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批判、高调”与“缄默、中庸”
士大夫的政治行为也存在“两重性”特征。士大夫作为提倡“名教”、追求知识文化和精神理性的文人，有爱批判、喜议论的倾向，但同时他们又坚持缄默、中庸的处世为官之道。
在东汉“党锢”事件和明末“东林党”事件中，士大夫的行为都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敢于批评时政、勇于坚持道义的特点。东汉末年，在朝和在野的士大夫公开与腐朽的外戚、宦官势力作斗争，他们“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婷直之风，于斯行矣。”他们甚至敢公开批评汉桓帝为“亡国之主，讳闻直辞”。明末“东林党”也是“士大夫抱道忤时者，率退处林野，闻风响附，学舍至不能容。……故其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在帝制时代，士大夫一直是公开批判丑恶腐朽现象的中坚力量。
与此同时，士大夫又倡导缄默、中庸的处世之道。“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士大夫要谨言慎行，沉默是金，甚至要“予欲无言”；同时提倡中庸处世，“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东汉胡广号称“天下中庸”，对朝政中的争论，他都左右逢源，从不发表过激的看法。唐代苏味道更是公开宣称：“决事不欲明白，误则有悔，摸棱持两端可也”。宋代黄庭坚在《赠送张叔和》一诗中，将从政处世之道总结为“忍、默、平、直”四字，所谓“百战百胜，不如一忍；万言万当，不如一默”。清代曾国藩也主张去除“长傲、多言”的习气，认为“历观前世卿大夫兴衰及近日官场所以致祸之由，未尝不视此二者为枢机。”
不少士大夫同时具有这两种特征，如曾国藩早年健谈高调，“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亦未始无挺然特立不畏强御之意”，但宦海沉浮后，他逐渐变得缄默、中庸和谦退。有的政客更是貌似敢言直谏，实际却是避重就轻、逃避责任。张禹是汉成帝的师傅，当时很多人以灾异现象抨击外戚王氏专权，汉成帝询问张禹，张禹力驳此说，上书道：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日蚀三十余，地震五，或为诸侯相杀，或夷狄侵中国，灾变之异深远难见，故圣人罕言命，不语怪神。性与天道，自子赣之属不得闻，何况浅见鄙儒之所言！陛下宜修政事，以善应之，与下同其福喜，此经义意也。新学小生，乱道误人，宜无信用，以经术断之。”
这些理由看似冠冕堂皇，显得张禹公正直言，实际则是其保身避祸的掩饰之辞，因为他“自见年老，子孙弱，又与曲阳侯（王根）不合，恐为所怨”，故而饰词邪说。五代时冯道历事“四姓十君”，“未尝谏诤”，但又偶尔就一些问题发表意见。就是他对那些争议性问题一般回避不谈，同时又提些无关紧要的意见。
士大夫批判、高调和缄默、中庸的行为方式，不仅同时存在于整个士大夫群体中，也可以同时出现在一个人身上。有时它们之间是如此丝丝入扣地结合在一起，让你搞不清楚此人究竟是“深得大臣之体”，还是“士不自爱其身而忍耻以偷生者”。
以上我们讨论了士大夫政治文化传统中“两重性”特征的几个主要方面，即政治抱负方面的“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处理政治关系方面的“道高于势”与“曲学阿世”，政治形象的“伏膺儒教”与“外宽内忌”，以及政治行为的“批判、高调”与“缄默、中庸”。在两千多年的帝制时代，它们同时出现在同一个集团的身上，甚至同时出现在同一个士大夫人物的身上，这些自相矛盾的特征，相互之间却又可以水乳交融、浑然一体，让人乍一看发现不了它们存在丝毫的裂痕，但只要仔细观察，我们就会发现它们存在如此之多的矛盾和不和谐。
二、士大夫政治文化传统的制约因素
那么，士大夫政治文化传统的这些两重性是怎么形成的，它们受到了哪些因素的制约？下面我们从政治思想的交融性、政治制度的制约性、政治人格的理想性、政治现实的复杂性以及士大夫自身的个性特征和现实适应性等方面，进行简要的探讨。
（一）政治思想的交融性
有的学者以董仲舒为界，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分为“子学”和“经学”两大段，这对中国政治思想的研究亦有参考意义。但是，我们在研究秦汉以后士大夫的政治表现后就会发现，与理论上的儒家独尊现象不同，士大夫政治行动中的思想来源并非单一的“经学”文化，而是一个融合了先秦诸家思想的混合体，这其中主要有儒家、法家、道家和阴阳家。因而，士大夫政治文化传统形式上是以单一的儒家经学为“外衣”，而内容上又包含了其他诸家思想，同时这些思想之间又相互交叉、融合。
第一，表面上的单一性。秦朝的二世而亡让法家思想颜面扫地，同时它也与华夏民族的“礼乐文化”传统不相协调，因而它再也没有被公开树立为社会的指导思想。道家“黄老”一派在汉初曾经一度兴盛，此后，源于道家的“玄学”思想亦曾于魏晋时期风靡一时，但都很快没落。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一直是社会的正统思想，占据着意识形态的绝对主导地位。自汉至清，历代政府从政治社会化角度，通过“始乎诵经，终乎读礼”的教育方式、以对儒家经典熟悉程度为标准的选官制度，以及政治实践中以儒家伦理为标准的“君子”、“小人”之评判等方式，将其树立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
第二，实际上的多样性。通过对士大夫行为表现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儒学的独尊地位只是表象，实际上它包含了多种思想要素。儒、法、道等多种政治思想的内容，共同构成了士大夫政治文化传统的内涵。因而相对于儒家“经学”是帝制时代由政府唯一公开倡导的政治指导思想而言，士大夫政治文化传统实际上是多种思想的综合体。
第三，内容上的交叉性。在政治实践的基础上，儒、法、道等思想融合为一个整体，构成了一个相系相维的士大夫政治文化传统。儒家文化强调士大夫的个人修养，“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人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此外，儒家文化还认为伦理修养的过程就是政治实施的过程，“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孝乎惟孝，友于兄弟”，就是从政。
儒家文化又强调尊卑有序，《尚书·洪范》称“臣无有作福、作威、玉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为政的根本。士大夫要随着身份和环境的变化来调整自己的行为，“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如也。君在，跛如也……”汉儒进一步发挥，“阴者阳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天为君而复露之，地为臣而持戴之”，君尊臣卑，不言而喻。这与法家存在相通相鉴的关系。法家认为，君主应独掌权势，运用法、术等手段，在君臣间确立起绝对的尊卑关系，所谓“令臣不得不利君之禄，不得无服上之名，夫利君之禄，服上之名，焉得不服？”。儒学从天道伦理角度论证君尊臣卑这一观点，法家则从政治现实角度阐明如何在政治实践中实现这一目的。二者的结合，使得严守尊卑成为士大夫政治文化的一大特色。
儒家思想中又有避祸顺时的内容，《尚书·洪范》载君子有“柔克”之德；《周易·泰卦》载“泰，小往大来，吉亨”，《彖》辞的解释是“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这些思想外化到士大夫的行为和态度中，就是避祸柔让、谦和中庸，所谓“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甚至可以“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这与道家强调以柔弱胜刚强的思想又有共通之处，道家有“坚强处下，柔弱处上”、“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其争”之说；同时道家又有顺其自然的思想，所谓“得而不喜。失而不忧，知分之无常也……生而不说，死而不祸，知终始之不可故也。”道家这类思想与儒家避祸隐忍的思想结合，形成了士大夫屈折退让乃至隐居不出的特征。
道家以退为进、以柔克刚的政治哲学与法家“上下一日百战”、人们之间以势力大小和智谋诡计角斗的政治理念结合，又促进了士大夫对权术诡计的运用和发展。
儒、法、道三派思想是古代士大夫政治文化传统的主要理论渊薮，在政治现实需求的基础上，它们之间又实现了综合和融通，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它的这种形式单一性、内容多样性和交叉性，使得士大夫的政治态度和行为表观出耐人寻味的两重性特征。
（二）政治制度的制约性
“百代都行秦政法”，秦朝的专制帝制和官僚等级制，成为中国以后两千多年政治制度的范本。有的学者认为这种制度同时具有家产制和科层制的特征，家产制的特征是皇权的专断性和任意性，官僚科层制的特征是等级层次分明、行政法规健全和理性行政。
第一，皇权的专断行、随意性。中国古代，皇权是最高权力，对皇权没有任何真正的分权制约制度，同时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的嬗变，都在逐渐强化君权。皇帝的个人喜恶，对于士大夫而言，是可以决定着他们自身乃至于家族生死荣辱的金科玉律。皇权的强大和专断，必然导致臣属权力和权利的相对弱小，因而中国古代士大夫常有“伴君如伴虎”的感慨。例如崔浩为北魏立下众多功劳，“谋虽盖世，威未震主”，仅因为主编的《国书》犯了北魏皇室的忌讳，就被诛杀，还连累了无数宗族、姻亲和友人。各种因皇权的专断、任意而造成的大案、冤案史不绝书。皇权的极度任意性和专断性，使得士大夫的各种基本权利实际上没有任何硬性的保障，在这种制度下，士大夫不得不谨言慎行、阳奉阴违和卑躬屈膝。
第二，官僚制度的等级性、权力单向性。帝制时代的官僚制度有着理性行政的特点，但与此并行的，则是制度内严格的等级设置和科层划分。秦汉有“三公九卿”、“二十级爵制”和以“石”划分的秩次等级；魏晋以后，九品官制沿用至清。行政级别和秩次等级的高低，往往直接决定了士大夫在官僚体制内的身份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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