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诗歌之大美

诗歌之大美

——在意大利都灵大学孔子学院的演讲

徐芳

　　一

　　诗歌之“大”美，这其中的“大”，首先来源于这一文本形式的诞生。在汉语中，“诗”这一个字词，天然地和宗教有着某种牢不可破的联系。它是语言或言语与寺庙的结合体。最早的诗人可能就是祭司和巫师。他在与天地人神的沟通过程中，喃喃絮语，或愤而疾语，喁喁独语或慨当以慷，那些不同的语词，一旦被文字固定下来，即产生了最早的诗。最早的诗是“大”的，大到成为天地人神之间的通联。它是桥，由人的现实处境，而延展至人的最终去处；由人的自然存在，而延至人的精神归宿。天地间有大美，是由诗最早来承担，来传达。海德格尔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道出诗之大美的真谛：一切艺术究其本质都是诗。
　　所以，当今天，不同的艺术门类都在迅速发展，小说、戏剧、散文，都以难以尽数的优秀作品夺人眼球，在文学史上占有傲人的地位时，我们仍然不要忘记，它们内在的美与诗歌的大美是一脉相承的，是息息相通的。这就正如布罗茨基在为茨维塔耶娃的散文集所作的序言中所说：伟大的散文，必须被描述成：“以其他方式延续的诗歌。”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诗歌的这种大美的特质，在中国是被强调到无以伦比的高度的。我们的“万世师表”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在古代中国，更是把诗放在“君子”必修的六门功课之首：《诗》《书》《礼》《乐》《易》《春秋》。
　　诗歌的大美，从精神源头上说，固然来自诗这一形式的天然规定性，但它同时又是其自身逻辑奥义中必须被发现、被捕捉、被发扬光大的一种美感存在形式。就是说，任何一位被称之为伟大诗人的诗人，他的伟大，也在于他能够发现一种伟大的特质：即他自身的生命感悟与他所处时代的一种同构关系，一种互相激发和冲动的关系。但丁是这样的诗人，李白是这样的诗人，杜甫是这样的诗人，普希金是这样的诗人，叶芝是这样的诗人……有许多这样的诗人，他们是时代之子。
　　在谈到时代的大美，时代之波澜壮阔与诗人的关系时，我和在座的各位可能都是幸运的。按照雅斯贝尔斯“轴心时代”的说法，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轴心时代，一个大时代，那是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发生的地区大概在北纬30度上下，就是北纬25度至北纬35度区间，顺便说一下，它包括意大利，也包括中国。这一时期是人类文明的重大突破时期。它的精神传承和思想余绪至今都在影响并左右着我们。
　　按照“轴心时代”的说法，我们可能处在一个“新轴心时代”或者“第二轴心时代”。中国人在上世纪这个时候有一个说法，叫“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那个说法还是建立在早期工业革命的基础之上的。发展到今天，早已是工业4.0，是互联网+，是地球村，是空间在不变中的嬗变，它突然变小了，我是说世界，还有我们的生活。而在这样一个时代，那些由农牧文明而发展起来的思想和审美趣味，可能已远远不能满足我们处于“第二轴心时代”的人们对于世界、对于自然，对于自我的玄思和考问，以及对于美的感悟和理解等等。所以，我想说，我和在座的诸位是幸运的，我们赶上了这样一个日新月异的“第二轴心时代”，这样一个能够也应该产生新但丁和新李白、新李清照的时代，我们可能将有幸与他们同时代。

　　二

　　如果我们把这“第二轴心时代”也看作有足够时间长度，有600年到800年的历史跨度的话，中国的新诗可能是比之我们自身这渺小的生命更为幸运了。从胡适公开发表第一首新诗起，它到今年刚好一百年。它赶上的刚好是“新轴心时代”的开始？它有足够的“大”，就是可能的了。大，意味着体量大，或者是空间大，容量大，吸附力大。它有着纵横交错、线感复杂、菁芜并存的历史与现实，也同样是必然的了。新诗百年之“大”美，正被这样的大时代映衬着，或者说，它就生存在这样的大时代背景之下。
　　它有着断裂，与前一时代古典格律诗突然断裂了，这个断裂是那么果决，没有丝毫的缠绵，都没有听见剪断脐带的咔嚓声，仿佛母体不是来自古典，而古典是“父亲”；　也有另一说法：新诗是传统母体孕育，现代父本的结果———因而，说它是两种文明碰撞和融汇的产物，那是一点不错的。百年新诗史，也出现了许多有着大美特质的优秀文本。但这样的文本，我们除了在新诗的一百年历史中，可以窥见它的轨迹之外，我们在更悠久的汉语诗歌史中找不到这样的文本。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诗歌文本是独立的，同时也是封闭的，极言之，这是一种全新的文本。如果一定要追溯这种文本的传统，其实它就是世界现代诗脉的一种传统，再加上我们所言的源自母土的传统，这也表明了现代汉语应该是适合新诗表达的。
　　汉语新诗短短的百年历史，也许更说明了它还在生长，因而它既面临着生长的烦恼，也同时惊喜着生长的惊喜，当然挑战也是巨大，我试举例一二：

　　问题之一：自由的边界在哪儿？

　　语词一旦进入诗的界域，它就摆脱不了被诗所支配、所役使，语词是诗的最忠实的囚徒，古典诗歌的辉煌，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语词在囚徒困境中所创造的辉煌。当语词越狱了、突围了，自由显得无涯无际、无拘无束，自由无处不在，但自由还自由吗？或者说，存在着这样一种自由吗？当下汉语新诗的窘迫之处,可能恰恰在于语词的极度自由，构成了语词的极度散漫、破碎而缺少粘连。
　　如果说古典诗歌的自由的边界是字数的限制、韵脚、平仄，那么现代汉语诗歌的自由的边界在哪儿呢？从现代汉语诗歌诞生的那一天起，无数诗人想琢磨出现代汉语诗的边界，无论是闻一多的“三美”之说，还是林庚的半逗律，都想为现代汉语诗中自由驰骋的语词勒上缰绳，划定出某种边界。
　　但显然，边界的勘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在现代汉语诗的写作中远远没有完成，甚至处于一个停滞不前的状态。自由，却还是自由，没有边界，只有信马由缰，才能破解这一自由的悖谬？它的活力，它的延展性与变化，可能性等等，却还有待观察。

　　问题之二：如何向母语诗歌传统致敬？

　　新诗写作的难度，还在于它将处理新的对象。中国有悠久而强大的诗歌传统，这种传统，更擅长于处理农村题材、田园题材，它们其实是一种田园诗传统。那么，在今天这样的时代，新诗该如何处理这个时代的光和影，处理这个区别于其他时代的生活经验？诗歌同样要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环境、人与自我的种种关系，而这个时代的种种都发生了现代性的变化，这些都是无法在旧诗传统那里获取表现的。
　　但我们还是有足够的理由，向我们的母语诗歌传统致敬。从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我们依稀可以辨识现代汉语的那种随性和洒脱；　从马致远的　《天净沙·秋思》，我们仿佛能够感受到现代汉语的那种跳跃和无羁；从关汉卿的《沉醉东风·送别》“刚道得声‘保重将息’，痛煞煞教人舍不得，‘好去者，望前程万里！’”里，我们更看到了那种将口语化为神奇的卓越能力。我们还可以从“北斗阑干南斗斜”中体验到某种几何趣味；从“星垂平野阔”中领略一种辽阔的空间感；从“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中窥破印象画派的某种秘密……毫无疑问，这些优秀的文化遗产，让我们致敬的理由都十分充分。
　　但问题还在于我们将如何致敬？即现代汉语语词以一种怎样的结构方式，去构造一种整体上气韵生动、语词活泼，但又遵守着所谓的某种秩序的诗歌文本。

　　三

　　说了这两个问题之后，我想说的是，现代汉语诗歌的生命力，现代汉语诗歌的大美，正在这些问题的缠绕和纠结之中。因为“大”，它必然有着丰富、复杂、驳杂，说大有大的难处也罢，但大也必有大的好处，它因为不单纯而出现了一种单纯，大美是一种混沌之美。
　　诗歌的大美，还来源于一种大视野，一种融会贯通各种文化的能力。伟大的诗人，他总是站在伟大诗人的肩膀上才变得更伟大，或者说，也变得伟大起来。有一位诗人和小说家，他曾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二十世纪初的文学，他的名字叫博尔赫斯。曾经有过这么一个调查问卷，即影响中国当代文学前十位的当代欧美作家，结果博尔赫斯排在第一位。而正是这位博尔赫斯，一生最迷恋、最崇拜的诗人和作家是谁呢？是但丁。
　　在1940年的某段时间，博尔赫斯手不释卷，他被《神曲》给迷住了。他自己后来回忆说，那是“他开始文学生涯以来”所读到的“最为生动的文学作品”，而且在那以后他把这本书看成“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所有文学作品里最好的一部作品”。我这么说但丁对于博尔赫斯的意义，并不是想说但丁是通过博尔赫斯才影响中国当代文学，不是，这么说那是本末倒置了。但丁的《神曲》，在中国大学中文系必修的外国文学史中，有单列的一个章节，但丁是中国中文系学生必然知道的伟大的名字，《神曲》是他们必然知道的伟大作品。我想借此强调的仅仅是诗歌的大美，它不能离开一种大视野，一种融会贯通各种文化的能力。这就正如阿根廷诗人博尔赫斯对意大利诗人但丁的迷恋和崇拜一样，它超越历史、时间和种族，而抵达了诗歌大美的内核：那是对灵魂救赎的关切与热望。
　　亲爱的朋友们，也正是在“文化大视野”这一命题之下，我想谈一谈汉诗，对于世界文学，尤其是诗歌的一点贡献。英美意象主义者从中国古诗“意象”中，尤其是从唐朝意象诗中汲取了丰富的养分。“在当时的说教和说理诗让庞德感到无比失望的情形下，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获得了一本中国诗手稿，了解到中国古诗意象之妙。他整理出一本中诗英译集　《华夏集》（Cathay）。”书中他强调了翻译中意象保留的重要性。我们知道，中国古诗意象经历代诗人发展，已经形成公认的心照不宣的传统。我们以庞德的《在地铁车站》为例，首先，在这首诗中充分体现出他的“意象叠加”理论的创作实践，一个意象“脸庞”叠加在另一个意象“花瓣”之上：
　　在地铁车站
　　人群中这些面孔幽灵般显现,
　　湿漉漉的黑色枝条上的许多花瓣。
　　(赵毅衡译)
　　这是两组意象的排列与叠加，中间缺少连缀和关联词，而这一手法恰恰是中国古典诗艺术的特征，比如与中国唐诗崔护的“人面桃花”的表述，具有高度的相似性。我举庞德的例子，只是想说明，一种“文化大视野”，可能给一个诗人所带来的便利和好处。中国有一句成语叫做：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同样的例子我还可以举出伟大的音乐家古斯塔夫·马勒。在他的代表作《大地之歌》中，他选用了多首李白的诗来谱曲。两颗伟大的心灵是相通的。马勒在大地上漂泊的一生与李白在大地上居无定所的一生，也具有高度的相似性。或许他们都举杯邀明月，把酒问青天。他们都曾面临着“我是谁”的身份确认。对马勒略有了解的人都清楚，他是一个终生没有皈依的作曲家。对于德国人来说，马勒是奥地利人；在奥地利人心目中，马勒是波西米亚人；但在我的心目中，马勒是心中有大地，有李白的音乐人、诗人。亲爱的朋友们，诗在这时，是纽带，是桥梁，它的大美，让我们在这里相识，也让我们在行走与栖居的大地上，像李白那样漂泊与思考，像马勒那样行吟，期待春天与秋天，期待着四季轮回。

来源：文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