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世相（thefair）的第 374 篇文章
Sayings
一个一个女孩，变成女人。她们有的甚至根本没有注意过这个男人，在远处瞥过她一眼，多年之后还记得，记得非常深刻，并且混杂着那天的江风、脂粉的气味，深到成长里头。
人心远比想象的柔软，凿出很多印记。回头一个一个数过去，都是些模糊结，完全错过了被打开的机会。
我在看袁凌的新作《从出生地开始》。看完之后，发短信给他说：我很喜欢，但恐怕很多人没有耐心去读。作者挣扎着流着血，剜出自己成长的腐肉中所剩不多的新鲜组织，读者却只爱匆匆而过，浅尝辄止。写歌的人很难说不正经，听歌的人确实都太无情了。
于是我也无情地摘录，我摘出了一个一个女孩和女人的故事，讲的时候都还像花一样新鲜，读的时候已经干巴了。时间过得多么快，多少刻骨铭心变成了陈述时的三言两语呢？
从出生地开始（节选）
作者：袁凌
一
班上有几个女生是西安市和其它城里的，和农村来的显得是是完全不一样的，精致的物种。开学的典礼上，她们站成一排唱《恋曲1990》。这是我知道的罗大佑的歌，却是完全不同于以往的罗大佑。她们那个润泽而发光的世界，离我是何等远，虽然只是从大阶梯教室的座位到台上。
一个来自陕北的女同学接着唱了《黄土高坡》，她自告奋勇地说唱不来刚才的恋曲，只好唱歌家乡的歌。她的脸红扑扑地好像向日葵，这样的健康在座位上的我看来有一种难为情，感到她和我的一致。
实际上，从小时候开始，我就知道城里的姑娘不一样。先是从山村里到广佛镇上，知道镇上单位上的姑娘和村里的不一样，完全是两回事。后来又知道县城的姑娘和镇里的不一样，地区的的和县里的又有差别。现在我知道，西安或者咸阳，或许还有我不知名的其它城市的姑娘和我在高中时代以前见到的都完全不一样，她们是来自“市”里的。她们不是我熟悉并带着一份喜爱的镇子上姑娘的温情形象，有种我不熟悉的特殊物质。
二
我没有和班上城里的女生说过话。实际上在高中时期，我就很少和城里的女生说话，有一个女生似乎是作文科代表，有一次似乎是中秋，她喊我去市里广场猜灯谜，我跟着几个人到了那里，却猜不出来什么，觉得自己的愚拙，和她也就走散了，以后我忘了她的名字，也不知她是不是安康城的人，去了哪里，她额头的光洁，苗苗条条的身段和有些削瘦的手肘，却一直记得。也是在那个广场上，一个同学对我讲起女性的“维纳斯丘”，当时轰然震惊，却不由想起前两年在医院里看到邻居穿开裆裤的小女孩撒尿，似乎并没有他说的所谓小丘的东西，又想到邻居家里摆过的一个维纳斯像，一个断手臂的半裸女人，似乎是不小心跌坏了的，比起带我猜灯谜的苗条的她来，实在没有可爱处。
在大学的班上，有个女孩子的肘尖更瘦于她，似乎尖锐地要刺到旁人心里，面目也更削瘦，脸上偶尔带着微笑，男生们议论中的配角，似乎是可以亲切的，然而也终究不曾接近。只有几次擦肩而过的回想。像地上生出的某种东西，不长起来，也就自然消灭了。
三
几年后在清华大学的校园的老榆树下，我和一个女同学谈起了李二曲的名字。她就是大学开学电教室的联欢会上，在城市姑娘们的《恋曲1990》后接着唱《黄土高坡》的女生，后来我说过她长得像花一样，她问什么花，我说向日葵，似乎她也不反感，或者她本来是喜欢向日葵的。眼下她脸上红扑扑的颜色退了不少，告诉我工作两年后，仍旧回西北大学上了研究生博士，留校在行政上工作，结了婚生了孩子，现在很少回陕北，父母也进了县城，有时感觉心还在那里，只是回不去了。“我们这一代出来的人，注定会一辈子分裂。只有到下一代，像我的孩子，他出生在西安，对于陕北就没有感觉了。”
她这次来清华是开一个李二曲的学术研讨会，她的博士论文题目就是包括李二曲的关中儒学，虽然搞行政，却出了一本这方面的书，算是对自己的一个安慰。
她问到我单身的情况，劝我不要灰心，却也说到人要现实一些，最好能买个房成个家。最后问到有没有可能回西安工作？同学们都熟悉，离老家也近。我说一时回不去。她点点头，说下次你回西安联系我。
但我回到西安没有去联系她。
四
这个“作家”是我的老乡，在本校的作家班上课，第一次是他主动来找我的。几天后又来找我，那时没有手机，他只能到宿舍来叫我。
他住在西大和西工大之间的一带的两层砖房里，屋子矮小，这似乎使我体会到他在宿舍说的羡慕我科班出身，而这是我全然少有体会的。他住在楼上一间，屋里似乎有个沙发，桌上摆着一些稿纸和两本杂志，却没有多少书。我们聊着些别的，似乎到了这里，文学倒不再重要了，这使我有些不习惯。
他后来说到自己的妻子，原来同在魏汝的一家单位，现在离婚了。他为她写过一首诗，这诗已找不到了，只是在我心中唤起了青石板路的样子，一个女子闪动着腰身，挑着塑料桶下坡去河里汲水，不知是他提及的一两句，还是我自己的印象，疑惑他们是怎样离婚的。
他说，自己的收入不稳定，但给人写篇报告文学之类，一下子可得千把块，于是拿起案头一篇文章给我看，是写的湖北某个公司总经理的业绩。文章是铅印的字，却有一两处钢笔的修改，他说这是清样。
第二次去是冬天，奇冷，大约民房比学校宿舍墙更薄。他正在楼下的一间小屋里，和租住的一个女子捂着小火炉聊天。火炉在我看来极小，起不到作用似的。女子似与他很亲昵，拿手给他看相，我又想起那段青石板路面上的女子。看了手相，他似乎是说有文学天分之类，女子有些受用，他展示自己的手掌，说到哪条是文学气质的纹路，天生搞文学的。女子让他给我看。他拿起我的手来，女子说：“他自然也是文学家了”。他却沉默，过一会说：“形象思维很丰富，但不是文学家”。女子问那他是做什么的，他说是实业家。
这让我失落。
五
在一个同学的相册上，我看到了他身后的宝鸡城。是在城郊的一处山坡上照的。季节是冬天，近处一片萧疏树木，远方城市的灰色楼顶隐现。天色隐晦，一个少年站在树丛后面，眼神有种似乎很合适的忧郁。这片隐晦的景致，和那样适度的忧郁眼神，是我没有过的。
其他的夜晚，他谈到自己在紫藤园里接吻的体验，说那个女孩是老手，接起吻来比他还熟。那女孩我见过，小巧清秀的，似乎是在梦境中才会出现，曾经来宿舍取过他的脏衣服去洗，我听到这里就嘴唇发干。这是一个只有他们能发言的话题。我知道即使不是西安而是宝鸡的同学，跟我们之间的差距也是遥远的，我们表面上住在一个宿舍，混用热水瓶喝水，他们还称赞我的黑漆大木箱，说土漆的质量好，实际上我们过的还是完全不同的生活。一个人出生之地总是在有些要点上决定你的一生，即使当初看起来完全相反。
六
大学开学几个月后，我知道初中同过一年桌的女同学考上了大学，在汉中上学。
我记得她似乎总穿着的白衣服，应该是在夏季，但似乎她从未穿过别的衣服。她家隐藏在一片竹林后边，就在公路坎上。有次上自习，我学其他的同学，把手搁在她座位上，她坐到了我的拳头上，站起身要打我，我跑出去了，她把我的书扔在地上。我似乎是不能容忍别人扔书的，回来看见书在地上，就骂了一句极其恶毒的话，是我们那地方骂女生的最高限度了，当着全班的面，她一下子就呆住了，似乎全班的人也呆住了，停了一下子才发出杂音，这个可怕的效果同时吓住了她和我，她随后回过神来，哭着出教室要去告我。
毕业的时候，我和她已经不是一桌了。我们都到镇子上唯一的一个照相的人那里去洗小照片，用作留念。似乎这是那一年刚刚兴起的风气，那个留着小胡子，总是满不在乎的照相师门前煤灰堆里满是剪碎了的白色小照片，显影失败了的。对于我们的稀有之物，他却如此处置，似乎含有一种特殊的权力，好几年中一直引起我畏忌。他的洗影设备似乎就是两只洗脸盆，洗出来的小照片夹着挂在门前的一条绳子上，微微的飘着晾干。蔡红英的照片也在其间，仍然穿着白衬衫。我意外发现，她们看上去都很端庄好看，像是到了一个不同的世界里，有点像我在文学书里读到的那些。我想到了问她要一张。她给了我。
我开始给她写信。她的回信总是折成鸟的样子。这是那些年代里女生的习惯，好像这样信就不是坐火车寄过来，是在信皮内自己飞过来的。
我还收到过她过节时的一封明信片，是一片联翩的风帆，使人想到为国争光，鹏程万里之类的。这似乎符合她的专业。她的学校以前叫工学院，是三线建设时从外面迁到汉中的军事院校。我想到巨大的山洞，学校似乎半藏在山里面。
但我又想，怎样穿过秦岭去她那里呢？青春期的我，需要的是现成的近在手边的陪伴，和每天睡觉前手淫的压力那样实在。我停止了和她的通信。过了一段，她又来了一封信，用着似乎平素的语气，问候节日，又带着问一句我的近况。我没有回。就好像我不明白那些简单言语背后的含义。
那个年代，我的心和每天清晨催迫着的欲望一样，是坚硬的。
上大学有年回家，我和两个初中同学闲逛路过她家前面，正好在杀猪，被请到家里去，吃了一顿泡汤肉饭。那天她不在家。那时公路在加宽，竹林被砍掉了一大半，不成样子了，因此她家人能看见我们。我再也没见过她穿白衬衫的样子。
直到很多年以后，听说她毕业分配到宁陕县教书，并且在那里结了婚，生了孩子，一直呆在那个县城里。
七
听欧阳说退休要回宁陕，我想起了上面这段记忆。
在北京五道口紧旁购物中心的一家餐厅里，欧阳说到升公司主任后的一些不顺心。她骑着一辆自行车从大钟寺赶过来，虽然已经有了私家车。她脸上有了些纹路的阴影，眼睛还是高中的清亮。我想起在西北大学图书馆旁的凉亭下，她带着一个男同学来找我。那晚有一点月亮，她和蔡红英一样穿着白色短袖，感觉却不同，周身散发皎洁的微光，似乎没有地方是可触碰的。那以前我鼓起勇气，给她在一周内写了七封情书，表达在高中时隐藏的倾慕。我内心想，现在我的大学或许比她的略好，可以配得上她了。没想到的是，那个夜晚她告诉我不要再写了，并在以后托一个同学把情书退还给我，使我半年中不敢见几个同学的面。
以后我知道，她和小恒谈了恋爱，小恒那年考到了中国政法大学。她在放暑假时去北京，确定了关系。起初还听说她是去找班上另一个上北大的同学。似乎她是一定要把爱情的根子系在更远的北京。我虽然考分高，却报了西安的学校，对她还不够。
在安康师专的那年夏天，小恒突然带着欧阳来找我。小恒在地区法院工作，欧阳则分到地区医院。
她穿着红衣服，依旧是当初的眼神，我最初似乎没有认出，反应迟缓，使她或许有些不快，在我的木板床上随意坐下了。这张床，在我夏天放假回县的日子里，曾经被母鼠用来自由地繁殖，直到我开学时从被子里抖出几团蠕动的血肉。那时我感到母鼠的爱情和我凑成了一桩不幸。
以后我去他们的家，温暖紧凑的小套间，法院分配的集资房，布置得有情调。小孩子出生了，抱在婆母手里，“哦哦”地哄着，“宝贝来，喊一声妈。”当了妈的她，倒没什么大改变，像是不存在中间怀孕的那些日子。墙上挂着一个小飞镖盘，上面插着两只飞镖。听说我在考研究生，她的眼睛有些亮，没有接过婆母怀里向她伸手的孩子。小恒似乎不积极，他有点发福了。
以后她用了两年考上协和医学院，一直读到博士毕业留在北京。听说她想出国，小恒说出国就离婚，作罢了。于是想在西安杨森找工作，却终于没去成。以后变成欧阳要求小恒来北京，不然就离婚。小恒辞掉了安康市法院研究室主任的职位，来了北京。
几年前同学在联想桥聚会，小恒刚到北京，他们坐一辆三轮摩托车从附近的街口赶过来，说花了5块钱。
小恒到北京后在一个律师事务所，业务一直没拓展起来，曾经说，不如我呆在家里，你养我好了。这句话让欧阳失语。
“他心里从没舍弃过地区法院那份工作，他觉得出来是为我做牺牲。可是他不想一想，我不是为了这个家，就去国外留学了。”
去年过年，她和小恒回了宁陕老家，小恒父母的户口没退掉，名下还有几亩地。算起来她还有十几年就可以退休了，孩子也大了，就回宁陕去，种点地，不在北京呆了。小恒赞成这个打算。
“这是我们这些年来少有的意见一致。”
在宁陕县教育网上，找到一张蔡红英的图片，站在大约是在涨水浑浊的河边，穿着得体的蓝灰色短袖，发型还是当年的短发，脸容自然是苍老了，却在无心保留的一丝神气里，依稀透出那张小照的底色，或许仍然可以称作秀气。假如我们在火车站相遇，依旧能在迟疑停顿之下，认出来，明白一个人有个隐约的标记，不自觉保存在某个地方，是一生中难于改变的。
八
那时桥下通行的又都是大船，还有一处码头，其中有两个客轮的班次，分别往上游的紫阳，和下游的白河。班上有个动人的女同学家住白河，就是在这里下船回去。对于这个女同学，我有和其他男同学一样的好感，关于她回家的旅途，自然多了想象。有谚语说白河的美女紫阳的汉，两座县城都是从高坡上一直延伸入江，石板路绕曲而上，造就了女生苗条的腿脚。眼珠的清亮漆黑，似乎正是江水淘洗的证据，微黑的皮肤，想象中也出于江雾熏蒸了。
九
我谈了恋爱，对西安的街巷饮食渐渐熟悉起来。女友的学校在城南，附近有一家兰州拉面馆，我看她的时候总是去吃，三块钱一碗。
我们更多的内容，是在公园和南郊盘桓。大雁塔附近，有一块叫曲江池的地方，刚刚开发出来不收门票，地上安置了很多石头，刻着很多古诗。我一首一首地读那些古诗，想到李商隐的乐游原，杜牧的人面桃花，也想到韩东写的那首登上大雁塔看了看又下来，别的人也是登上看看又下来那首诗。由于门票贵，我们很久以后才登上一次大雁塔，在层层楼梯的转折攀升中，多少领会到老杜的意境。塔顶眺望的视线，自然不能和千年前相比，多少证实了韩东的话。印象深刻的却是，在塔底的地宫里，展示着“人体奇异现象展览”的展览牌，照片上泡在福尔马林药瓶里的各种畸形胎儿，让人周身发冷。在西门外城墙脚下，我曾看过一次这样的展览，不过主角是蛇。
十
有一次，我陪妻子在开元商场的地下超市里买东西，看到休息区有商场请的歌手演出。大概是最近时兴的。我在休息区等她，看到一个女生出来唱歌。她从一个小休息间出来，自己整理好麦克和音箱，坐在一个小凳上开始唱，音域不宽但还干净，唱的是徐若瑄一路的歌，装束也素净。我想，她大概是音乐学院的学生，出来整点零钱。不知什么时候，妻子来到身边，无声地一起听完。女生收拾东西退场，我们搭扶梯去一层，缓缓上升中一路无言，妻子忽然问：“你在想她么？”
又说：“要是我当时有机会上学，我也可以像她这样。”
十一
在一个晴朗的秋天，我和新的女友一起登上了西安城墙，并排骑着骑自行车。城墙顶上比下面想象的宽阔，来往自行车交错没有障碍。城里的风景虽然翻修，多少保留紧凑，城外却在巨变，没有几个地方还找得出记忆的痕迹。我知道城外的这些地点，原来也在一座更大的古城里，一直到我曾经散步的曲江地界。也许因为它开初的命运太不同寻常，以后却难以承受了，在安史之乱后渐渐萎缩残破。以往繁华的朱雀大街，成为居民的菜园子。
十二
前不久，蕾给我发来短信，问是否可以给那个孩子起名叫袁蕾，她觉得是个女孩。将来在天堂里，我们还能遇到她，一个小灵魂，和别的孩子一样保存得好好的。
我不知道如果遇到她会怎样，或许她会提起自己撂在世间的身体，不曾得到安置，拥有一个小小的墓穴。
那年秋天，蕾在八达岭发短信给我，说她正处身墓地，蒿草枯干破碎，散发不可挽回的芬芳。这一刻想到我，她决意把对我的感情深深埋藏，因为“埋入泥土的感觉如此沁人心脾”。
但说出这句话也就意味着表达。我们没有办法隐藏气息，很快像野蒿一样破碎。春天来时，我坐在复兴医院有来苏味的走廊里，等候做药流手术的蕾出来。她出来时手持一个杯子，我看到了杯子里的小小胚胎，具有最初两足岔开的人形。我略为看了一下，按医生的吩咐，把杯子扔进了塑料的垃圾大桶。
在回去的路上，我有些后悔了。为何不能把盒子拿出医院，为何不能哪怕将他（或她）埋在路旁的绿化带里？或者是带回小区，埋在楼下的院子。那是个半荒废的院子，有几棵松树和自己生长的花，一些花陷在了坑里生长，像是现成的小小墓穴。以后每次路过那些小小的坑穴，我都会想到这一点。
就这么一点点，我也没有替她做。我们为自己身体的负担所苦，血还从蕾的身体里流出来。我们只想赶快摆脱这件事，当做一件可以删除的插曲，继续若无其事地生活。
但有些什么事情已经不一样了。我和蕾后来离开了那个院子，分了手。自从离开医院，她似乎难以再快乐起来，无法回到从前。在她的身体里，似乎有一道难以弥补的裂痕。
接到蕾的短信，我明白自己也不再完整。有一部分已经死去，和那个没有得到埋葬的胚胎一起。那个蓝色塑料大垃圾桶里的阴冷，进入了我的身体，一直留在那里。
这也是我们终究分手的原因。
十三
这是我见过的第一座楼房。它不动声色地就在镇子上出现了。像一个不是真正长大的人，并不自信体格和力量，在不经意处露着幻想。在一篇作文里，我把它正面镶嵌的石子比作星星，得到老师一行长长的评语称赞。回想起来，它的结构也不是成熟的，微红色的肩上背着一道折弯的楼梯，有点像是背篓系，我一度以为，这是真正的楼房唯一的样式，直到学校的教学楼矗起，将三层宽阔楼道藏在内部。
我和妈妈还有另外的叔叔阿姨们顺着楼梯走上三楼，去跳舞。或者说看跳舞，大多数人在看，只有不多的人跳。这是小镇上第一场舞会，男的和男的，女的和女的，只有住在我家搬到一楼后隔壁的毛阿姨和乡政府的扬帆，是男的和女的跳，他们后来成了一对又闹离婚，人们都说嫁给文学青年就是靠不住。
图片：筱山纪信《少女馆》
来源：《从出生地开始》，法律出版社出版。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可以购买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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