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为促成国共合作,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在改编中,许多高级将领被降级使用,有的从军长降为旅长、副旅长,有的从师长降为团长、副团长,有的由指挥员降为战士,大家对此毫无怨言,坚决服从命令听指挥。其中,李先念同志从军级降到营级。上级领导问,组织决定你到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当营长,你有什么意见吗?李先念毫不犹豫地回答:“坚决服从组织的安排。”
“坚决服从组织的安排”,反映的是一种清醒的党员意识和坚定的政治立场,彰显的是共产党人坚强的党性。党性强,就能始终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做到忠诚于组织,任何时候都与党同心同德。
共产党员的党性,不是外力的而是自觉的。1934年,陈昌离开中央特科总部机关,被派往敌人心脏作隐蔽战线斗争,他把敌人每月发给的工资20%自用、80%作为党费上缴党中央,始终保持了出淤泥而不染,不仅完美地完成了情报工作,还想方设法筹集资金为党、为军队购买枪支弹药等供抗日前线急需。1935年,由于斗争环境恶劣,东北抗日联军与党中央失去联系。艰难岁月里,冯仲云坚持给中央写信请示汇报工作;杨靖宇冒着重重危险,两次率部西征,试图打通与党中央的联系;周保中更是发自肺腑地说:“听不到党中央的声音,接不到党的指示。在最艰难的日子里,想念延安真像孩子想娘一样。”他们的事例表明,共产党人的坚强党性,体现的是内心深处对信仰的执着坚守,形成行动上的自觉,如此锤炼党性,才能有跟党走的坚定不移、有不怕困难的顽强勇毅、有危难关头的不惧牺牲。
共产党员的党性,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1950年初,中央决定进藏,邓小平找到18军军长张国华,开门见山地说:“今天谈话凭党性。”张国华回答:“一切听从党安排。”同年,李狄三也奉命率部入藏。当五星红旗在噶大克飘扬时,包括李狄三在内的63名官兵倒下了。在遗言中,李狄三说:“共产党员就是党让干啥就干啥,在最困难的时候,向党要副担子挑在肩上的人。”1955年,张富清退役转业时面临多个选择:留在大城市,海阔天空;回陕西老家,可以方便赡养老母。当组织找他谈话时,他当即决定响应党的号召,去偏远、艰苦的来凤县工作。他说:“我是一名党员,党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战场上死都不怕,苦点怕什么?”他们的故事昭示我们,共产党员也有个人利益,但坚强的党性,使得共产党员成为“特殊材料制成的人”,敢于为人民的利益、党的事业,奉献一切、牺牲一切。
共产党员的党性,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与时俱进的。新中国成立之初,兼任华东军政大学校长的陈毅出席学校的开学典礼。当时的华东军政大学从备战需要出发,要求所有男学员剃光头,一些学员怕影响自己的形象不肯剃。为了疏通学员思想,陈毅对大家说:“小同志们,你们今天当兵,就是决心参加革命,而为人民服务是终生的,可不是一时一事的,今天想起就革命一下,哪件事愿意就服务一次。我是老革命了,仍在时时事事提醒自己。小战友们,我们在这件事上一样:既然下了决心,终生不渝,那就常要从头开始!”他把帽子摘下来,指着自己的头大声复述:“从头开始!”一语双关,讲出了“革命永远在路上”的真谛。革命胜利后,凡有老战友来探望,徐海东大将必问:“政治上犯错误没有?经济上多吃多占没有?生活上和老婆离婚没有?”这三问,问出了徐海东自己和身边同志的思想清醒。锤炼党性,本质上是一个纯洁自我、提升思想境界的过程。彭德怀每月“反省自查一遍”,严格要求自己;董必武90岁高龄仍赋诗抒怀“彻底革心兼革面”,注意以身作则,服从组织,遵守纪律;谢觉哉经常“跟自己打官司”,省察一言一行。老一辈革命家的生动实践,验证了一个道理:锤炼党性不是一阵子的事,而是一辈子的事。永葆党性之树长青,必须“在思想政治上不断进行检视、剖析、反思,不断去杂质、除病毒、防污染”。
“我们只有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才能应对'四大考验’、克服'四种危险’,才能正确处理公私关系、破除'四风’顽疾。”这是一种党性要求,也是对共产党人精神家园的呵护。今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赓续老一辈革命家锤炼党性的优良传统,更须矢志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才能更好地坚守初心、砥砺恒心,以更加坚实有力的步伐,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进。
来源:2021年5月27日《解放军报》
责任编辑:小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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