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为大家推送了《被误读的经典<中庸>（四论之二：此天子非彼天子）》，今天继续为大家推送四论之三：吾从周与考三王，欢迎各位读者在留言区参与讨论，共读经典。
《中庸》第二十八章继云：子曰吾说夏礼，杞不足征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郑玄注云“征犹明也，吾能说夏礼，顾杞之君不足与明之也。吾从周，行今之道。孔颖达发挥郑玄的见解，他在《正义》中说：“以上文孔子身无其位，不敢制作二代之礼，夏、殷不足可从，所以独从周礼之意。征，成也，明也。孔子言我欲明说夏代之礼，须行夏礼之国赞而成之。杞虽行夏礼，其君暗弱，不足赞而成之。吾学殷礼，宋行殷礼，但宋君暗弱，欲其赞明殷礼，亦不足可成。既杞、宋二国不足明，己当不复行前代之礼，故云吾从周”。朱熹《集注》亦云：“征，证也。三代之礼，孔子皆尝学之而能言其意；但夏礼既不可考证，殷礼虽存，又非当世之法，惟周礼乃时王之制今日所用。孔子既不得位，则从周而已。可以看出，郑玄、孔颖达、朱熹对此章的解释是一致的，即孔子不在其位，不能制作礼乐，故只能从时王之法即从周而已。但这样的解释对吗？前面我们论述“非天子不议礼”部分，明确了只有受命于天的天子才能制礼作乐，孔子即其人，当然可以做礼乐。也就是说，郑玄、孔颖达、朱熹认为孔子不能做礼乐的基础在我们这里并不存在，这构成我们与之相异趣并重新审视本章意思的前提。
这章的文字除在《中庸》出现过外，《论语·八佾》篇还有两处类似的话。一云：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一云：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从《中庸》“子曰吾说夏礼，杞不足征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整段来看，以及这两处文字同出现在《八佾》篇里，我们认为，这三段文字说的是一件事，即它们有着相同的语境和所指。
《中庸》二十八章的核心在“吾从周”三字。郑玄将“吾从周”解释为“行今之道”，现在看来还是有问题的，它有几个逻辑上的不通。
第一是语境上的不通。孔子此处通论夏礼、殷礼、周礼，它的言说目的从上述三段文字来看，是很明确的，即在“征”之而已，如说杞不足征也、宋不足征也，征者，明也证也，杞、宋两国由于文献不足，不足以证明孔子想要证明的东西。沿着这个线索，孔子在说到周礼的时候，一定也是顺着这个意思用，而不应该偏移到他要从夏从商从周这个命题上。“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应理解为“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而征之”。即：我研习周礼，现在的人在使用着，文献盛多，我可以根据周礼来证明之。那么孔子要证明什么呢？很显然，上述这三段文字已经不足以让我们完整地恢复孔子讲这些话的语境，万幸的是，我们在《礼记》中找到了。
《礼记·礼运》篇载孔子参加完鲁国蜡祭后，出游观（阙）上，与弟子言偃畅论大同社会，之后言偃意犹未尽，又问：“夫子之极言礼也，可得而闻与？即夫子能全面的给我讲讲礼的本质和功用吗？孔子回答说：“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夏历》）焉。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归藏易》）焉。”尽管文献不足，孔子还是根据其对《归藏易》、《夏历》的研究得出：“夫礼之初始诸饮食，污尊（凿地为酒尊）而抔（手掬之）饮，蒉桴（土制鼓槌）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这是孔子据夏殷之文献所证明的礼之用。那么周呢？孔子随后又说：“于呼哀哉！我观周道，幽厉伤之，吾舍鲁何适矣！鲁之郊禘非礼也，周公其衰矣！”又云：“祝嘏辞说藏于宗祝巫史，非礼也，是谓幽国。醆斝及尸君，非礼也，是谓僭君。冕弁兵革藏于私家，非礼也，是谓胁君。这是孔子据周之文献所证明的礼之用。根据上述文字，我们基本可以判定《礼运》之作，无疑就是上述三段文字的原始语境，我们也终于明白孔子的“吾从周而征之”，其实就是孔子通过周代礼仪的实践来证明礼的本质和功效这件事了。通观《礼运》全篇讲述礼的缘起、发展、损益、得失，其据于夏商者少，据于周者多，得无夏商之文献不足而周之文献“郁郁乎文哉”多有之乎？而其或据于夏礼、或据于商礼、或据于周礼，正应着《中庸》“吾说夏礼”“吾学殷礼”“吾学周礼”三节，正是孔子不拘一家斟酌三代礼乐实践的写照。
第二是礼乐实践上的不通。孔子对三代之礼确实是择其便而用之，实未尝有专从之意。郑玄解释“吾从周”为“行今之道”，在当时即遭到质疑，孔颖达《正义》里就记载了郑玄和赵商的一段对话。赵商问：孔子称吾从周，《檀弓》云“今丘也，殷人也”，两楹奠殡哭师之处（殷礼人死殡于两楹之间），皆所法于殷礼，未必由周，而云“吾从周”者，何也？郑答曰：今用之者，鲁与诸侯皆用周之礼法，非专自施于己。在宋冠章甫之冠（殷礼之冠），在鲁衣逢掖之衣，何必纯用之。“吾从周”者，言周礼法最备，其为殷、周事岂一也。孔颖达对此总结说，如郑此言，诸侯礼法则从周，身之所行杂用殷礼也。较起真来，这已经是不知所云了。其实《礼记》中关于孔子杂用三代之礼的表述还很多。如《礼记·檀弓》云“殷既封而吊，周反哭而吊。孔子曰殷已悫（太憨），吾从周。”《礼记·檀弓》云“殷练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孔子自己的丧礼甚至也是杂用三代之礼。《礼记·檀弓》篇云：孔子之丧，公西赤为志焉，饰棺墙，置翣设披周也；设崇殷也；绸练设旐夏也。可以说孔子是以自己的一生一死真正融合实践了三代之礼。
孔子对“郁郁乎文哉”的周礼，其实也很难说尊崇。他对周礼就明显表示过不满。《礼记·表记》中，子曰：“虞夏之道，寡怨于民。殷周之道，不胜其敝。”又曰：“虞夏之质，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胜其质。殷周之质不胜其文。”孔子自己也不喜欢过度的文饰。《孔子家语》里就讲了这么一个故事，说孔子曾给自己占卦，得了一个山上火下的《贲》卦，他很不开心，“愀然有不平之状”。子张就问他：“卜得《贲》卦吉也，而夫子之色有不平，何也？”孔子对曰：“以其《离》耶！在《周易》山下有火谓之《贲》，非正色之卦也。夫质也，黑白宜正焉，今得《贲》，非吾兆也。吾闻丹漆不文，白玉不雕，何也？质有余不受饰故也。”在文质之间，孔子其实是稍稍偏于尚“质”的。后世追加给孔子的所谓“吾从周”，可能只是古文经派精心杜撰的一个温情的谎言。
第三是前后文的不通。《中庸》二十八章“吾从周”之后即是第二十九章，文云“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过矣乎！上焉者虽善无征，下焉者虽善不尊。故君子之道本诸身，征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缪。郑玄注曰：三重，三王之礼。孔颖达更通其意曰：“言为君王有天下者，有三种之重焉，谓夏、殷、周三王之礼，其事尊重，若能行之，寡少于过矣”。也就是说，这里的“三重”、“三王”讲的是夏、商、周三代之礼和夏、商、周三代之王。这就矛盾了，如果“吾从周”，是讲孔子遵从周礼，则后面又何来参酌夏、商、周三代之礼。这是“三重”，再从“三王”讲。“三王”既包括了夏、商、周三代之王，则其所考当非专考于周王一家，进而再论，既考于三王，那么这个“考诸三王”的“君子”，自然是“继三王而起”，这不就是在说孔子称王、孔子作礼乐吗？“有三重”和“考三王”这两个词语正可反证出“吾从周”不可能是孔子遵从周礼的意思，而只能是“吾从周而征之”，即孔子根据周礼证明礼乐实践的得失，而除参酌周礼外，他还参酌了夏礼、殷礼，即“吾说夏礼”“吾学殷礼”。这才有了《中庸》盛称孔子之行王道，制礼作乐，既有“三重”之借鉴，又有“三王”之证明。
“有三重”和“考三王”的表述也符合孔子的礼乐发展观。一个是他的述中有创的观点。孔子在《论语·为政》中较完整的表达了他的这一观点，他的学生子张问他：“未来十世可知否？”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在这里没有绝对的创新，也没有绝对的述而不作，创新就是在继承中创新。这段话大概是孔子在获麟之前的言论，而获麟之后，孔子即以继周自任，奋起而作礼乐了。另一个是他的择优而从的观点。孔子对三代之礼均有着深刻的认识。《礼记·表记》载，孔子对夏礼的认识，“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先禄而后威，先赏而后罚，亲而不尊”；它的弊端是“其民之敝，憃而愚，乔而野，朴而不文”。对殷礼的认识，“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它的弊端是“其民之敝，荡而不静，胜而无耻”。对周礼的认识，“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其赏罚用爵列，亲而不尊”；它的弊端是“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惭，贼而蔽”。又通论三代之礼云“夏道未渎（过分讲求）辞，不求备，不大望于民，民未厌其亲。殷人未渎礼，而求备于民。周人强民，未渎神，而赏爵刑罚穷矣”。这种深刻的认知，无疑构成了孔子决意“修起礼乐”的原动力和支撑。
（作者简介：刘骏，上海市浦东新区建交委城建科技和培训中心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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