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如今生活在一个法治社会里，依法治国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然而在中国古代，两千多年来一直独尊儒术，儒家思想体系是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儒家学说认为道德教化重于法制，因此在政治实践中推行以德治国。在这样的意识形态下，道德因素凌驾于法律原则之上，经常出现“以德去刑”现象，明朝学者余象斗所著《皇明诸司公案》中记载的一则案例正反映了这种现象。
明朝万历年间，安宁县有个秀才叫樊士会，他为人豪侠慷慨，但喜欢玩乐，经常盘桓于娱乐场所，整日沉溺于歌妓花酒之中。
县衙里有个管府库的吏员叫文达节，他的妻子长得非常漂亮，樊士会垂涎她的美色，就有意去勾搭，一来二去，两人就有了苟且。这种风流之事，历来传得很快，不久，县里的许多人都知道了，可文达节还浑然不觉。
直到有一天，文达节与几个朋友在酒店喝酒，突然听到隔壁包厢里有两个年轻人在说话，语气很猥琐，其中一个悄声说：“文达节的娘子如此美貌，却嫁了他这么个土鳖，难怪会红杏出墙。你知道吗，只要他去库里值守，那个樊秀才就到他家过夜，这样已经三年了，也不知道她丈夫知不知道，咱们也去看看她怎么样?”
文达节闻言犹如五雷轰顶，顿觉羞愤难当，但他没有听清楚那个秀才姓什么，又不能过去问个明白，于是当时没出声。他强作镇定，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地继续和朋友们喝酒，直到散席。
回去后，文达节对妻子说：“今天又轮到我值夜班，晚上不回来睡了。”他妻子马上把这事告诉了樊秀才，果然，秀才夜里就来与那妇人幽会了。
半夜三更时分，两人正在缠绵，文达节突然回来了，他一边猛敲大门，一边喊着：“开门，开门！”他妻子听到文达节来势凶猛，知道奸情败露了。于是对樊秀才说：“我和你相好三年，丈夫并不知道。今天他忽然回来，想必他已发现，是有备而来的，我们无处可逃，你不如就拿着床头这把钢刀，待我开门时，从后面将他杀了再说。”情急之下，樊秀才咬牙说：“好，就这么办!”
于是樊秀才提刀在手，躲在黑暗中。那妇人刚一开门，文达节三步并做两步冲进屋内，反而把妇人撂在门边。时值午夜，室内一片漆黑，樊秀才心慌意乱，望见门边有人影，便朝那人猛砍一刀，正中那妇人要害。听到一声惨叫后，樊秀才更是慌乱，急忙扔了刀，夺路而逃。
文达节见妻子倒地，急忙呼唤四邻：“有贼啊！把我妻子杀啦！”邻居们被惊醒了，都聚了过来，问他：“为什么不抓住贼？”文达说：“被他逃了。”他又点了灯，捡起刀来一看，惊讶地说：“这是我放在床头防身用的刀，这个贼怎么会拿得到？”四邻都说：“刚才只听到你叫门和你家娘子应声开门，又没听到其他人的声音，这把刀是你家的物件，我们怎么能知道是谁偷的?”
第二天，文达节就写了状子到县衙去报官：“状告为贼杀妻命事：达节守库，夙夜奉公。妻独在家，闻有外交。昨晚夜归，妻出开门，陡有藏贼，暗中杀妻，丢刀脱走，邻佑共知。乞穷正贼，究杀命故，殄恶正律。哀告。”
这段话的意思是：我日夜为政府看守府库，严谨奉公。我值班期间妻子独自在家，最近听说她在外面有人了，我便于昨晚回家查看，妻子出来开门，没想到有个贼躲在暗中，一刀杀了我妻子，然后丢下刀逃走了，这事邻居都知道。请求官府缉拿那个贼，把他抓回来正法。
县令接报后升堂审案，他问文达节：“你妻子与谁人有奸情？”文达节说：“听到好几个人这么说，唯独我不知道，也不知道奸夫是谁。”县令又把文达节的邻居们叫来，问他们知不知道这件事，邻居们说：“他做丈夫的都不知道，我们外人又怎么会知道。而且昨夜他回来叫门时，我们只听到他妻子应声开门，没有其他人的声音。不一会儿，就听他大叫有贼杀了他妻子，那把刀是他床头之物，那贼如果真的在床头拿了刀，为什么不在屋里杀了妇人，反而在她开门后杀她？”
听完文达节和其邻居们的陈述后，县令拍了一下惊堂木喝道：“此事已经很清楚了!文达节怀疑妻子有奸情，所以在夜里把她杀了泄愤，然后找了个家里进贼的借口来掩饰真相，这种伎俩岂能骗得了本官?杀人偿命，按律当斩!”于是县令把文达节拟成死罪，解送按察院，只等审核后就要押赴市曹行刑。
樊士会那天夜里逃脱后一直惴惴不安，始终偷偷关注着案情发展，听说县官判定文达节杀妻后，不觉为自己脱身而暗自庆幸。
不久文达节的死刑被批准了，行刑那天，他被押往刑场执行斩首，一路上有许多人在围观，樊士会也挤在人群中。囚车过来了，看到文达节的惨状，樊士会忽然感到心中不忍，觉得他太可怜了，他想：“我奸淫了他的妻子，又误杀了她。今天又要害得文达节身首异处，死于非命！我纵然这次逃过了，难道以后不会遭天谴？”想到这里，他下了决心，决定说出真相。于是他马上跑到监斩官案前自首：“杀文达节之妻的是我，我与他妻子有奸情，那天夜里他突然回来，我当时正在害怕被他撞破。他妻子拿了把刀给我，让我杀了她丈夫，结果慌乱中在黑暗里误杀了她。如今反而要文达节偿命，我实在于心不忍，所以情愿来自首，任凭发落。”
当时在现场监斩的是一位姓左的按察使，这位左大人听了樊士会的陈述后大惊，急忙下令停止行刑，将文达节重新收监并把樊士会带回衙署审讯。经过一番询问和调查后，樊士会所述情节很快被证实了，于是左按院升堂宣判。
左按院说：“樊士会，身为孔孟弟子，却品行不端，行为放荡亵渎，导致犯罪。他一共犯下了两宗罪，一是与有夫之妇通奸；二是听从妇人的唆使，意欲谋杀其丈夫，结果慌乱中误杀了妇人，犯下杀人重罪，虽然是误杀，他也难辞其咎！如今文达节蒙受了杀妻之冤，他自己百口莫辩，刑侦官员却无法抓到真凶，眼看罪名坐实被判了死刑，一桩冤案即将铸成。然而樊士会看到无辜之人蒙冤，忽然良心发现，自己走出来坦白自首，他由衷地愿意以死来还文达节一个公道，这应该算是对所犯罪行的诚心悔过。这种情况下，如果仍按杀人罪处置他，对教化民风是不利的，因为百姓见了如此判决，以后也会昧着良心行事。所以，为了鼓励人民去恶向善，相应减轻对他的刑罚，作为对他改过自新的鼓励。那个淫妇之死，完全咎由自取，自不足惜，所幸她杀害丈夫的图谋，没有得逞。
为了表彰义士，免去樊士会的死罪，但为了惩戒他与人通奸的失格行为，判处他流放，也以此警示那些有淫邪行为的人，‘减死为义士之旌，编管示淫人之戒!’”至于文达节，已经证明是无罪的，当庭释放。
此文作者余象斗在最后加了一段按语：“此案审者未得真情，又以见义士秉贞心正气者，虽陷过误，终无大咎，但已成奸，又有杀夫之谋，故拟流罪不得全宥，亦当情之议也。”可见余象斗也认为樊士会是个正直的义士，左按院免他死罪，只将他判处流放是情理之中的事。
在这个案件中，樊士会犯下了通奸、故意杀人和过失杀人三宗罪，而不是左按院所说的两宗罪。他持刀谋杀文达节虽然是妇人唆使的，但他有明显的主观故意，而且已付诸行动，只是由于客观原因而未遂；杀死妇人虽属误伤，却是他故意杀人的恶意行为结果，妇人之死与他故意杀人有因果关系，所以樊士会的罪行是非常严重的，在如今的司法审判中，即使他有自首情节，也不能减轻罪责，必然会被依法严惩，而且要承担附带的民事赔偿责任。
可是左按院认为，樊士会能够不昧良心，在已经逃脱制裁的情况下，挺身而出，勇于担责，愿意用自己的生命还蒙冤者一个公道，这是义士行为，应予以表彰，如果仍然按律处他死刑，有悖民心，也不利于培养和引导真诚向善的社会风气。
从这个案件的审判来看，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古代，与现代社会在价值判断标准上有很大不同。孔子说：“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思是：用政令来引导百姓，用刑法来规范百姓的行为，百姓虽能免于犯罪，但无羞耻之心。用道德教化百姓，用礼教来统一他们的言行，百姓们就既懂得羞耻又能使人改正错误。司马迁对孔子的这个判断高度认同，他说：“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他觉得孔子这话说得太对了，法律是治理国家的工具，但不是治理好坏的本源。连道家的老子也说：“法令滋章，盗贼多有。”他认为法令愈严，盗贼反而愈多。总之在中国古代的这些先贤看来，治理国家的关键在于道德，而不是严酷的刑法。
其实，道德是人类精神的自律，法律是国家意志的他律，被法律所禁止和惩罚的行为也是为道德所不容和谴责的行为，两者相互渗透，所以在社会规范体系中，法律与道德是对立统一的，两者不可偏废。
无论古代还是现在，制定法律时都已经充分考虑和吸纳了道德因素，所以不能再以法律之外的道德标准介入司法，因为这将导致司法实践中的双重标准，使法律失去公正和人们对它的敬畏。
儒家思想在中国兴盛了两千多年，然而那种“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的理想社会并未出现，反而是各种突破道德底线的作奸犯科之事屡见不鲜。
胡适说：“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空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反之，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谈高尚，天天没事儿就谈道德规范，人人大公无私，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这段话很好地凸出了规则的重要性以及脱离规则空谈道德的后果。
中外历史表明，依法治国才是保持社会稳定和安宁的根本措施，因为一部好的法律既体现了人民的愿望也宣示了国家意志，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和最高的权威性，这不是其他方法可以替代的，当今世界上最文明进步的国家，无一不是法制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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