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期讓人讀來心塞的《經濟學人》。在封面設計上，乍看是一座坐落在山谷之間的墓園，但仔細一看，遠方那棟紅白相間的鐘樓教堂，周圍滿坑滿谷的圖騰不是墓碑，而是一個個「四條竪槓加一斜線」的符號。只要學過西方數學的都知道，這是一個有名的計數符號「Tally marks」，在歐洲和美國，他們常常以這個五個一組的線條，做為計數的方式。
《經濟學人》顯然在用這個畫面，暗喻Covid-19 正讓全球陷入的那種每天數著確診病例及死亡人數的悲情。上面兩排文字，大字：「A grim calculus」（ 一個殘酷的演算）；小字：「The stark choice between life, death and the economy」（ 在生死與經濟之間的蒼白選擇）。
圖／2020.4.4出版的《經濟學人》。取自《經濟學人》官網
除了緒論第一篇第九頁的封面故事，還有四篇補充文章。在第16頁的Briefing專文第一篇〈Hard choice〉，《經濟學人》以模型告訴我們決策的困難；第二篇第20頁〈Triage under trial〉，談的是當傷員分類變得愈來愈真實之際；第29頁的美國板塊第一篇〈Uniting the states〉，嘗試分析像美國這樣的分權國家，能夠如何抗衡Covid-19？第68頁的科技板塊〈Tests for the coronavirus〉，談的是如何正使用抗體測試。
讓我們依照慣例從封面故事開始。文章在緒論第一篇第九頁，大標題：〈A grim calculus 〉（一個殘酷的演算）；小標題：〈Covid-19讓我們在生死與經濟之間做出蒼白的選擇，但他們正變得愈來愈難。〉
文章一開始要我們試著想象，有著兩個病危病人搶著使用唯一一台呼吸機的場景。就像曾經的義大利倫巴底大區和馬德里一樣，未來幾週之內，紐約、巴黎以及倫敦的醫院工作人員，都得面臨著這樣的選擇。權衡取捨的要求正困擾著決策人員，醫務人員必須決定誰可以得到治療，誰必須離開醫院；其實，也就是一個誰也許可以活著，誰有可能會死亡的選擇題。
席捲全球的這個流行病，將這樣的悲慘選擇一個接著一個的推向我們。 醫療資源到底應該用於拯救Covid-19的病人，還是患有其他疾病的患者？失業和破產的代價在所難免，但到底應該付出多少？如果目前這種極端的隔離仍然不能阻止疾病，那它還應該持續多久？
紐約州的州長古莫（Andrew Cuomo）已經宣布：我們不會用金錢來衡量人的生命。這是一個已經不堪負荷但勇敢的領導人的戰鬥口號。在盡量簡化權衡取捨之後，古莫州長實際上是在提倡一種選擇，這一選擇，建議不再拘泥於所在社區各種麻煩冗長的抱怨。
這聽起來或許很冷血，但要在用金錢價值衡量生命，或至少改而採取帶有戰略的思考之間做選擇，恰恰是領導人在未來幾個月的艱難中，躲也躲不過的決策困境。
就像文章一開始提及的那個醫院病房場景一樣，權衡取捨難以避免。隨著愈來愈多的國家受到Covid-19的襲擊，它們的複雜性也在不停增加。 在截至4月1日的最近一週中，確診的病例總數已經翻了一倍，現在已經接近100萬人。美國記錄在案的病例，更是超過了20萬例，死亡人數還比中國多了55％。
3月30日，美國總統川普警告說，這是我們從未見過的三週。美國衛生系統承受的壓力，將在數週內達到頂點。總統工作小組預測，這場流行病將至少造成10萬至24萬人的喪生。
就是現在，與病毒鬥爭的努力似乎全面啓動。
印度宣布從3月24日起，進行為期21天的封鎖；俄羅斯堅持認為，為了免除Covid-19爆發的影響，已經下令封鎖，並威脅違反禁令者，將以嚴重違反檢疫罪，判處7年的監禁。另外，大約有2.5億的美國人，已經被正式告知要留在家裡。
每個國家幾乎都在進行著各種不同的權衡取捨，雖然並非對所有人都有意義。
在印度，莫迪政府決定，速度是首要考量，也許最後它也選擇了堅決的關閉整個系統。它還來不及想到，這些外地工人一旦湧出城市，並在他們當中開始傳播疾病，甚至將病毒帶回自己村莊的後果。此外，由於印度的能力有限，封鎖動作將比富裕國家更難進行。印度的目標是減緩這個流行病的傳播，並讓病例延遲爆發，直到發明了新療法，或是醫療體系已經準備得更好的時候。
但數億的印度人，幾乎沒有多餘的積蓄，印度政府也無法承受月復一月的持續支持。印度有著年輕的人口，這可能會有所幫助，但在擁擠的貧民窟，很難進行隔離措施和倡導洗手。如果封鎖無法持續，這個疾病將再次開始擴散。
俄羅斯的做法截然不同。明確以及可信度高的通信系統，有助於確保人們遵守著和新加坡、台灣等國家同等級的衛生措施。但是普京一直專注於怎麼擴大他的統治權力，以及如何利用Covid-19 ，讓俄羅斯與西方並駕齊驅。
美國是另外一種做法，類似印度。它已經關閉了經濟體系，且花費大量資金，幫助企業免於破產，並設法讓被裁員的工人得到收入的支持。川普已經連續兩個星期表示，治療的過程可能比「疾病本身」更糟糕。「用金錢衡量生命」的這種想法，就表明他已經錯了，但關閉經濟體系，將會造成巨大的經濟損失。
這確實是一個權衡取捨。對於今天的美國而言，停工的成本，遠超過了那些被挽救的生命價值。但美國是一個幸運的富裕國家，如果印度的封鎖未能阻止疾病的蔓延，那麼它的選擇，將悲慘地指向另外一種不同方向。
無論你怎麼看，Covid-19都會使這種折衷方案陷入困境。
當佛羅里達州和紐約州決定採取不同的方法時，它們必定會選擇比較創新，並且符合當地喜好的方式，但這也會冒著「一個州的錯誤，可能蔓延到另一個州」的風險；當中國完全關閉邊境時，它既阻止了進入感染，但也讓外國企業陷入困境；大力發展Covid-19疫苗將可以挽救生命，但也可能影響麻疹和小兒麻痹疫苗的研發計劃。
你要如何考慮這些權衡？
在所有生活費用計算中，模型估算的6萬美元收益並不是真實的現金，而只是一個可以讓你在複雜的社會中，衡量比較生活、工作和道德、社會價值觀等等，截然不同事物的會計科目。危機愈大，這種衡量就愈重要。在戰爭或流行病中，領導人無法逃避的一個事實，就是每一個行動都將帶來巨大的社會和經濟代價。要負起責任，你必須學會將這些事情疊加起來。
被迫停工而遭解雇的工人，應該得到額外的幫助，同樣的，在疫情減輕後，整個社會必須思考如何幫助年輕人。儘管這種疾病對他們的生命威脅不那麼嚴重，但當各國要開始還清債務時，不管現在或將來，大部分的負擔，都會落在年輕人的身上。
隨著疫情的發展，成本和收益之間的平衡，將發生徹底的變化。封鎖買到的是時間，而時間本身就是一個寶貴的商品。 封鎖解除後，Covid-19有可能在容易被感染的人群中再次傳播，但透過為醫療衛生系統配備更多的床鋪、通風設備和人員，社會可以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進行下一次的準備。
但是，或許可能找不到新的治療方法，測試和追蹤也可能失敗；夏天之前，經濟體的季度GDP將可能會下降兩位數；人們將在室內忍受數月之久，從而損害社會的凝聚力和心理健康；長達一年的封鎖，將使美國和歐元區的國內GDP損失達到三分之一，市場會暴跌，投資會被延遲；隨著創新的停滯和生活技能的衰退，經濟的能量將會枯竭。最終，即使死了許多人，隔離的成本也會遠遠超過它帶給我們的好處，那是一個到現在還沒有人願意去承認的，權衡取捨的另一面。
這期雜誌的第二個重點，是有關全球紓困計劃的分析。《經濟學人》用了兩篇文章解析，分別在緒論第二篇第十頁，以及商業板塊第一篇第55頁。標題分別是：〈Bottomless Pit, inc 〉（沒有底線的企業紓困陷阱），以及〈Great white night 〉（偉大的不眠之夜）；小標題：〈紓困雖然難免，但仍然有毒。我們要怎麼設計企業紓困，保護好納稅人。〉
文章說到，在過去一個月，歷史上最大的企業貸款已經開始，幫助企業度過被暫時強迫停擺的難關，這個目標是明智的，但仍然很難不讓人感到不安。 高達8兆美元的國家貸款和貨物，已經承諾投向美國和歐洲的私營企業，這幾乎等於它們在過去兩年中利潤的總和。
超過了50萬家的歐洲企業，已經申請了工資補貼， 其中的一些捐助，會涉及見不得人的選擇，例如，陷入737墜機事故的波音公司，就可能會獲得數十億美元的納稅人資金援助。
範圍廣泛的救援計劃，也可能留下的是一些負債累累，甚至僵化的企業，最後阻礙了經濟的復甦。速度至關重要，但政府也需要一個更清晰的框架，來組織混亂的各種方案，這樣才能做好保護納稅人的工作，以及保持經濟增長的動力。
8兆美元是一個很大的數字，這其中包括了國家和中央銀行的貸款、擔保，和所有的臨時補貼，用以支持失去工作的勞工。所有美國和歐元區非金融機構的總運營總成本，每年為13.5兆美元，而其中的11.6兆就是工資。但沒人敢保證，這筆資金可以防止混亂的發生。
企業還需要在未來24個月內，為4兆的債券再融資，而債券市場對借貸者充滿戒慎恐懼，郵輪企業嘉年華（Carnival），已經以驚人的11.5％ 利率發行了債券。過多的各種名目援助計劃，將使企業感到困惑，甚至可能排除一些真正有需求的企業。
高達四分之一的西方上市公司其實負債累累，如果那些市場萎縮的企業吞進了國家的貸款，它們的資產負債表將更見不得人。 對於一些企業巨頭來說，潛在的損失是如此之大，以至於光是他們，就可能給國家帶來了巨大的負擔。德國福斯汽車就表示，它每週消耗的資金高達22億美元。
最理想情況，是私人投資者能夠出手，像巴菲特（Warren Buffett） 就坐擁了1250億美元的資金，黑石集團（Blackstone，美國著名的私人股權投資和投資管理公司） 的基金規模，高達了1510億美元。但是封鎖會持續的時間尚不清楚，因此他們可能不太樂意出手。 其結果就是，除了各種琳琅滿目的國家貸款之外，各種特定的紓困計劃也將開始。
美國的最新一籃子刺激計劃，想為航空公司和其他對「國家安全」至關重要的企業，預留了至少500億美元；德國已向旅遊公司Tui提供了20億美元的貸款；新加坡主權基金淡馬錫（Temasek），則買入了更多的新加坡航空公司股票。
這一類的特定紓困很容易通過，但往往最後走向失敗。2009年美國在通用汽車（General Motors）的救助計劃上，損失了超過100億美元；華爾街的銀行紓困計劃，更留下了難以磨滅的痛苦。
談判協調更是常常被那些想要趁火打劫，或影響企業戰略的政客，活生生的劫持了。如果被紓困的企業，最終淪落負債累累，或是背負著對員工長期工作保障的負擔，那麼整個經濟可能將變得更僵化，並普遍降低生產率。 而要求經營狀況良好的企業，與背後有國家支持的企業同台競爭，本來就是不公平的。
那怎麼辦？
政府必須以整合的方式，為企業提供支持。它們應該向所有企業，提供類似一籃子的廉價貸款，並幫助他們支付3到6個月不工作的員工薪資。但必須附有條件， 這就是8兆美元貸款和擔保應該做到的，但中小企業如何獲得援助，現在仍然存有認知落差和質疑。
答案之一，是確保銀行有借貸資金的來源，即使這意味著，它們必須像英國本週那樣暫停分紅。目標應該是讓大部分的經濟暫停運作，直到封鎖解除。
但隨著時間的流逝，將需要更多的堅決執行。向所有企業提供無限的信貸，成本是不可持續的，經濟最終必須適應新的情況，例如，電子商務公司可能需要更多的工人，但電影院就可能再也無法完全恢復了。
超過六個月的援助，應僅限於提供基礎服務的企業，例如電力、電信，或位於關鍵工業供應鏈中心的企業。這些企業或許有資格獲得長期的貸款，但它們仍然必須以一種類似股權分紅的形式，向納稅人付出一定的代價。一個粗略的標準是，每100美元的長期貸款，納稅人應獲得10美元等值的股權。
如果這些企業已經負債累累，那就沒有必要讓它們雪上加霜； 如果不是，那債權人就必須大力出手。
最後，政府不該以其他方式進行干預。預料將會有民粹份子，呼籲讓航空公司保留更多的空位，或迫使汽車公司建立更多的充電樁，或讓製造業在落後地區建立工廠。文章最後一段提到，對個別企業紓困，是處理這種問題時最不好的方式。政府應施加的一個規則，是禁止特定紓困的企業，在還沒有償還國家貸款之前，透過像分紅或股權回購的方式，將現金支付給股東。
今年，我們會看見各個國家，對商業的干預達到前所未有的規模。 唯一幸運的是，在活力和自由市場都死亡的那一年，所有事情不會有人記得。
以上就是這期《經濟學人》的重要內容分享。疫情蔓延依舊，政府的權衡取捨以及紓困救援已經上場，路仍遙遠，我們只能寧靜致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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