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先生学书法的心路历程（根据先生学书的回忆整理）：
（一）、启蒙入门，取法俗书
——摘自《沈尹默学书自述》
（二）、蜕变重生，勇猛精进
于是想起了师愚的话，把安吴《艺舟双楫》论书部分，仔仔细细地看一番，能懂的地方，就照着去做。首先从指实掌虚，掌竖腕平执笔做起，每日取一刀尺八纸，用大羊毫蘸着淡墨，临写汉碑，一纸一字，等它干透，再和墨使稍浓，一张写四字，再等干后，翻转来随便不拘大小，写满为止。如是不间断者两三年，然后能悬腕作字，字画也稍能平正。这时已经是廿九岁了。
一九一三年到了北京，始一意临学北碑，从《龙门二十品》入手，而《爨宝子》、《爨龙颜》、《郑文公》、《刁遵》、《崔敬邕》等，尤其爱写《张猛龙碑》，但着意于画平竖直，遂取《大代华岳庙碑》，刻意临摹，每作一横，辄屏气为之，横成始敢畅意呼吸，继续行之，几达三四年之久。嗣后得元魏新出土碑碣，如《元显傍》、《元彦》诸志，都所爱临。《敬使君》、《苏孝慈》则在陕南时即临写过，但不专耳。在这期间，除写信外，不常以行书应人请求，多半是写正书，这是为得要彻底洗刷干净以前行草所沾染上的俗气的缘故。一直写北朝碑，到了一九三 O 年，才觉得腕下有力。于是再开始学写行草，从米南宫经过智永、虞世南、褚遂良、怀仁等人，上溯二王书。因为在这时期买得了米老《七帖》真迹照片，又得到献之《中秋帖》、王珣《伯远帖》及日本所藏右军《丧乱》、《孔侍中》等”
一九三二年回到上海，继续用功习褚书，明白了褚公晚年所书《雁塔圣教序记》与《礼器碑》的血脉关系，也认清了《枯树赋》是米书所从出，且疑世间传本，已是米老所临摹者，非褚原迹；但宋以前人临书，必求逼真，非如后世以遗貌取神为高，信手成者可比，即谓此是从褚书原迹来，似无不可。
学褚书同时，也间或临习其他唐人书，如陆柬之、李邕、徐浩、贺知章、孙过庭、张从申、范的等人，以及五代的杨凝式《韭花帖》、《步虚词》、宋李建中《土母帖》、薛绍彭《杂书帖》，元代赵孟、鲜于枢诸名家墨迹。尤其对于唐太宗《温泉铭》，用了一番力量，因为他们都是二王嫡系，二王墨迹，世无传者，不得不在此等处讨消息。《兰亭楔帖》虽也临写，但不易上手。于明代文衡山书，也学过一时；董玄宰却少学习。
回到上海的那一年，眼病大发，整整一年多，不能看书写字。第二年眼力开始恢复，便忍不住要写字，不到几个月就写了二三百幅，选出了一百幅，开了一次展览会，悬挂起来一看，毛病实在太多了。从此以后，规定每次写成一幅，必逐字逐画，详细地检查一遍，点画笔势有不合法处，就牢牢记住，下次写时，必须改正，一次改不了，二次必须改，如此做了十余年，没有放松过，直到现在，认真写字，还是要经过检查才放手。
（三）、悟道明理，实践得法
（四）、知行合一，人书俱老
三、先生的个性特征与文化审美的倾向
一个人的书法风格的形成是极其复杂的过程，与个人心性、成长环境、师承渊源、见识阅历、学养修为、技法表现之间相关联，更是是个人文化和审美观念的外化。具体到一件作品则是一个人精神情感和生命状态的在场。
一位书家的成长就是通过不断深入传统，不断感悟、不断化合升华通过技法语言来呈现自己的审美诉求，实现艺术理想。在阅读先生的诗文和手稿中，我们能真切地感觉到先生文风的朴实和语言的犀利，又处处显现着真知灼见。在回忆录《我和北大》《胡适这个人》等文章里面，叙事娓娓道来，即使涉及到一些让自己愤慨或不友善的人事，也是从容淡定的道出世故原委，从没有固持的偏见和激进的言辞。诸多五言古诗，颇具汉魏古风。先生书法的嬗变过程，也不难发现先生对书法审美始终以不激不励而风规自远的中和之美作为自己书法审美理想的归旨。我们再将先生的诗词行文、生平处世、书风的嬗变联系起来分析和比较，不难看出先生沉着内敛的心性和审慎谦和的处世态度，以及朴实文风和崇尚不激不励的书风形成了人、文、书的高度统一，真正实现了书中有人、书中有文，人书合一的境界。崇尚中庸、追求儒雅，成为了他修身、立德、行文、为艺美学诉求。
· 诗词行文 文风朴实 言语犀利
· 生平交往 平和内敛 处世审慎
· 书法风貌 不激不励 悠游自然
· 人文书合一 崇尚中和 追求文雅
吴纯宝纪念沈尹默诞辰140周年学术研讨会发言稿
本期人物介绍
审核/李娟 编辑/詹仙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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