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夏,在豫西灵宝的黄河边一望无际的枣林里,圆溜溜的枣子缀满枝头。这时,从码头边走来一行人,其中有位身着长衫的清瘦男子,他留着浓浓的一字胡须,面容虽沧桑,但精神矍铄。一看到枣林,他就情不自禁地发出感叹:“灵宝号称桃林,今天来到这里,不见一棵桃树,却只见大枣累累。”
这位着长衫的先生就是鲁迅,此行应邀前去西安讲学,途经灵宝。后来,他的好友曹靖华曾给他邮寄了一些灵宝大枣,随后收到先生回信:“灵宝大枣品质极佳,为南中所无法购得。”对于灵宝枣子,曹靖华也曾吟诗赞曰:“顽猴探头树枝间,蟠桃哪有灵枣鲜。”
灵宝大枣生长在黄河沙地,个大色艳,肉厚味甜,在古代就是皇室贡品。1934年,灵宝大枣就曾作为河南名产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得金奖,走向世界。
如今,在灵宝,当地人每每介绍特产大枣,就要提到鲁迅。鲁迅先生当年肯定不会想到,自己的无意点赞,成了灵宝大枣的形象代言。他曾在文章中写道:“我家院子里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还是枣树。”在灵宝人的记忆里,枣树这一文化符号,充满着乡情与美好。
鲁迅先生为什么要去西安讲学?1924年,西北大学邀请他赴陕讲学,想到正好借此机会到西安看看,搜集创作材料,他便欣然应允。一路上,鲁迅先生兴致勃勃,到了灵宝,他禁不住赞美:“真不愧是美人出生的地方!”
那个时候,交通极不方便,鲁迅先生一行先是从北京坐火车到陕州,当时陇海铁路只修到陕州。然后,他们又坐船逆流而上到灵宝,再到潼关,最后坐汽车到临潼、西安。
途中还发生了一段小插曲。一行人到陕州时,前往陕州去迎接鲁迅一行的是陕西省长公署秘书张辛南。张辛南和他们一起坐着轮船前往潼关。没想到到了晚上,天公不作美,正好遇上暴风雨。张辛南后来回忆,那整个晚上,他都提心吊胆,“时时出仓探望情况”,结果几次都被船主呵斥了回去。之后船主才告诉他,在黄河上划船的人都比较讲究,怕不停地出舱探看会惊怒龙王。昨天晚上,风雨太大,有段时间船只退不进,一直往后倒,差不多退行了十余里,幸好没退到鬼门关。原来,在陕州附近的黄河中,有座砥柱山,将河道分为人门、鬼门、神门,船只有从人门中过才可平安。(见张辛南《追忆鲁迅先生在西安》)。
路途如此艰险,实属不易。同行的北师大教授王桐令回忆,当时的船舱太低太小,他们坐也不是,躺也不是,站着更不可能,他们中间大多为北方人,更不习惯在船上方便,真是煎熬。而鲁迅先生,从小生在水乡,对坐船早已习惯,并没有感到煎熬。他每日盘腿坐在中间,不慌不忙地给大家讲故事。(见王桐令《陕西旅行记》)
除此之外,鲁迅先生还和三门峡的文化名人曹靖华有过亲密交往。
曹靖华出生于卢氏县五里川的路沟口村,是著名的翻译家、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曹靖华不仅是鲁迅先生的学生,更是他志同道合的朋友。
1922年,鲁迅先生在北京大学当教授。李大钊先生介绍曹靖华去北京大学旁听,学习俄语,曹靖华还听了鲁迅讲的中国小说史略课。以后,翻译中遇到疑难问题,曹靖华就写信向鲁迅请教。1925年,曹靖华参加了未名社,鲁迅也是未名社的成员。这期间,曹靖华翻译了《烟袋》《第四十一》等大量进步文艺作品。
应鲁迅之邀,1931年冬,曹靖华在列宁格勒的酷寒中,翻译了苏联长篇小说《铁流》。当时,鲁迅先生自己拿钱以“三闲书屋”的名义出版,还联系内山书店秘密发售。曹靖华在苏联也买了大量报刊书籍寄给鲁迅。
回国后的曹靖华到上海去看望鲁迅,就住在鲁迅家,两人促膝畅谈,交流甚多。随后,他参加了鲁迅创办的《译文》杂志编辑工作。
1936年10月19日,当鲁迅先生逝世的噩耗传来时,曹靖华悲痛不已。他马上给许广平发唁函,联系许寿裳、朱自清、谢冰心等人和作家协会等社会团体,发起倡议联合举办鲁迅先生追悼会。随后,他还组织上海的朋友搜集资料,编撰《鲁迅全集》。在这期间,他怀着悲痛的心情写了《我们应该怎样来纪念鲁迅》《吊豫才》等多篇文章悼念自己可敬的老师和朋友。
在卢氏县五里川中学的“尊师亭”内,有一块教泽碑,是为当地名贤曹植甫所立,碑文是鲁迅先生所撰写。曹植甫20岁时在陕州考中秀才,知识渊博的他因为痛恶时政腐败,看到家乡文化落后,便毅然回到家乡教书。
1934年秋,在曹植甫老先生执教逾40年之际,他的学生商量要给老师立块“教泽碑”,以感谢曹老为人师者的崇高品德,以及对家乡教育事业的无私奉献。一开始,本来是请曹靖华写碑文,但儿子为父亲写碑文总有不妥,曹靖华便转请好友鲁迅。鲁迅得知详情后,对曹老产生了深深敬意。同年11月29日,鲁迅抱病欣然动笔,写成《河南卢氏曹先生教泽碑文》:“夫激荡之会,利于乘时,劲风盘空,轻蓬振翮,故以豪杰称一时者多矣,而品节卓导之士,盖难得一。卢氏曹植甫先生名培元,幼承义方,长怀大愿,秉性宽厚,立行贞明。躬居山曲,设校授徒,专心一志,启迪后进,或有未谛,循循诱之,历久不渝,惠流遐迩。又不泥古,为学日新,作时世之前驱,与童冠而俱迈。爰使旧乡丕变,日见昭明,君子自强,永无意必。而韬光里巷,处之怡然。此岂辁才小慧之徒之所能至哉。中华民国二十有三年秋,年届七十,含和守素,笃行如初。门人敬仰,同心立表,冀彰潜德,亦报师恩之尔。铭曰:华土奥衍,代生英贤,或居或作,历四千年,文物有赫,峙于中天。海涛外薄,黄神徒倚,巧黠因时,鷃枪鹊起,然犹飘风,终朝而已。卓哉先生,遗荣崇实,开拓新流,恢弘文术,诲人不倦,惟精惟一。介立或有,恒久则难,敷教翊化,实邦之翰,敢契贞石,以励后昆。会稽后学鲁迅谨撰。”
当曹植甫收到教泽碑文时,对于碑文中的赞誉,他感到非常惭愧,就自己留下文章作为纪念。他让人把准备好的碑石,搬放在村井旁,当作乡亲们挑水时的垫脚石。(直到1985年,这篇碑文才被刻在五里川中学校园内。)
之后,这篇碑文刊载于1935年6月15日出版的北平《细流》杂志第五、六期合刊,发表时题为“曹植甫先生教泽碑碑文”。后来,鲁迅将其收在1935年末编定的《且介亭杂文》里,这本杂文集于1937年由上海三闲书屋出版,现收入《鲁迅全集》第六卷。
延安时期,毛泽东读到鲁迅《且介亭杂文》中的这篇碑文,印象非常深刻,曾夸赞道,这篇教泽碑文,是以不朽之文,传不朽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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