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书贤的说法并不夸张。根据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当代中国社会的声望分层——职业声望与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测量》报告显示，大学教师排在第8名，中学教师排在12名，小学老师则排在第35名。而工程师排第4名，外企经理第10名，银行出纳员排在22名。
深圳市翰林学校语文教师武宏伟对此深有感触：“教师的社会认同度太低，家长对老师的尊重大多停留在教他孩子的那会儿。”而就教师职业的成长空间而言，因其过于“狭窄”、“难有进步”也让一些男教师望而生畏。
有一句话在教师圈内广为流传：“one day as a teacher，always a teacher”。对此一个较为夸张、但还算形象的翻译是：“当你踏入教师这个行列后，就像被关在学校这个笼子里，再难与这个社会有过多交集，以至被社会的快速脚步落下，越来越远。”
这种隐痛并非所有人都能理解。武宏伟说，他曾经向很多非教师职业的朋友诉苦，但朋友多会半开玩笑地回应：“你们有寒暑假，加一起3个月，知足吧。”
不身在其中，难解其味。实际上，学校并没有给教师打开社会活动这扇窗。武宏伟发现，30年来的教师生涯，工作日要上课，周末要做继续教育，有时还给学生在家里补课“开小灶”，平日里几乎没有多少时间用来充电。
一个研究生时的同学告诉武宏伟，相对于其他领域，教育是个“落后”的部分。以前和这位同学一起做教育的都离开了教师岗位，他们宁愿去中小企业接受未知的挑战，也不愿一直做个“套中人”。在学校里，学生是“有期徒刑”，老师是“无期徒刑”。
武宏伟本人则告诉记者，如果不是在学校里轮岗做过团委书记、副校长等职务，恐怕自己早对学校失去了感情，“男人要有自己的事业，如果只是教书匠，没了发展空间，真的怕被瞧不起。”
教师的任务不是简单的培养高分学生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吴国珍起初并不愿意过多谈及男性“逃离”中小学的原因。在这位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专业硕士生导师看来，外在因素列举起来总是简单，而一旦谈及更深层次的内涵原因，一来难以说清楚，二来难以为人信服，
吴国珍所说的“内涵原因”简单来说，就是男性在选择教师职业时所憧憬的教育抱负，以及现实教育环境对其的“扼杀”。
吴国珍说，愿意为教育牺牲自我，把积攒20年的知识悉数掏给学生的教师大有人在，阻碍他们释放能量的是僵化了的应试教育环境。
试想如果让一个男人站在课堂上盯着学生们念书，看着他们背书，拼命做练习，这与传统意义上的蜡烛精神相比，完全变了味儿。
换言之，当下的环境让教育失去了“育人”的血液，只剩下“教书”的躯干，成了“僵化的教育”。在吴国珍看来，一味地追求高分，而不是根据学生特征发展个性，不仅让学生成了机器，老师也成了教书机器，从而真正成了他们所自嘲的“教书匠”了，真正有教育抱负的男人谁甘心于此呢？
吴国珍的一位朋友，在北京一所重点中学教语文。刚教了几年，这位男教师便离开这所公办学校，去了一所民办中学。他告诉吴国珍：“我很爱教学，但我不甘于教授作秀的官课。”
到了民办学校后，这位教师接触到了差生、问题少年等各类学生，他的工作明显要比以前多了许多，除了学习，还要帮助学生解决生活、家庭乃至“人生困惑”等各类问题。但是他很喜欢这种状态，因为“这样的教师生涯才显得完整”。
中小学男教师所占比重小的现象并非中国独有。一份数据显示，在美国，幼儿园、小学和初中女教师的比例分别为94.7%、86.5%和60.2%；法国小学和初中的女教师分别占到77.7%和62.8%；捷克、匈牙利、意大利、阿根廷和巴西，初中女教师的比例都高达70%以上，有的国家还超过八成。
学者们对此的解释更多是男性、女性之间兴趣本能的差异：“女的喜欢带孩子，孩子带好了也有成就感。”但除此之外，影响这一问题的因素各国都不尽相同。吴国珍说，就中国而言，值得注意的是应试环境对教师职业“成就感”的影响。
更进一步说，在国内，一些男性对中小学教师岗位的“逃离”，折射的是他们对应试教育环境的价值不认同。
方书贤的说法并不夸张。根据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当代中国社会的声望分层——职业声望与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测量》报告显示，大学教师排在第8名，中学教师排在12名，小学老师则排在第35名。而工程师排第4名，外企经理第10名，银行出纳员排在22名。
深圳市翰林学校语文教师武宏伟对此深有感触：“教师的社会认同度太低，家长对老师的尊重大多停留在教他孩子的那会儿。”而就教师职业的成长空间而言，因其过于“狭窄”、“难有进步”也让一些男教师望而生畏。
有一句话在教师圈内广为流传：“one day as a teacher，always a teacher”。对此一个较为夸张、但还算形象的翻译是：“当你踏入教师这个行列后，就像被关在学校这个笼子里，再难与这个社会有过多交集，以至被社会的快速脚步落下，越来越远。”
这种隐痛并非所有人都能理解。武宏伟说，他曾经向很多非教师职业的朋友诉苦，但朋友多会半开玩笑地回应：“你们有寒暑假，加一起3个月，知足吧。”
不身在其中，难解其味。实际上，学校并没有给教师打开社会活动这扇窗。武宏伟发现，30年来的教师生涯，工作日要上课，周末要做继续教育，有时还给学生在家里补课“开小灶”，平日里几乎没有多少时间用来充电。
一个研究生时的同学告诉武宏伟，相对于其他领域，教育是个“落后”的部分。以前和这位同学一起做教育的都离开了教师岗位，他们宁愿去中小企业接受未知的挑战，也不愿一直做个“套中人”。在学校里，学生是“有期徒刑”，老师是“无期徒刑”。
武宏伟本人则告诉记者，如果不是在学校里轮岗做过团委书记、副校长等职务，恐怕自己早对学校失去了感情，“男人要有自己的事业，如果只是教书匠，没了发展空间，真的怕被瞧不起。”
教师的任务不是简单的培养高分学生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吴国珍起初并不愿意过多谈及男性“逃离”中小学的原因。在这位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专业硕士生导师看来，外在因素列举起来总是简单，而一旦谈及更深层次的内涵原因，一来难以说清楚，二来难以为人信服，
吴国珍所说的“内涵原因”简单来说，就是男性在选择教师职业时所憧憬的教育抱负，以及现实教育环境对其的“扼杀”。
吴国珍说，愿意为教育牺牲自我，把积攒20年的知识悉数掏给学生的教师大有人在，阻碍他们释放能量的是僵化了的应试教育环境。
试想如果让一个男人站在课堂上盯着学生们念书，看着他们背书，拼命做练习，这与传统意义上的蜡烛精神相比，完全变了味儿。
换言之，当下的环境让教育失去了“育人”的血液，只剩下“教书”的躯干，成了“僵化的教育”。在吴国珍看来，一味地追求高分，而不是根据学生特征发展个性，不仅让学生成了机器，老师也成了教书机器，从而真正成了他们所自嘲的“教书匠”了，真正有教育抱负的男人谁甘心于此呢？
吴国珍的一位朋友，在北京一所重点中学教语文。刚教了几年，这位男教师便离开这所公办学校，去了一所民办中学。他告诉吴国珍：“我很爱教学，但我不甘于教授作秀的官课。”
到了民办学校后，这位教师接触到了差生、问题少年等各类学生，他的工作明显要比以前多了许多，除了学习，还要帮助学生解决生活、家庭乃至“人生困惑”等各类问题。但是他很喜欢这种状态，因为“这样的教师生涯才显得完整”。
中小学男教师所占比重小的现象并非中国独有。一份数据显示，在美国，幼儿园、小学和初中女教师的比例分别为94.7%、86.5%和60.2%；法国小学和初中的女教师分别占到77.7%和62.8%；捷克、匈牙利、意大利、阿根廷和巴西，初中女教师的比例都高达70%以上，有的国家还超过八成。
学者们对此的解释更多是男性、女性之间兴趣本能的差异：“女的喜欢带孩子，孩子带好了也有成就感。”但除此之外，影响这一问题的因素各国都不尽相同。吴国珍说，就中国而言，值得注意的是应试环境对教师职业“成就感”的影响。
更进一步说，在国内，一些男性对中小学教师岗位的“逃离”，折射的是他们对应试教育环境的价值不认同。
北京师范大学李琼教授十分认同的一个观点是：不能让男性觉得进了教师这个行当，就是走“读书进修、考证拿文凭、评职称”的套路，而任务就是培养高分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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