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陈履生
宋文治
编者按：日前，“百年宋文治——纪念宋文治先生诞辰100周年特展”在江苏省美术馆陈列馆拉开帷幕。《美术文化周刊》特刊发此文，以期从美术史的角度展现宋文治在20世纪山水画发展史上的独特贡献。
20世纪的山水画经历了不同于历史上任何时期的发展过程。在50年代，不仅并存了历经晚清、民国的一代著名山水画画家，而且造就了一批成长于50年代、但在20世纪具有历史地位的山水画画家，宋文治（1919—1999）就是其中之一。
宋文治 山川巨变 77cm×98.5cm 1960年
20世纪上半叶，山水画以“四王”余风和新潮样式共同推进了山水画的发展。尽管这一时期的山水画开始融合西法，但是，就山水画本质而言，并没有太大的改观。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对山水画提出了新的要求，将它们脱离现实人文的闲逸状态。因此，50年代之后的山水画就是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展开了它的发展轨迹。
宋文治 太湖之晨 96.5cm×180cm 1973年
1949年，宋文治30岁，他所师承的吴湖帆、张石园长他20余岁，陆俨少长他10岁。而这一时期比他们更年长的山水画画家则有齐白石、黄宾虹、吴待秋、高剑父、冯超然、贺天健、朱屺瞻、胡佩衡、刘子久等。他们的年龄不仅都超过了50岁，而且都是作为传统山水画的传人，表明了与传统在某一方面一脉相承的关系。显然，让他们来改造山水画，并承担历史的责任，有点勉为其难。这之中尽管像贺天健、胡佩衡曾经有过积极的作为，但是，其整体的表现都不能与新生的力量相比。另外，如钱松嵒、傅抱石、潘天寿、赵望云等，同样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但是，他们正值壮年，以其超凡的领悟力，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创作了一批为时代所认可的作品，在同辈人中脱颖而出，并带领了像南京的亚明、宋文治、张文俊和西安的石鲁、何海霞等一批中青年画家，形成了“金陵”和“长安”两个画派集群，加上岭南的关山月、黎雄才等，共同创造了20世纪50年代山水画辉煌的历史。
宋文治 秋江图 42cm×39.5cm 1980年
20世纪50年代新山水画的崛起，主要是以写生改变了传统山水画通过画谱而世代相袭的画法，对其他画种的改造和表现起到了示范性的作用。加上后来北京、上海、江苏中国画院的相继建立，在国画发展的重要地区集聚了一批著名画家，发挥了群体的力量，形成了创作高潮，新作层出不穷。每有突破都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和鼓励，成为时代的样板。50年代的新山水画出现了前无古人的时代新貌，而一批与时俱进的画家也在创作中逐渐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宋文治 山高水长之图 60cm×39.5cm 1999年
宋文治从1956年开始创作《桐江放筏》《黄山松云》，得到了社会的好评，因此，在江苏省国画院刚成立的时候，就以一个不太为人重视的师范美术教师的身份进入了江苏省国画院，与一批江南的老画师集聚金陵，可以说宋文治是生逢其时。宋文治也很好地把握住了这一历史的机缘，后来又相继完成了《京口新貌》《采石工地》《劈山引水》（1958年，与金志远合作，参加“社会主义国家造型艺术展览”）、《山川巨变》（1960年）、《太湖春潮》（1962年）、《运河两岸稻花香》（1964年，为人民大会堂作）。宋文治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山水画创作，和这一时期相继出现的关山月的《新开发的公路》（1954年）、潘天寿的《灵岩涧一角》（1955年）、谢瑞阶的《三门峡地质勘探》（1955年）、赵望云的《终南春晓》（1956年）、刘子久的《为祖国寻找资源》（1956年）、张文俊的《梅山水库》（1958年）、傅抱石和关山月的《江山如此多娇》（1959年）、石鲁的《秋收》（1961年）、钱松嵒的《常熟田》（1963年）、李可染的《万山红遍》（1964年）等，共同表现出了这一时期山水画的整体面貌。宋文治正是在这一系列创作成就的基础上崭露头角。
宋文治 洞庭春色 1960年 油彩
在20世纪山水画的发展史上，50年代至60年代前期的山水画成就是最突出的。这一历史的高峰是经过一批画家的努力而造就的，与历史上某一时代的某几家或某几派不同的是，这一群体的范围更大、面更广。因为，在那个特定的时代，个别画家的努力或成就不能满足时代的整体要求，也不能完全反映山水画的整体发展。
宋文治 新安江上 55cm×40.5cm 1965年
从美术史的角度来看，宋文治在20世纪山水画发展史上的地位，除了他在山水画创作方面的成就之外，还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确认。
首先是以“四王”的浅绛画法写时代新意，使这一传统得到了继承和发展。
宋文治 黄山晴雪 43cm×78cm 1977年
宋文治生于江苏娄东（太仓），和“四王”之首的王时敏为同乡，因此，他和“娄东画派”有着天然的“血缘”关系，加上他后来所师的张石园、吴湖帆都是“四王”的传人，表明了宋文治具有画史上所强调的文人画家的“胎性”。宋文治在继承了“四王”浅绛画法的同时，还弘扬了“四王”之冠的黄公望山水中的“逸迈”品格，并以其“峰峦浑厚，草木华滋”表现了山水画发展的正脉。
宋文治 飞流 27cm×48.5cm 1980年
在这一新旧的过渡时期，如何用旧法表现新的内容，同样也是一个重要的评估标准。尽管近代以来，激进的思想家都把“四王”作为保守势力的代表，而推崇像石涛和“扬州八怪”那样的反叛精神，可是这种笔墨的反叛会造成与时代的脱节。相反，“四王”绘画的细密与严谨、淡雅与平和，正迎合了大多数人的审美习惯，也比较能够契合时代主题的表现。所以，50年代的新山水画的主流样式，实际上是在“四王”一派山水画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宋文治正是适逢其时地运用了他所掌握的传统笔墨，以“四王”的浅绛法巧妙地表现了时代的新题材，推陈出新。
其次是以传统的笔墨抒一己胸臆，创造了独特的“宋家山水”面貌。
宋文治 桃花潭 53cm×45cm 1984年
宋文治的山水画在“四王”的基础上，又受到朱屺瞻、傅抱石、钱松嵒、李可染的影响，反映出转益多师的特点。从画家的个性特点上来看，宋文治属于亦步亦趋的儒者，规矩法度不仅反映在他的画面中，也表现在他其曲中规的品性中。因此，他的绘画发展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他的画内敛而不事张狂，具有传统文人画的从容雅逸的品格，也反映了发展过程中的传统方式。
宋文治 江南三月春意浓 46cm×68.5cm 1990年
直到1981年，宋文治开始了以泼彩法入画，在严谨的法度中融入了许多偶发性的生动效果，画面从此氤氲弥漫、色彩斑斓，其个人风格也从此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宋文治晚年的创作，在个人风格中增加了丰富性的笔墨语言，使“宋家山水”的面貌进一步得到确立。
宋文治山水画历经50年的发展，在当代山水画的格局中，是南方一派的重要代表之一，从而在20世纪山水画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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