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书法艺术，发端可以追溯到秦始皇的丞相李斯，李斯的作品《绎山石刻》《泰山石刻》《琅玡石刻》《会稽石刻》等，历代都有极高评价。而且李斯就有专门论述笔法的言论《论用笔》：
夫用笔之法，先急回，后疾下；如鹰望鹏逝，信之自然，不得重改。送脚，若游鱼得水；舞笔，如景山兴云。或卷或舒、乍轻乍重，善深思之，理当自见矣。
这是目前可以考证的最早的讨论书法的言论。
李斯之后，汉隶兴起，书法艺术的繁荣时期，是从东汉开始的，当时还出现了专门的书法理论著作，最早的书法理论提出者是两汉之交的杨雄，第一部书法理论专著是东汉时期崔瑗的《草书势》。
杨雄在《法言· 问神》中写道：“言不能达其心，书不能达其言，难矣哉！唯圣人的言之解，得书之体。……故言，心声也；书，心画也。”他首次把书法同人的精神创造、思想感情联系起来加以考虑。这也是中国书论史的源头。
东汉崔瑗的《草书势》是历史上第一部书法理论专著，全文字并不多，但却指出草书的出现是由繁到简的历史必然，同时在文中，他还记录了他对草书艺术的审美感受，把草书作为供人欣赏的美的艺术。他指出，书法要“抑左扬右，望之若欹”，意在讲草书结体不同于篆隶的对称平稳。又说，“兽跛鸟踌，志在飞移；狡兔暴骇，将奔未驰”，特别强调草书的动态美。崔瑗的论述很全面，后世的论书文章，基本都是在其草书势基础上的发展与演进。
崔瑗（77-142）字子玉，涿郡安平（今属河北）人，年轻时游学京都洛阳，与张衡、马融等为伍，官至济北相。崔瑗书法师法杜度，擅长章草，在书史上地位显要，人称崔、杜。东汉“草圣”张芝是崔瑗后学，其笔法张芝取自崔、杜，最终成为汉代草书之集大成者。对于崔瑗的草书，后世评价很高。“草圣”张芝自认为“上比崔杜不足”。三国时魏人韦诞称其“书体甚浓，结字工巧”，即书体非常浓密，结字精致美妙。南朝梁袁昂《古今书评》云：“崔子玉书如危峰阻日，孤松一枝，有绝望之意。”意谓其书势如“危峰阻日，弧松一枝”之奇险也，可惜其字没能流传下来。
杨雄、崔瑗之后，东汉书法名家辈出，张芝、蔡邕都是对后世影响很大的书法大家。张芝被誉为“草圣”，蔡邕首创“飞白书”，他关于书法的著述很多，可以说是史上第一位书法理论家。他的书论代表作有《笔赋》 《笔论》《篆势》《九势》。其中《笔论》开篇就提出“书者，散也”的著名论断，论述了书法抒发情怀的艺术本质 ，以及书家创作时应有的精神状态。随后则论及书法作品应取法、表现大自然中各种生动、美好的物象，强调书法艺术应讲求形象美，符合客观事物的规律和表现人的心理状态。 《九势》则详细解析了落笔、结字、转笔、藏锋、藏头、护尾、掠笔、涩势、横鳞的书法技法，同时还指出了关于书法线条的三个美学概念，即“力”“势”和“藏”。“力”是蔡邕书法美学思想的中心，着重强调“力”是结字、用笔、布局的基础，“下笔用力”方能使字体具有“肌肤之丽”的美感。“势”则是被赋予了方向性的“力”，常常用来指创作过程中具有一定方向的运笔，是谓“势来不可止，势去不可遏”。“藏”源于“君子藏器”的哲学思想，强调书法创作需要沉着含蓄，具体到运笔，则要“藏头护尾”，突出书法线条的张力。蔡邕的书论思想，在历史上影响很大，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审美意趣，令人称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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