。
那时候，章士钊虽然被驱逐下台，但仍我行我素地反对新文化运动、反对白话文，鲁迅则是写文痛骂其为“落水狗”。
林语堂看完鲁迅的文章后大受震动，十分佩服鲁迅看问题的深刻性和对封建势力洞悉力，他还画了一幅鲁迅先生痛打落水狗的画刊登在报纸上。
在这件事情上，大致也能看两人在思想上的相差。但还有一个隐藏其中的点是，当时鲁迅和周作人已经兄弟失和，原本林语堂和他们兄弟俩关系都还不错，这就意味着他在这兄弟俩之中出现了一个两难选择，而从这件事来看，这个时候的林语堂还是倾向于鲁迅的。
1926年，林语堂和鲁迅先后来到厦大任教，其实鲁迅到厦大是受了林语堂的邀请，不过他9月到厦门，12月就辞职了。
福建是林语堂的故乡，他原想好好尽地主之谊的，但鲁迅在这里的工作并不那么顺利。
首先是这里的守旧文化氛围让鲁迅不适应，其次是鲁迅在这里受到了排挤，不到4个月时间，就搬了3次家，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曾写道：“因为玉堂邀请我一场，我本想做点事，现在看来，恐怕是不行的，能否到一年也很难说。”
对此也深感愧疚的林语堂夫妇对鲁迅十分照顾，不过最后鲁迅还是离职了，两个月后，林语堂也辞职前往武汉，后来又到上海工作。
1927年末，鲁迅和许广平到上海定居，又和林语堂相遇。
1929年9月28日，就是南云楼风波发生的时间了。关于这件事，其实是有背景的。
事情起于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拖欠版税。李小峰是一个书商，当年和很多作家都有合作，但他这个人行事不靠谱，经常拖欠作家的版税，这在圈内是出了名的。
要说这个人胆大呢，连鲁迅这样的大咖也敢拖欠，鲁迅还是在多次索要无果的情况下，才忍无可忍要把李小峰告上法庭。
李小峰这下才急了起来，迅速付了稿费，为了向鲁迅请求和解，李小峰还邀请鲁迅吃饭，顺便拉上郁达夫、林语堂等人，在南云楼组了个饭局，毕竟人多也好说话。
原本事情进行得挺顺利，但期间林语堂无意间说鲁迅是“受第三者挑拨”才和李小峰生了不合。
结果这把鲁迅的火给点了，他当下对林语堂的话予以驳斥，饭局上的气氛瞬间就变了。
郁达夫在《回忆鲁迅》中，当时，鲁迅“脸色发青，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一半也疑心语堂在责备这第三者的话，是对鲁迅的讥刺。”林语堂则也起身申辩，空气十分紧张。
林语堂也在《忆鲁迅》也提到这件事，说：
事情是小之又小，是鲁迅神经过敏所致。那时有一位青年作家，他是大不满于北新书店的老板李小峰，说他对作者欠账不还等等。他自己要好好的做。我也说了附和的话，不想鲁迅疑心我在说他。他是多心，我是无猜。两人对视像一对雄鸡一样，对了足足两分钟。幸亏郁达夫作和事佬。
听着确实是件小事，但产生的后果还挺严重，在这之后，两人渐行渐远，还有人说这是他们决裂的起始。
但仔细想一想，这两人，尤其是鲁迅，都不像是那种会为这种小事而记恨的性格，所以从深层次分析，到底还是二人在思想上的分歧，或者说是两人选择了不同的文学道路所致。
上面林语堂在鲁迅痛打落水狗事件中可以说是站在鲁迅这边的，是认可他的思想观点的，然而在1927年武汉期间，林语堂因为经历了一些事件而导致思想大转变，开始说起了“幽默”，追求不受束缚的本真性灵，这让鲁迅颇为不满。
简单来说，他们一个是侧重于肯定生命的价值，一个是侧重于拯救社会。鲁迅是个要把笔当成茅的战士，自然看不惯那种说说笑笑、轻轻松松就过去的“幽默”。
他曾两次写信劝林语堂，别再搞什么“幽默”了，起来“战斗”吧，但遭到林语堂的拒绝。
鲁迅曾在给友人的信中提起过这件事，他说：
朋友之间讲的就是一个志同道合，现在这两个人，不仅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更重要的是思想观念上已向不合。
鲁迅对林语堂所谓的以性灵闲适来表示思索与批评的做法表示不赞同，认为这是怯懦，而林语堂恐怕也对鲁迅的劝说感到烦了。既然如此，也就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了。
1935年4月，鲁迅发表《天生蛮性》一文，全篇只有三句话：“为'江浙人’所不懂的辜鸿铭先生赞小脚；郑孝胥先生讲王道；林语堂先生谈性灵。”
这里已经是在明说自己不爽林语堂了，首先是将林语堂和辜鸿铭等人放在一起相提并论，其次这个《天生蛮性》的标题，其实是林语堂的原话，当时他因为反对大众语而受到批评后，就说“我系闽人，天生蛮性；人愈骂，我愈蛮”。
鲁迅的这篇三句文，简直已经讽刺到极点了吧。
总之可以看到，鲁迅和林语堂的交恶就是思想上的失和，一个“只要我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的人，又怎会忍受自己的好友搞那些“幽默”、“风月”。
其实两人都是充满主体觉醒意识的知识分子，只是性格不同，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便也只能分道扬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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