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时期的陈望道。 (资料图片)
1920年8月,《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问世。 (资料图片)
庆祝建党百年之际,《陈望道文存全编》正式在上海发布。书中新增史料,全方位呈现了陈望道的理想信仰、革命实践、学术贡献和教育理念。让我们透过其中的书信,感受这位《共产党宣言》中文全本首译者追望大道、并坚守信仰的历程。
鼓励读者学马列
振乾同志:
承索拙译《共产党宣言》,知由于同志们热爱马列主义、热爱共产党之忱,感到无限亲切。但因经过一个白色恐怖时期,到了全国解放时期,中央虽即派人到全国收集旧本,已只能收到七八本了。这七八本,想来就是各革命历史馆陈列的本子,你们要看,可以到那里去看。至于学习,我劝你们读新著,新著有马克思、恩格斯的许多篇序,比旧本完备得多。
祝好!
陈望道
1973年5月11日
这是陈望道写给一位名叫郑振乾的普通读者的回信。1973年5月,中共浙江省金华地委举办一期兼职理论辅导员读书会,主要学习《共产党宣言》,郑振乾是教学组教师。在学习中,学员了解到《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就是义乌人陈望道翻译的,大家十分高兴。为了让大家能更好地学习交流,郑振乾壮起胆子给仰慕已久的陈望道写了一封信,希望能够得到陈望道当时翻译出版的《共产党宣言》译本原本,并向陈望道询问当时翻译出版的情况,以增强大家学习马列主义的信心和决心。
信寄出之后,郑振乾本来没有抱太大希望,甚至连这封信能不能寄到陈望道手中,都不敢肯定。索要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原本,原以为会石沉大海,可没想到,短短3天后,时任上海复旦大学校长、已83岁高龄的陈望道就给素昧平生的郑振乾回了信。
陈望道少有亲笔书信存世。这封写给家乡父老的回信,再现了陈望道对马克思主义不遗余力的传播。虽然信只有短短数百字,可是字里行间流露的都是对共产主义信仰的追求,成为彼时对郑振乾等人的莫大鼓舞。
在落款后,陈望道又应读者之邀,讲述了自己翻译《共产党宣言》前后的一些情况。
“你们要知道我的遭遇,遭遇就是反动派在那白色恐怖时期常把'共产党宣言’当作我的头衔。无论说什么,动不动说'共产党宣言’译者陈……要你怕,要你不敢动。不过,我这人是不大知道怕的。我做过上海大学教务长,上海大学就是培养革命干部的大学,有许多干部现在还健在。”
革命者勇往直前的大无畏精神跃然纸上。
柴屋中诞生首个中文全译本
事实上,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及其前后,是充满选择与斗争的。
20世纪初,积贫积弱的中华大地暗潮涌动。万千进步青年,怀揣满腔热忱,却又踌躇迷惘;他们渴望有所作为,却又不知路在何方。陈望道出生于小康之家,和当时不少进步青年一样,早年去日本留学,在那里,他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
五四运动爆发后,陈望道毅然回国,到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任教,参加新文化运动。在国文改革中,反动当局以“非孝”等罪名,要求撤职查办陈望道等教师、撤换校长。面对反动当局的高压政策,陈望道等师生联合其他学校进步师生奋起抵抗,却遭到血腥镇压,造成流血事件,这就是当时轰动全国的“一师风潮”。
“一师风潮”给了陈望道极其深刻的启示。“所谓除旧布新,并不是不推自倒、不招自来的轻而易举的事情”。他逐渐认识到“文学革命触动了封建的思想文化,但要真正解决中国问题,必须进行社会改革”。“单讲'新’是不够的,应该学习从制度上去看问题”。因此,必须“对于新旧逐渐有所区别和选择”,而要想做出正确的选择,必须“有一个更高的判别准绳,这更高的辨别的准绳,便是马克思主义”。
基于这种认识,陈望道欣然接受了翻译《共产党宣言》的邀约。1920年2月,他回到家乡义乌分水塘村,独自住进了堆放柴火、久无人住的老宅,凭借柴屋里简单的用具,以及老母亲给他送来的每日三餐菜饭,开始了《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工作。
翻译这部巨著,不是容易的事。当时陈望道手头只有关于该宣言的一本英文版和一本日文版,以及两本借来的字典。尽管陈望道熟悉日文和英文,也有一定的马克思主义素养,又积极倡导新文化,具有良好的白话文功底,但要想把这部经典翻译得出神入化,非常具有挑战性。
陈望道一边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一边字斟句酌地翻译,反复推敲。《共产党宣言》英文版中的Bourgeois和Proletarians两个词,1906年日文本中译作“绅士、平民”。陈望道思索再三之后译为“有产者、无产者”。——这种译法完全符合了《共产党宣言》的一个重要主旨:“社会全体现已渐次分裂成为对垒的两大营寨,互相敌视的两大阶级:这就是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陈望道是带着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入思索和坚定信仰去翻译的。因此,翻译后的用词生动讲究,饱蘸深情。
1920年4月,29岁的陈望道在义乌分水塘村一间破旧的柴屋里,终于将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共产党宣言》一字一句首译成方块文字。8月,《共产党宣言》中译本正式出版。初版的千余册立即销售一空,又于同年9月再版。
这份宣言,在凄风苦雨中点亮了信仰的火种,给摸索中的中国带来了理论之光。
陈望道精通修辞学,在他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里,随处可见一些开白话文修辞学风气之先的精彩语句,如“宗教的热忱,义侠的血性,儿女的深情,早已在利害计较的冰水中淹死了。”“凝结的散作烟云,神圣的堕入秽亵。”通过比较,可以看出其文学性和本土性,表现出了显著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是传播者,更是践行者
陈望道不只是《共产党宣言》的翻译者,还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践行者和坚守者。
在翻译了《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后,陈望道应陈独秀之请,到上海主持《新青年》编辑工作。其后,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在《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陈独秀任书记,陈望道是最早的八位成员之一,担任共产主义小组的劳工部长。
在开天辟地的日子里,陈望道不但为党的创建从思想理论上进行了一系列准备工作,还致力于在广大劳动人民群体中传播马克思主义。1922年农历春节前夕,陈望道用《共产党宣言》中的核心思想创作了一首6句77个字的《太平歌》,并把歌词印在新年贺卡背面。
大年初一上午,陈望道、沈雁冰、李汉俊、李达等带头,发动上海党、团员与工人,分头上街散发。不到半天时间,散发到上海大街小巷、公共场所的“红色贺年帖”就以万计。工人拿到贺年卡片后非常感动,认为“上海滩有人关心工人了”……由此,“共产主义”一词逐步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上海进步青年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当时党的生力军。
陈望道曾言,“我是一个偶像崇拜者,人类便是我的偶像”。陈望道始终坚信马列主义,紧跟中国共产党,他一生追随党、为人民的事业奋斗不息。
新中国成立后,陈望道担任复旦大学校长,同时还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语言修辞学家。他不为学术而学术,而是自觉地把学术研究作为事业来追求,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来指导教育和学术研究。他以一个革命者的政治自觉,坚持把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贯穿到办学的始终。复旦大学在全国最早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这正是陈望道提议的。
在1952年复旦大学秋季开学演讲中,陈望道说:“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科学,是一切科学的科学,一切工作的科学,对于一切科学、一切工作都具有指导作用,它能帮助我们高瞻远瞩、勇往直前,能够让我们正确认识世界、改造世界。”
100多年前,分水塘到义乌城里,要翻山越岭很不方便。陈望道向村民说:“有一天,我出去,有条件的话,帮你们打开这个山洞。”
2019年1月18日,随着东萧线贯通,分水塘村到义乌市区仅需十几分钟车程。陈望道向村民描绘的美好愿景,在100年后终于实现。
追望大道,蓝图终将成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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