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红玫瑰理发店成为了焦点，三个阳性理发师带出了几百个客户和密接，遍布上海各个角落。关于这件事大家脑洞大开，脑补出了各种各样的画面。
可见这不是一家普通的理发店。“红玫瑰”，一听名字就会想到张爱玲的句子，法国香颂的旋律，所在的淮海路常熟路口，甚至连店门口来回穿梭的人群都有着理想中的模样，没点故事怎么配得上这天时地利人和。
这家美发厅在解放前就有了，解放后收归国有，距今已有近100年的历史，曾是上海时髦男女纷至沓来的地方。
1962年的电影《女理发师》就在这里取景，影星王丹凤饰演的理发师深入人心，理发店也成为都市文明里的一个重要元素。
瞧，《今天我休息》中的马天明也在这里徘徊流连过。
不知为啥，小克勒看到这里常会想起《罗马假日》里奥黛丽赫本剪去长发的那家理发店，一进一出，变换的不是发型，而是一种状态、心情、甚至人生。
背负着历史和传说，走进“红玫瑰”自然会有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在这里随处可以找到老式理发店遗留的痕迹。
比如洗头还是“弯腰式”，不是“平躺式”，座椅还是小时候看到过的那种专门定做的旧椅子，墙角还挂着专门用来刮剃刀的“打刀布”。
这里的老客户大多50岁朝上，有的在这里做了一辈子头发。
很多客户本身就是从很远的地方慕名而来，即使是附近的老住户，不少也搬去了别处，但做头发还是要回到这里，与其说是来做个头，不如说是一种生活仪式感的继续。
所以这么短短的几天时间，客户遍布上海那么多地区，也就不足为奇了。
上海人最讲究的就是“头势”，这从上海话里也能读出一二，“派头”、“浪头”、“冲头”、“噱头”、“花头”，与“头”有关的词汇特别多，里面有着一种似乎只有上海人才懂的情致。
这种情致也体现在每个人的头上，头是门面，是腔调，是需要认认真真、一丝不苟地做出来的，因此上海女子管理发叫“做头发”，那三千烦恼丝是一根一根做出来的，否则就会像鸡窝，毫无美感。
上海解封后为什么那么多人第一件事就是去理发，因为在大家心中理发不只是打理头发，而是一种门面的修复，这种修复关乎身份，关乎心灵，更关乎尊严。
其次，在很多上海人，尤其是上海女人心中，理发有着一种“倾诉”的需要，这种倾诉需要倾听。程乃珊曾在书中写过：男人有种朋友，彼此从来不串门，只在茶馆或酒吧里聊天，女人也是如此，这样的朋友反而做得长，所谓距离产生美。而剃头师傅，永远是女人不串门却最知心忠诚的朋友。
老上海的理发师很多都有些中性，以至女客都将他们当“姐妹”，可以掏出很多知心话。
女人在上班地方或家里公婆小姑处受了委屈，与邻居不睦或犯了更年期忧郁症，经热水和香喷喷的洗头水温柔的冲洗，再在理发师一双手体贴细微的呵护下，最后一道心理防线瞬间崩溃，如决堤的黄河，一泻而快，再加上理发师“姐妹”耐心地聆听和与你彻底一边倒站在同一战线的明朗态度，明知这是理发师拉拢顾客的最基本常规，但女人还是十分受乐的。
于是往往顶着一头疲惫的无精打采的头发和一肚皮“挖噻”踏进门，出门容光焕发心情舒畅，这就是女人为啥爱去理发店的原因。
第三，在小克勒看来去理发店对不少人而言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就像去电影院、茶馆、卡拉ok一样，理发店提供了一个交流和社交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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