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被誉为中国历史最伟大的君主之一，而他的亲哥哥、本应继承李渊皇位的李建成厉来却受尽唾骂。《旧唐书》称“建成、元吉,实为二凶”，‘“建成残忍,岂主鬯之才”，司马光将他斥为“庸劣”。更有说人李建成“荒淫无耻,残害民命”。
然而，如此完全否定李建成真的可信吗？要吹一个人，就把他吹上天；要黑一个人，就把他黑成非人类。在中国历史上，实在有太多这样的极端。李建成也是受害者之一，甚至是史上被黑得最惨之人，一口沉甸甸的黑锅背了1300多年，古往今来都没几个人为他说几句公道话！
一、贞观君臣篡改国史,李建成面貌全非
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李世民发动了玄武门之变,血溅宫门，杀兄逼父,当了太子,三个月后自己做了皇帝。在变乱中，李建成之子李承道、李承德、李承训、李承明、李承义，李元吉之子李承业、李承鸾、李承奖、李承裕、李承度等幼儿都被残忍杀害，李世民还命人在宗室的名册上删除他们的名字。
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太上皇李渊去世,尸骨未寒之时,唐太宗就迫不及待地要看国史，谏议大夫朱子奢坚决反对说：“如此，则莫不希风顺旨，全身远害，悠悠千载，何所信乎！”
号称纳谏如流的唐太宗，拒绝了朱氏的意见，坚持要看国史。又授意自己的谋臣房玄龄和专事曲笔献媚的许敬宗，删改已经修成的《高祖实录》、《今上实录》。房、许等人遂将李世民大逆大道的弑史逼父过程，美化成“周公诛管、蔡以安周，季友鸩叔牙以存鲁”式的壮举。李世民通过这种手段，抹杀了唐高祖和李建成对创唐的贡献，大书特书自己的功劳，甚至造父命说：“时太宗功业日盛，高祖私许立为太子”，以证明夺取储君之位是名正言顺的。《新·旧唐书》、《资治通鉴》的唐初部分基本取材于国史，沿袭了错误，以至于就以歪就歪，谬传千古。正所谓：失败者没有资格说话,后世能看到的文字都是胜利者书写的文字。李建成的含冤负屈告诉人们：历史其实很扯淡。
二、李建成创唐军功卓著，不应抹杀
李渊晋阳起兵后，即命建成、世民西击西河,“时军士新集，咸未阅习，建成、世民与之同甘苦,遇敌则以身先之。近道菜果,非买不食,军士有窃之者,辄求其主偿之,亦不诘窃者,军士及民皆感悦。”往返九日,遂平西河。“师归,帝（指李渊）闻,喜曰：‘以此用兵天下，横行可也’是日,即定入关之策。”（《大唐创业起居注》卷1）对如此重要的西河之役，《新·旧唐书》本纪中仅记为“命太宗将兵徇西河,下之。”完全抹杀了建成、世民配合甚笃、抚士民甚恭的史实, 而《新·旧唐书·隐太子传》只记李建成“引兵略西河郡”一句，使人难明真相。
西河之役后,李渊率兵入关,遭到隋霍邑守将宋老生的重兵阻止。霍邑之役开始,时遇霖雨,补给困难,李渊欲退回晋阳,建成、世民共同劝阻,建议使用引蛇出洞之计,渊欣喜曰“尔等筹之妙尽。”于是“遣大郎二郎（即建成、世民）各将数十骑逼其城行视战地”,且命他俩“举鞭指麾,若将围城之状而诟之。”宋老生果然出战，唐军大胜。对于此役及其后的长安之战，《新·旧唐书》本纪均把一切功劳都记在李世民一人头上,极力贬低李渊、李建成；而在李建成传中,又避而不谈此事。
建唐后,李建成的军功主要是抵御突厥,镇压刘黑闼。据《旧唐书·高祖本纪》粗略统计,从武德三年至武德八年的六年中,建成八御突厥进攻。尽管记载简单、支离破碎，但它还是反映了一个事实：建成北御突厥，是李世民中原逐鹿取胜的必要条件，且直接保卫了中原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为巩固唐王朝的后方基地和统一中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三、李建成搜罗经国治世之才，智识非浅
早在晋阳起兵前,李洲就要建成于“河东潜结英俊”,世民于“晋阳密招豪友”,他们都“倾财赈施,卑身下士，逮乎鬻缯博徒，监门厮养，一技可称，一艺可取,与之抗礼,未尝云倦,故得士庶之心,无不至者。”（《大唐创业起居注》卷1）
对此，《高祖实录》将世民如实称为“折节下士，推财养客”，却把建成歪曲为“常与博徒游，故时人称之为任侠。”这些对建成虽属歪曲之词,但也透露了这样的信息：“任侠”中就有打抱不平、结纳豪杰的内容。
建成的东宫府也的确聚集了大量人才,王珪、魏征、韦挺等都颇具韬略。武德五年，魏征、王珪曾劝建成“结纳山东豪杰”,建成认真实行了；在镇压刘黑闼时，魏征建议他抚优俘虏以示大唐恩惠，建成欣然采纳，可见他不像项羽那样,有一范增而不能用。建成死后,王、魏辅佐唐太宗,励精图治，为中国历史的前进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四、李建成仁厚宽简,非残忍之徒
武德二年,唐高祖派李建成去接应安兴贵,正遇酷暑,而建成“驰猎无度,士卒不堪其劳,逃者过半。”查《资怡通鉴》及《旧唐书》其他有关部分均无此记载；又唐太宗既然敢于篡改国史,对此也能伪造。从西河乏役来看,建成是善于抚士的。玄武门之变时,建成当场被杀，东宫府属冯立感叹说：“岂有生受恩而死逃其难乎！”大批东宫士卒为建成战死,可见建成并不是残酷虐待士兵的。
他对李世民的一些态度,也说明建成不是残忍之徒。“初……世民从上幸元吉第,元吉伏护军宇文宝于寝内,欲刺世民,建成性颇仁厚,遂止之。”若建成真是个“无毒不丈夫”的残忍之徒,听其杀世民,再陷罪于元吉，难道说不通吗？由此看来，司马光说建成“仁厚”、“宽简”,尹德妃说建成“仁孝”、“慈厚”,并非不实之辞。
明代思想家王夫之曾评价，建成、世民在创唐过程中“固协谋而戮力与偕矣！”，建成之功不应抹杀；八御突厥，业绩非小；搜罗人才,智识非浅；仁厚宽简,非残忍之辈。唐太宗在中国历史上的积极作用固然应该肯定,但他篡改国史，隐蔽聪明,对后代造成恶劣影响,也必须予以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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