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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纵横·汉阴】诗书传文脉 大雅振新声




诗书传文脉 大雅振新声




编者按:

三沈昆仲、三峰并峙、三星齐飞,是享誉全国的文化大师。6 月 11 日,纪念沈尹默先生诞辰 140 周年学术交流研讨会在汉阴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就沈尹默先生在诗词创新、教育振兴,书法传承发展等方面的卓越贡献与辉煌成就,以不同视角分享了学术观点,并展开交流研讨。本刊特摘录部分专家发言,以进一步推进有关沈尹默先生的文化研究、传承和弘扬。





新文化运动的先驱



刘静



沈尹默先生是教育改革的先行者、思想启蒙的倡导者、文学革命的践行者、书法艺术的集大成者。

他任教北京大学十几年间,参与了北大改革,他在给蔡元培校长提出的三个建议中,影响最大的是建立评议会制度,在北京大学形成教授治校的规制。他协助蔡元培整顿校风,建立规章制度等,为北大形成积极向上的风气,起到积极作用。

1917年12月,沈尹默与蔡元培、李石曾等人创办孔德学校,注重培养学生人格养成,以育人为主,为了做好启蒙教育,作为学校的常务董事,沈尹默积极支持同为校董的钱玄同等人编写小学国语课本。孔德学校的课本,采用歌谣、童话、故事等作教材,为中国的启蒙教育做出了新的尝试。

1918年1月,《新青年》编辑部从上海搬到北京,此时出版的《新青年》4卷1号,从1号到6号编辑依次为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陶孟和、沈尹默和胡适。

沈尹默对《新青年》的影响体现在很多细节方面。比如采用新式标点符号,钱玄同在日记中有提到。同是在4卷1号发表的刘半农的《应用文之教授》一文,作者专门在文末感谢沈尹默的帮助:“此文所举种种办法,有一部分得诸沈尹默先生之匡助,书此志谢。”其实早在一年前,钱玄同在1917年元旦就已经拜访过沈尹默,跟他讨论应用文字改革的办法。

由沈尹默先生责编的4卷5号,发表了鲁迅的《狂人日记》,这是中国第一篇白话文小说,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作为新青年,沈尹默为思想启蒙和新文化的传播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沈尹默长于旧体诗,但他也是最早响应白话文革命,创作白话诗的人之一。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2卷5号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掀起了文学革命的浪潮,三年间,沈尹默在《新青年》发表新诗18首。

沈尹默的书法,对好友钱玄同也有很深的影响。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全集》的封面题字用的就是沈尹默的字,据说北大红楼每间教室门口门牌也是用的沈尹默的字。

(作者系北京鲁迅博物馆(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展览部主任、研究员)






沈尹默的诗书与文化选择



邵琦



沈尹默是近代诗坛大家,亦是书坛大家,因此,从其诗书的择取旨趣中,不仅可以看到近代中国的文化发展,更可见到文化传统的统摄。沈尹默是新诗开创者之一,而他却自认为于新诗并无什么成就,当然是指于文学或诗学而言,只是尝试而已。尽管沈尹默的新诗,已是研究中国新文化运动和现代文学研究所绕不开的,但沈尹默却并没有坚持下去,相反在其大半的文学生涯中选择了旧体格律诗。这选择使得沈尹默在文学领域中的声誉几不为知,尤其是在现代文学领域中。就时状声名而言,沈尹默的这一选择大有“自弃”之嫌。今不仅可以且必须追问的是:沈尹默何以如此坚决地放弃了可使其成为现代文学领袖盟主之一的文学样式“新体”,而沉浸于“旧体”?取舍之间透露的是取舍的标准。无疑在沈尹默看来格律诗这种旧体更符合他对文学文化的认识与理解。

沈尹默在“新体”中的浅尝辄止与不为其诱引,无论当时还现今都不是“退隐”两字可以概括和解释的。

“新体与旧体”都是诗,因此舍新与择旧,也就是在同一范畴内的选择,亦即:“旧体”优于“新体”,而这个“优”便是沈尹默的文学观,也是其文化观的具体体现。“新体”与“旧体”的根本差异在于形式、在于规范——格律,亦即沈尹默放弃的是相对于“旧体”而言是无规范的“新体”。不守规则约束的“新体”毫无疑问不仅适合,而且与新文化运动“自由”的追求旗号相契合的。有规则方有秩序、方见形式,文学的根本在于规范人,所谓以文化人,若绝无规则的诗文,则自然是反文化的,因而无论沈尹默是否有过清晰或委婉的论述,他近半个世纪一以贯之的“旧体”创作实践本身就是最直接的论述、最真实的道白,所谓听其言而观其行,行动才是真实的呈现。

沈尹默在书法上地位早就公认,且都是当年书坛名家给定的;而沈尹默在书法教育上的地位也是有目共睹的;甚至连书法协会这样的专业组织机构亦是缘其而立。作为近代二王书风的宗师,沈尹默对书法钟情既在史论上亦在实践中,既在教育中亦在组织机构上,以至于撰述出版可谓矢志不渝。依照沈尹默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和成就,在书法一道上选择碑学一路才是顺理成章的。从戊戌变法以致新文化运动,所谓“维新”一派在书法的体格流派上多以碑学为指归。

碑学与帖学之选之争,既是有关书法的,又是不限于书法的选择与争论,亦即:以帖学为陈腐,以碑学为维新。自康梁以降,尤为显著。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人物之一,沈尹默对新文化运动与维新运动之间的关联,自然是清楚的,但在其书法实践上,其选择恰和他在诗体选择上一样“即以弃新择旧为指归”。

沈尹默的这一选择,使其书法与律诗一样,都长久处于隐伏状态,尤其是自20世纪末以来。时遭讥讽与贬斥。当然,近时之论无伤于沈尹默在整个书法史上的作用与地位,故亦不必为此赘言。重要的、值得我们去关注的是沈尹默何以坚持在二王风格上求索与进精?从沈尹默的书迹中可以看到其临习的对象绝不限于帖学,对碑学亦下过艰深而全面的功夫,因此可以说沈尹默既知帖亦知碑,故其选择并是不知碑而局限于帖,相反正是在全面了解之后的比较与铨量的基础上作出的选择,亦即是:既知之、且明之的自觉之举。因此沈尹默在书法上的选择与其在诗歌上的选择是一致的,可作等量齐观的,即都是知彼知己,亲自实践体会基础之上文化选择。

沈尹默的这一文化选择背后的标准乃是基立于诗之为诗,书之为书的本体之上,即文化的本体之上的“以文化人”之文化。这是沈尹默的历史担当与文化担当所在。倘若不是从这一层来看,那么也无法全面而深刻的理解沈尹默在风云际会二十世纪的存在的理由与价值。

白话新诗在当今的衰微是有目共睹的,这是诗人的匮乏还是诗体枯索?顺沿着碑学而来的书法界的乱象也是有目共睹的,新诗与碑学的式微可以从诸多角度去揭示其缘由,但就其本体根由而言均在于弃置其作为一种文化样式的规范之后的疲乏与消解,即诗与散文的边界不清,书法与表演的界限不清。这种不清,不是所谓的跨界,而是自戕,亦即不是向上的提升而是向下的坠落。

因此,沈尹默的不入时,缘于他的文化选择,故沈尹默终未得时名;沈尹默的已入史册,亦缘于他的文化选择,故沈尹默终将垂名于史。时名如云烟,而史名炳千秋。沈尹默的文化选择虽没有成就一个时名隆盛的沈尹默,但已然就了一位史名彪炳的沈尹默。

文化选择是一种历史选择,而不是社会选择,正因为沈尹默具备做社会选择的全部可能条件,而坚守其文化选择,才使得今天我们不仅要关注其诗书的斐然成就,更要关注其对时弊的匡谬作用与价值。

今天的文化建设倘若失去了对文化的本体的认识,即:以文化人,那么,难免会在弃置规范的同时,跌落为泄泻私欲的工具而成实际意义上的反文化。

沈尹默的价值固然在于其诗书的成就,更在于其对当今的启示与警示。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小城深处的仰望



王涛

 



今天,我们在陕南汉阴小城的深处,仰望苍穹之上那三颗耀眼的文曲星。我相信,那最亮的一颗也正遥望着我们。

20年前,在沈尹默昆仲举家迁离汉阴山城100年之际,汉阴在全国各界支持下,在小城深处修建了三沈纪念馆。从此,一门三杰的百年巨匠有了可供后人缅怀的地方。家乡汉阴再次走在了做好“两个结合”,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最前方。

有谁能想到,50多年前毛泽东主席送给首次到访中国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的那一套《楚辞集注》,周恩来总理特意叮嘱让告诉记者,这套影印的线装宋版书是沈尹默先生题写的书名?其实,包括《红楼梦》等在内的一百多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出版时,都是请沈尹默先生题写的书名。

沈尹默先生一生,诗名应在书名之上。在有人把新诗视为洪水猛兽,贬得一无是处时,胡适就列举尹默新诗《月夜》说:“几百年来哪有这样的好诗!”尹默先生晚年在《自述》中说:“五四前后,曾做过许多白话诗,只是尝试而已,毫无成绩可言。”比起他一生创作的无数不输唐宋大家的旧体诗词,自然会将自己白话新诗看得轻之又轻。他用自己的创作表明,白话是可以写出像中国古典诗词那样好的作品的,只是他认为自己性情并不适合写新诗,但他相信后来人一定会比前人写得好。

沈尹默先生轮值主编《新青年》三期。在他主编的第四卷第五号上推出了中国现代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并自此在《新青年》全面启用新式标点排版。如同他后来主编《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刊发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下篇)一样,无论这些文章对后世的影响有多深远,作为编辑的沈尹默并不把此看作是他的成绩。

那么,被沈尹默先生视为“终生之事”的,又在哪里呢?

答案自然是在书法上。沈尹默的诗词隽永飘逸,为一时之冠,但即使他不作诗词,中国几千年的诗词长河纵不至于断流,而书法尤其是“二王”一脉,则不尽然。

书坛无尹默,何以过长夜?

在中国书法最黯淡沉闷的时期,中国书法的中兴尤其是二王帖学的重振,沈尹默是最关键的一座桥梁,也是引无数英雄竞折腰的高峰。“他风神独具的书法艺术,代表了二十世纪中国书坛艺术的最高成就。”

可是,谁能想到沈尹默先生为此做出了怎样的付出?

作为北大国文门首任教授会主任,在中国书法可能会被废除的危亡时刻,他痛心于西学东渐中书法作为中国独有艺术地位的岌岌可危,更痛心于千古不易的笔法近于失传,深感前人和自己学书所走的弯路和所临的困惑,他希望这种局面不再见于来者,决意不再像古之名家视书法为业外余事,而是“当仁不让地承担起这个社会所赋予我们发扬光大书法的新任务”。他相继辞去任教16年的北大教授、河北省教育厅长、北平大学校长等职,放弃了优渥的社会地位,克服了自幼目疾、至老几近失明的视力困难,在六十岁以后,挟数十年临池功力,在千百年来向被视为不传之秘的书法根本大计上,做长久的系统的深入研究。

有史以来,历代书论或语焉不详,或失之繁芜,甚或故弄玄虚,鲜有能明要义者。作为中国最早接触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学者,沈尹默先生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前人书论实事求是予以阐发。他潜心于斯,心无旁骛,呕心沥血,钻坚仰高,去伪存真,化古开今,推陈出新,探骊得珠,于己不避短,于人不保守,将毕生学书经验和盘托出,于是有了“起八代之衰”的《二王法书管窥》《历代名家学书经验谈辑要释义》等震古烁今的书学论著,建立了科学的系统的中国现代书法理论体系,不仅结束了中国书法千百年来私相传授的历史,避免了中国书法断层的出现,更使书法真正进入寻常百姓家,成为深受人民大众喜爱日用而不觉的艺术。这一前无古人的工作,是沈尹默先生对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书法最杰出的贡献。而当毛主席称赞他:“你工作的很有成绩,人民感谢您”时,尹默先生则回答:“我贡献很少”。

沈尹默以毕生临池不辍潜心研习、出碑入帖、入帖出帖、出经入史再造经典的刻苦努力,才成为横绝一代的书法巨匠和中国书法理论集大成者,更以巨大的影响力推动着书法的传承、普及和发展。我曾于20年前拜访被称作“国眼”的杨仁恺先生,他说:“沈老的书家之名是以他的阅历、学问、修养、道德为实的。”“个人所见,沈老真书,特别是小楷,晋唐之风已臻炉火纯青境地!”我当时有些鲁莽而冒昧地插话:“他的楷书可否说是唐以后第一人?”杨仁恺先生脱口而出:“再过千年,还是第一!”谢稚柳题《秋明遗墨》:“盖数百年来,以论书法书学,无出其右者。不独为世所重,尤足以名垂千秋也。”沈尹默说:“现代书法,要开朗、飞跃、生动,我们要比前人写得好,书法要具有前人的法度,时代的精神,个人的特性。”试问敢言“我们要比前人写得好”,这种自信千百年来可有第二人?

如今,书法普及之广,人民喜爱之深,书家临习之勤,近世罕见。最为欣慰的,书法已进中小学课堂,在众多高校已被列为一级学科。在沈尹默先生诞生地,不仅建起了书法展览馆,民众对书法的喜爱更是浸润在家家户户的日常生活里。若沈尹默先生在天有知,那该多好啊!

沈尹默晚年回忆平生时,在惜墨如金的1400余字《自述》中,竟有1100余字是在满怀深情地叙述其兄弟姊妹在汉阴及陕南学习生活情况。虽然沈尹默认为早年学书走过弯路,但在陕南汉阴时期培养地对诗词和书法的浓厚兴趣,却决定了他一生的追求。他终生保持着在汉阴形成的语言及生活习惯,甚至在《自述》中说:“山居生活,印象至深,几乎规定了我一生的性格。”他的诗词清丽隽永,他的书法俊秀雄伟,他的为人谦和儒雅,一如他眷念的秦巴山水。也正因这种浓浓乡情,“三沈”昆仲后人们才一次次踏上返乡之路。

秦巴苍苍,汉水汤汤。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如何传承文化,如何发展人文经济,家乡一届届领导做出了不懈努力,广大干群倾注了心力,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支持。我虽愚鲁,但自从领命参与建设三沈纪念馆,二十余年如一日,心为“三沈”所系。我相信,如成都的草堂、眉山的三苏祠,汉阴三沈纪念馆终将会作为陕南千年文化品牌来营建,而目前所做的工作只是起点,需要我们持之以恒去努力。

(作者系三沈研究专家、安康市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央文史馆馆长袁行霈先生为三沈纪念馆题写的“嘉惠学林”匾额




造 极



——献给沈尹默先生诞辰140周
沈庆跃


在月夜

从竹溪

沿着长江

来到月河

又越秦岭再经未名湖

步向了东海

这一步

度过了八十八个深秋明月

诗书了无数个魏楷行草

而一生

只留下两个字——造极

(作者系湖州沈氏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搜集整理沈尹默诗词作品的相关情况



郦千明



沈尹默是近现代极具影响力的诗人,一生创作宏富,造诣高深。他生前曾对亲友说:“我无字不入诗,为诗坛之公认。平心而论,我之成就当以诗为第一,词次之,书法最下。世人不察,誉我之书法,实愧哉矣!”又说自己“诗逾万,无法搜齐。词可能比较容易些”。可是,到目前为止,尚无一本较全面的诗词集问世。这对沈尹默研究者和现代文学研究者来说,都是一大遗憾。

一、沈尹默诗词出版情况

目前能看到的沈尹默最早的诗词著作为1925年1月北京书局印行的《秋明集》,分上下两册,前诗后词。1949年以后,沈尹默诗词集出版的有三种,分别是1983年3月书目文献出版社(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前身)编辑出版的《沈尹默诗词集》,1983年7月金陵书画社影印出版的《沈尹默小楷》,1984年8月齐鲁书社影印出版的《沈尹默手书词稿四种》。

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沈尹默诗词集》,是迄今为止所收沈氏诗词最多的一部公开出版物。全书收录新诗(17首)、秋明诗(213首)、秋明室杂诗(45首)、近作诗四首(12首)、秋明词(78阕)、近作词七首(7首)共六个部分,共收录新、旧诗和词372首(阕)。此书出版次年,就有学者(林辰《关于〈沈尹默诗词集〉》,见《读书》1984年第7期)提出批评意见,认为其存在较多问题,其中首先指出搜集不全,“似乎沈尹默在一九二七年后至一九四〇年前这一段时间里,没有写过旧诗;在一九二八年后至解放这二十年的时间里,没有再写过词”。事实自然不是如此,该学者举例杨公庶辑1946年重庆印行的《雍园词钞》,其中就有沈尹默作于抗战时的两种词集《念远词》《松壑词》,合计收词173阕。而1949年后,沈尹默所作诗词也远不止该书所收的十多首。

其余两种是影印出版物,所收诗词比较少。金陵书画社影印出版的《沈尹默小楷》内收抗战时期的1940年至1949年所作词116阕,齐鲁书社影印出版的《沈尹默手书词稿四种》收录其自作词集《念远词》《松壑词》两种。

二、笔者搜集整理情况

笔者十多年来,利用业余时间,先后访问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浙江图书馆及北京大学档案馆、上海档案馆等处,广泛搜集整理沈尹默诗词作品,至今已录得其新旧诗、词和散曲共计2200余首,15万余字。这些诗作的创作时间从1905年至1970年,长达66年。其数量是至今所有公开出版物所收合计的近四倍。现将这些作品分为旧诗、词、新诗、曲四卷,分别编排。旧诗和词按年整理,其中未能确定年月的归在卷末“辑余”内;新诗和曲两卷数量较少,按创作时间仅作大致划分。

1、新诗。主要分为两部分,一为五四时期所作,二为1949年后所作。

2、旧诗。笔者所收的旧诗数量最大,占全书的百分之七十以上。除《秋明集》所收的外,其余诗作来源主要有这两部分:一是近年发现的作者书录自作诗小册子,即《漫与集》《写心集》《山居集》《短篱集》《归来集》。二是从新旧报刊、著述及公私收藏书法作品(包括拍卖品)中搜集的诗作,时间从1930年至1939年及1946年至去世前,这部分数量也比较多。

3、词。收录的词和旧诗情况相似。除《秋明集》所收的外,主要也是作者书录的自作词小册子及新旧报刊、著述及公私收藏书法作品(包括拍卖品)中。

4、曲。这部分内容比较少,为抗战时在重庆所作,至今留存三十多首,均发表于《时代精神》等民国报刊。

三、沈尹默诗词分类及主要艺术特点

沈尹默旧诗以内容来划分,主要可分为四类:一是朋友间的唱和之作,这一类数量最大,涉及的名人也很多,如于右任、章士钊、汪东、潘伯鹰、卢前、马一浮、刘三等。二是论书诗,是沈诗的一大特色,数量亦不少,涉及历代书法家,如二王、柳公权、颜真卿、褚遂良、米芾、苏轼、赵孟頫等,评价各家优劣和特点,恰当中肯。三、爱国诗篇,包括重庆时期所作忧国忧民、赞扬军民坚持抗战的作品。四是相当数量的题画诗、题书诗。

从艺术特色方面来看,其旧诗构思新奇,清丽妩媚,自然纯粹。反映作者善于塑造形象,创造优美奇特、含蓄深沉的意境。在语言方面,用词通俗易懂。又长于运用比兴手法,节奏上抑扬顿挫,读来富有音乐的美感。

其词作高远娴静,不事雕琢。在继承和模仿前人的基础上,保留着鲜明的个性色彩。

四、编辑出版《沈尹默诗钞》的意义

沈尹默的大量诗作是用艺术表达真实性情,也是对生命的真切感悟,具有极大的艺术魅力。其中的交游、纪实诗等,涉及陈独秀、苏曼殊、汪东、马一浮、章士钊、刘三、钱玄同等一大批同时代名士,具有相当的文史价值,为沈尹默研究及近现代文化史、教育史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作者系三沈研究专家)






从沈尹默致潘伯鹰的一封信谈起



管继平



沈尹默先生是海派书法的一面大旗。于二王法书,褚遂良以及苏米诸帖,无论结构还是点画,均烂熟于心,临写起来是形神兼备,几乎无可挑剔。其功力之深厚、笔法之精到可谓无人可及。抗战时沈尹默在重庆,闲暇时临帖无数,稍不满意就丢弃在字纸篓里。一次被于右任从废纸篓里检出一页沈临写的《兰亭序》,看了大为惊叹,即装裱成手卷而珍藏。

沈尹默学书立意高远,他独上高楼,博览群书,深厚的学养和诗人气质,使他的字中自然有一种飘逸清雅的书卷气,郭绍虞曾评论他的书法“妙在熟中见生,功夫得力于字外,纯从学问而来”,诚然,字外的功夫,实为他人最难超越之处。

近年来,沈尹默的书札时见于拍场,也许看惯了正规的对联条幅,再看看随意的尺牍手稿,会能感受到书家的另一番景象。古人云:“告不如简,简不如草。”此告即朝廷所书的诰令,书写时须极其庄重严谨,哪有朋友之间的书简随意?这里的一页尺牍,乃沈尹默写给好友潘伯鹰,无话不谈,颇有意趣。

今日之游至畅,乐极哀来,自是常理。归后稍事休息,床上偶一辗转,两腿筋竟大抽戾,曲辄不得伸,直辄不得屈,雅不似我腕之听命。而且酸楚不可耐,历数分钟乃已。困难中不得不仔细玩味,正可作一篇南岸移文读。今日妄论过多,合遭此厄亦未可知也。呵呵。但有话能欲谈,履川作字之遒肆,伯鹰之娟净,稚鹤之结实,皆我所不及。得此启示,受益良多。然却愿还以我之不足,略裁兄等之有余,此语想不讶也。至于船翁诗之华链,调甫句之新峻,亦为我所不能,到则却不敢恃己之短妄谈彼长耳。钝根人周旋于聪慧者之间,亦顿有聪慧气,自谓尚可教也。兄以为然否?三童子至可爱,小者尤逼人的非凡材,他日若有成,必在我辈上。但今日当且以凡材育之。眼前多可畏之人,使人发愤忘忧,大有不知老之将至之概,实佳幸事。兄等来日方长,或不如我所感之切迫也。一笑。所要诗别纸录一通附陈,希目入为荷。

伯鹰兄文几

尹默拜上 四月廿一日

履川、稚鹤诸兄并候

潘伯鹰也是现代著名的诗人,书法家,精于文史,对文学颇有造诣。早年曾创作小说《人海微澜》等,于报上连载时甚获嘉誉,引起大文豪鲁迅的关注。

好友之间的通札总归是轻松随意的,此信的开首,说了聚会的开心以及过于疲乏造成回家的痛楚。然后还自己幽默一下,把伤痛归罪于可能是自己口无遮拦,“妄论过多”,然后“呵呵”两字,一笑释然。我们今天的网络语,常常于无法接聊之际,以“呵呵”代之,看来早已有之也。

沈尹默的此页尺牍,整篇自然流畅,一气呵成,它可能还不算是沈氏尺牍中最为出色精彩的,但比起他过于正式的字幅书写,此则轻松从容,飘逸多姿。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沈老已八十高龄,由于他双目高度近视二千二百多度,几近于盲,但他依然能凭手上的感觉,将字写得俊逸洒脱。一九六二年,经上海市文化局等单位筹备,上海美术馆隆重举办了一次沈尹默书法展。

写得松,是书法的一种境界。当然,前提必须是具有相当功力的书家而言。若是不具备一定的条件,写得再松,那也不可能有什么境界。

(作者系中国书协会员、书法史研究专家)






沈尹默的人生道路选择



戴承元



一、沈尹默人生轨迹变化之疑问

1.沈尹默1907年在杭州就认识了陈独秀,1917年也是沈尹默向蔡元培推荐,陈独秀才进北京大学任文科学长,并把《新青年》从上海迁至北京编发。1918—1919年,《新青年》成立编委会,由六教授轮流担任编辑,沈尹默是六教授编辑之一。自1918至1919年,沈尹默先后在《新青年》上发表白话新诗18首。此为文学革命之前驱,为新诗开了先河。然而,当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沈尹默却没有亲自参加,他在晚年《回忆五四》一文中讲:“说起五四运动,我自己觉得有点惭愧,因为我当时不是队伍中的一个战士,不过是伙夫之流,说得好听点,也不过是一名卫士,或者是一个伙夫头儿罢了。”这是在高度赞扬“五四”运动的历史功绩的文化背景下,沈尹默写的回忆文章,当不是虚言。为什么沈尹默没有成为“五四”运动队伍里的战士?

2.从1907年沈尹默在杭州任教算起,至1929年辞去北大教授职务,出任河北省教育厅厅长,沈尹默在教师岗位上已历22年,他为什么要别却教职,寄身官场?

3.1940年沈尹默应于右任之邀请,任国民党监察委员,1945年抗战胜利,沈尹默却在1946年去南京递交辞呈,辞去监察委员,此后三年以卖字为生,他为什么要辞官而以卖字为生?

4.1949年新中国诞生,沈尹默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他以满腔热情开始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歌咏抗美援朝,歌咏新宪法,歌咏新中国建设成就,歌咏新生活,积极传扬书法艺术。他先后评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被任命为中央文史馆副馆长。沈尹默为什么能迅速告别旧时代,走进新时代?

客观原因固然有很多,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沈尹默的人生气质、人生道路决定的。

二、诗词书法艺术创作之路就是沈尹默的人生道路

沈尹默的祖父、父亲皆喜吟咏,工于书法,他的蒙师亦喜欢诗歌,并教习诗歌,沈尹默从小便种下了艺术的种子。十四岁时在家读《红楼梦》数遍,并诵读李、杜、韩、白等唐人诗歌,对诗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十五岁时,从父命书三十柄带骨扇,并勾摹祖父所书桂花长篇古诗。1957年,沈尹默在《自述》中说“所以新旧学问皆无根底,只以自己兴趣所在是诗词与书法,因而不断暗中摸索”。沈尹默以诗词和书法立于天地间,闪烁于历史的星空中。

沈尹默的人生是诗词人生,书法人生,他是一位文士,我们为什么要让他当战士?他为官、辞官、走进新时代不过是为了有一个安稳的空间,足以支起书案进行诗词书法创作而已。

三、沈尹默人生道路选择给我们的启迪

1.既定的正确人生道路,要用坚定的脚步走下去,无论雨疏风骤,或是风吹浪打。

2.要始终将自己置于时代的主流位置上,营造良好的环境,建功立业。

3.准确估价自己的个性气质及能力。

4.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要剔去枝叶看主干。

(作者系三沈研究专家、原安康学院发展规划处处长)






论沈尹默新诗的传统面向和诗学价值



朱云



“物态化”抒情模式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主要特点,沈尹默的部分新诗创作属于“物态化”抒情模式。沈尹默的《三弦》等诗歌创作正是在这样一种诗歌发展线索中体现出其开拓者的意义。

沈尹默是新诗初创期一个非常重要的诗人,其诗作《月夜》和《三弦》已经被认定为新诗初创期,甚而是整个新诗史中的优秀作品。作为新诗初创期的代表诗人,沈尹默的新诗创作不免带有中国古典诗歌的一些因素。从新诗现代化的角度看,创作新诗而带有古典诗歌的因素,曾一度被认为是不好的;然而,从文学发展规律的角度看,优秀的文学创作又总是在借鉴过去经验的基础上实现创新发展。本人认为,沈尹默以《三弦》为首的部分新诗创作,成功借鉴了中国古典诗歌的“物态化”抒情模式,为中国新诗的创作开拓了一条有价值的路径。

一、沈尹默新诗的“物态化”抒情模式

中国哲学讲究“天人合一”,表现在诗歌创作中就是力图在对客观物象的描写中做到情景交融,如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既是自然景观的客观描绘,也是主观情思的表达,情景交融。

考察沈尹默的新诗创作,既有“意志化”抒情方式,也有“物态化”抒情模式。前者的代表诗歌是《月夜》,后者的代表作是《三弦》。先看《月夜》:“霜风呼呼地吹着/月光明明地照着/我和一株顶高的树并排立着/却没有靠着”。这首诗歌虽然也有物象描写,但它不是写实,而是通过物象描写象征诗人“追求人格独立”的主体情思:“霜风”“寒月”象征压迫性的力量,“我”和“树”象征对这种压迫的反抗;树“顶高”,是一个强大的反抗力量,但“我”却没有靠着,象征着“我”的人格独立。

再看《三弦》,这首诗歌描写中午时分,一个破大门里传来三弦琴声,大门外一个“穿破衣裳的老年人”不声不响地听着:

中午时候,火一样的太阳,没法去遮拦,让他直晒着长街上。静悄悄少人行路;只有悠悠风来,吹动路旁杨树。

谁家破大门里,半兜子绿茸茸细草,都浮着闪闪的金光。旁边有一段低低土墙,挡住了个弹三弦的人,却不能隔断那三弦鼓荡的声浪。

门外坐着一个穿破衣裳的老年人,双手抱着头,他不声不响。

从内容的层面看,这首诗歌至少可以读出三层含义:“社会不平的人道主义的感慨”“人生命运无法把握的呻吟”“人与人之间无法理解的距离感和隔膜感”。从抒情模式的角度看,这首诗歌作为“物态化”抒情的代表作,它和《月夜》的“意志化”象征抒情很不一样,无论将这诗歌的内容解读成上面三层含义的哪一种,都是从诗歌的客观物象描写中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不是象征暗示出来的。

在沈尹默已知的18首新诗创作中,至少有4首是“物态化”抒情,说明借鉴中国古典诗歌的“物态化”抒情模式确实是沈尹默诗歌的一个重要特点。

二、沈尹默新诗“物态化”抒情模式的诗学价值

要理解沈尹默新诗“物态化”抒情模式的诗学价值,必须回到新诗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新诗的产生,与中国古典诗歌创造的模式化不无关系:到“五四”时期,因为唐宋诗歌的辉煌成就,中国古典诗歌创作不断模仿和重复前人的诗歌语言,已经在相当程度上丧失了再现现实的能力。于是胡适才出来振臂一呼: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做。其目的就是要重新恢复中国诗歌语言对现实地再写能力。

根据前面对沈尹默两首“物态化”抒情模式作品的解读来看,尽管它们都采用了近乎白描的手法,却并不直白。原因在于“物态化”抒情模式通过客观物象的描绘自然而然地流露出诗人的主体情思,使得诗歌的内蕴表达比较含蓄。

事实是,“物态化”抒情模式一直就流淌在新诗的发展过程当中,只不过我们缺乏系统的梳理。比如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当诗人不得不离开康桥,写下如下诗句的时候:“但是,我不能放歌/悄悄是离别的声萧/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尽管诗人没有任何语言说到自己的伤感,而只是对当时情景的如实描绘,可是在这种如实描绘中却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了一种浓浓的伤感情绪。

“物态化”抒情模式,从沈尹默起,一直到于坚、韩东的诗歌创作,一直就存在于新诗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沈尹默的《三弦》等诗歌创作正是在这样一种诗歌发展线索中体现出其开拓者的意义。

(作者系安康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副院长,文学博士)






沈尹默楷书的历史地位



张一鸣



沈尹默先生是我国书法史上的一代宗师,他诸体兼善,尤其是他的楷书风格之多、水平之高,是可以与唐楷媲美的。

楷书是最能考量书法水平的试金石,历代书法大家无一不工楷书,这是基于笔法在楷书中体现得最为丰富之故。

沈尹默研究专家沈培方在《百年人物存公论——沈尹默评传》中,对沈尹默楷书及其艺术地位有专门论述,他说:“自蔡襄以后的近千年中,对沈尹默的工楷,即使不能轻下独占鳌头的结论,至少也应当称得上是各领风骚”。

鉴定大家谢稚柳在沈尹默临《孟法师碑》册页后题跋谓:“……予尝论先生书体清婉绵密,才思清发,尤于真书,盖宋元以来,无能出其右者。”谢稚柳对沈老楷书的评价之高,可谓一千年来第一人。

沈尹默的楷书学习是碑帖并行的,他的广收博取,造就了风格多样的楷书风貌。

沈尹默的行书有米芾之后第一人之称,但沈尹默的楷书功力之深,成就确实在他的行书之上。纵观沈尹默各种风格的楷书精品,其艺术水平是超宋入唐的。

自2011年至今,我编辑出版了沈尹默先生的字帖约50本,我感受最深的是沈老的书法经得起放大,这是中锋用笔的结果。我选了《微距下的沈尹默系列》中的5件楷书作品,简要地讲一下。

小楷《宣传诗》,其下笔处斩截肯定,行笔中笔力稳健,转折处顿挫自如,收笔处干净利落,点画既坚实又生动。其笔法得褚遂良、欧阳询两家之精髓,在结体上,中宫紧缩而又宽闲疏朗,颇具中正平和之象。点画间的处理则多用行书之法,故顾盼生姿,生动灵活,没有一丁点儿的板滞之气。

小楷《毛泽东旧体诗词十八首》,是沈老在晚年目力极差的情况下怀着虔诚之心精心书写的,书于1961年。虽然每个字的大小只有一厘米见方,但写得力能扛鼎又不失灵动。前人小楷,一类是以娴熟、灵动取胜,但写得纤细;另一类是以坚实、端庄见长,但难免刻板。沈老剖析前人得失,把提按顿挫的中锋用笔发挥到极致,其用笔不减唐人手法,用坚实而生动的线条组成了严谨而雍容的结构。这种小楷,不怕放大,不怕单挑局部,但是非常难写,因为无法遮丑,不能取巧,太吃工夫。沈老是天资很高而甘愿恪守法度的人,但他最终没有被法度所缚,相反,在法度中,他找到了自由。

中楷《书王右军题笔阵图后》,此作品点画坚挺而不失秀丽,字字珠圆玉润、饱满开张,处处体现着法度严谨、端庄典雅的沈氏面貌。

中楷《沈尹默书范石湖〈澄怀录〉》,书于1961年,是沈老晚年中楷的代表作,用笔如龙蛇振动、蜿蜒起伏,达到了人书俱老的境界。

大楷《沈尹默书何应钦五十寿叙》十条屏,书于1940年。因绢不吸墨,比较滑,书写难度较高,但沈老的用笔如锥画沙,如印印泥,点画沉厚,端庄大气。

历代大多数书法名家的书法风格是相对稳定、清晰的,但是沈尹默先生的书风似乎是随意变化的,这是沈尹默厘清了笔法与笔势、笔意之间的关系之故。他指出,“笔法”是定局,不可违反,“势”“意”为活局,可因人因时而易,这给学书者指出了正确的方向。

近代名家对沈尹默推崇备至,于右任赞其书法为科班出身,而己为票友;徐平羽、林尹、陆维钊赞其书法出入宋代;谢稚柳赞其正楷宋元以来,无能出其右者;李郁周称其书法比肩隋唐,睥睨宋元,独步一世。沈尹默的书法精品是达到大家公认的法书水准的,尤其是他的楷书更加突出。(作者系沈尹默研究专家、收藏家)






“新诗的美德”与“旧诗的余音”



——沈尹默新诗创作的现代性价值

曹 刚



1918年1月15日,《新青年》四卷一号发表了《鸽子》(胡适)、《鸽子》(沈尹默)、《人力车夫》(沈尹默)、《人力车夫》(胡适)等九首诗。中国新诗由此始流。

废名在《谈新诗》中分析沈尹默的新诗时写道:“十一年八月北社出版新诗年选,关于沈氏的《月夜》有署名“愚菴”的评语——'这首诗大约作于一九一七年的冬天,在中国新诗史上,算是第一首散文诗。其妙出可以意会而不可以言传’。《新诗年选》后面附有'一九一九年诗坛略记’,亦云'第一首散文诗而备具新诗的美德的是沈尹默的《月夜》’。这一首《月夜》确是新颖而别致。不过他所谓的'散文诗’,我们可以知其意,实在是这里的'散文诗’三个字恐怕就是'新诗的美德’。与《月夜》同刊的那一些新诗,正是不能有这个散文诗的美德,乃是旧诗的余音。”废名的新诗理论作为中国新诗的一笔重要的诗学遗产,对20世纪30年代之前的新诗做出了系统性的、前瞻性的理论思考。此一论述不仅是对《月夜》这首诗歌的创新的写作的价值认同,也是废名对新诗突破格律自由书写、内容须是诗的内容、形式上用散文的文字表达等新诗诗学理论的提出。

杜甫也曾以《月夜》为题写诗: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杜诗借明月抒离情,格律整齐,由月及人,诗歌内部的联系自是古代诗歌意象系统想象性联系的范畴之内,呈现了唐朝诗歌的情景交融的审美理想。沈尹默《月夜》:霜风呼呼地吹着/月光明亮地照着/我和一株顶高的树并排立着/却没有靠着。两首诗相比较,杜甫的诗中所抒发的怀人、离别之情恰是散文的情感。沈尹默的《月夜》从诗的内容上来看,是对现代个体人的生活片段和情绪的书写,它更多表现出的是与现实之间不被打扰的平行关系。散文的意义是现实赋予的,而诗歌的意义是自足且独立的。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杜诗从形式上讲,是诗的形式,内容是散文的内容。沈诗从形式上讲是散文的,但内容上却是诗的内容。

第二,从诗歌与自我的关系角度来看,杜诗中的主体是一个他者的形象,寻求的是对自我的超越,自我实则是时代浪潮中的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个体。而新诗更为重视的是对现代性个体“我”的现代性心体的重视,使得新诗与自我的关系,不再是寻求个体与群体的共鸣性书写,它更多的是寻求个体意志与个人性的情感表达。

第三,沈诗中的情感更多的是带有个体的、独特性的体验,结合他的另外一首《月》:明白干净的月光,我不曾招呼他,他却有时来照看我;/我不曾拒绝他,他却慢慢地离开了我。我和他有什么情分?个体与月光之间的建立的联系是基于日常生活中的作者独特的个体性的体验、观察与富有理趣的思考。《人力车夫》通过对车夫与坐车的人白描式的描写,对生活中出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得到了新的书写。诗歌中所蕴含的现代性个体平等意识、人道主义观念恰恰是以沈尹默为代表的现代人所独有的体会。

第四,从诗歌与其工具现代白话语之间的关系来看,语言与文体之间、语言与思维方式之间的关系在陈独秀《文学革命论》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中都得到了集中的讨论。由此引发的文学革命从而推动大众的启蒙与觉醒,进而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沈尹默、刘半农、周作人等人作为新诗的开创者,在其新诗创作中对白话文的语词与语词之间的意义的生成及其情感表现的张力都做出了极具现代性的探索。

总之,对沈尹默新诗的价值的重新探讨,不能仅仅从传统旧诗的挣脱、文学革命的激进政治追求来反思。新诗在现代新的诗意的追求、散文的表达方式、新诗与个体自我情感之间的关系、新诗的语言特征都是我们当下母语遭遇网络语言、低俗语言等挑战中必须回顾的时代命题。“新诗的美德”不仅仅是散文诗的形式,更多的是表现出现代新诗在表达现代个体自我情感过程中,鄙弃传统情感表达方式的束缚,寻求内心情感诗意表达的探索,在这个意义上,沈尹默的新诗的现代性价值依旧重要。

(作者系安康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



相关资料由汉阴三沈纪念馆提供,记者张妍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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