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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爹给了我两本书,我想我从他的柜子拿书他是知道的,我妈也应该知道。我爹打我,是因为《三国演义》是从我手里弄丢的,他不是因为我偷看他的书揍我。后来,我再从柜子里拿他的书,以为我自己做得谨慎,其实不是。我妈肯定以我从柜子偷书向我爹打过小报告,可如此汇报过几次之后,见我爹没有对我怎么样,她知道这件事,她在我爹那儿邀不到什么功,也就不再白费功夫。我想应该是这样。我如此想只是一个推测。这是一件永远不可能证明的事情,我对自己如此想,感到不自在,我觉得我不应该这样想。可我抑制不住自己。我为什么要这样想?我第一想到的是,我恨我妈。可我不知道我对她的恨,她是我妈,我不应该恨她,我要天天面对她,她管我吃,管我穿,我在我姑姑家做梦井台上结了冰,我妈摔倒在井台上,我冒雪走了四十多里地回家,我九岁开始挑水,这说明我不恨我妈,也说明我知道不应该恨她。可我越来越不想和她说话,我不叫她妈,我在她面前,很少说话或者不说话,我一回到家,只想待在自己的屋子里,把门关上。我在屋子里做自己永远也做不完的事,做玩具,比如说木头枪,弹弓,叠面包,把看的书藏起来,把写字的笔和旧作业本藏起来,夜里点着煤油灯看书,还有,我喜欢周万杰和周万民来,我们三个人一起睡在一张床上。我一个人在家里或者在屋子里,做的一切事都是一种压抑,我想用做那些事让自己高兴。我在家里怎么就不高兴了,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不高兴是什么样的。可我知道,在外面我就不这样,甚至我一走出大门,就一下子换成了另外的心情。我很清楚那是另外一种心情,因为,我在走出大门前,脚步是轻的,走得很慢,可一走出大门,我就走得特别快,甚至有一种想跳起来的感觉。有时候,我真的就跳起来。如当我跳着走了几步之后,就会感觉自己很可笑,我怎么会这样。在外面,不管是我一个人坐在教室门口的门墩上,还是写错了字算错了题,或者郭老师用他的斯大林式烟斗敲我的脑壳,我的同学抢了我的东西,把我的书扔到地上,我都没有在家里的那样心情。我愿意在外面,不想回家不想回到家里去不想待在自己的屋子里,可我不能不回家,所以,我一回家,就那个样子。我妈不应该管我吗?她不应该用刷子(这是她最常用的工具)疙瘩打我吗?(她打我的时候,我不躲,一动不动地任她打,也不看她,我的脸上可能什么表情也没有,真像我爹说的那样,我是一个木头人,我爹和我妈打我的时候,我让自己成为一个木头人,他们不打我不骂我的时候,我一样是他们的木头人,我不想做木头人,所以,我愿意在外面,尤其在我的小窝里)我妈不应该向我爹打我的小报告吗?我妈做这一切难道没有一点为我好的意思吗?我是为此而恨她吗?我在这些所想里,不能肯定我的恨。但我把这一切归到了恨字上。这就是恨,无缘无故,因为我妈根本想不到她所做的一切是要想获得我对她的恨,她即使在我一动不动地面对她的时候,她也没有想到我是在恨她,我不知她说话,不叫她妈,她也想不到这是因为我有恨。恨,完全属于我,是我的一种心情。由不得我的心情。我也不想这样,不想有这种恨的东西在我的内心里左右着我,我为此不想回家,回到家不高兴。如果我能在家里,不管怎样的在家里,比如说我妈拿着擀面杖把我的头打出了血,我也能高高兴兴,根本不记得有过这样的事,我能做到那样吗?或者说,我不用强迫自己,我妈一边用擀而杖打我,我一边什么感觉没有地接受她的打一边乐,什么样的人能够这样?我想到了周万杰。他爹没有揍过他,他妈也从来不骂他。他没有过不想回家的心情,但他说他只想和他爷爷在一起。他爷爷应该是他的爹妈家的外面,周万杰在他爹妈的家里,不如在他爷爷那里高兴,这是一定的。周万杰与我在高兴或不高兴上只是有一种程度上的不同,我在家的不高兴可能比他深一些,因此我在外面的高兴也比他在他爷爷那里深一些。他没有那么深的不高兴,也就不会有那么深的高兴。所以周万杰不恨他妈,不恨他爹。当一个人的不高兴,对一个人的不高兴或者对一个地方的不高兴,对一件事的不高兴,超过了高兴或不高兴的界限,那种不高兴的心情就会发生质的变化,恨一个人,恨一件事,恨一个地方。这样的恨最明显的表现是对一个人、一件事、一个地方的冷漠或不理不睬。
高兴或不高兴的界限在哪儿?有数量上的标准吗?如果真有这个界限,它能由我们掌控吗?这些问题我想到了,可是回答不出来。我唯一能肯定的是,我有高兴或不高兴的机制,这个机制在我的身心里,就是说高兴或不高兴是从我身心的这个机制发生的。我在玉米秆小窝里的时候,我的这个机制没有谁去碰它,它就不发作。在它不发作的时候,它似乎不存在一般。我既不知道不高兴也不知道高兴。那时候我是安静的。我在安静的时候,就等于我身心内的那个可以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心情的机制停摆了,我由此想到如果能把它彻底拿掉就好了,那样,不管我在哪,在家里,在外面,或者在小窝里,就不会有什么不一样,不论我面临怎样的人怎样的事怎样的地方,我都不会有这样那样的心情,我永远处在安静中。这个想法让我兴奋不已,我由此知道,我根本拿不掉它,它和我是一体的,我存在,它也存在,它的存在,就是我的存在。如果拿掉它,首先要拿掉我。但它又不完全是我,我也不能完全控制它。它的存在,就是让我在很多时候由不得自己。
所谓的无缘无故的恨,或者说没有无缘无故的恨,都与在一起有关系,并且,不论是恨,还是爱,只是在人的世界里,在人的在一起的世界里。我的小窝在某种意义上看,超脱了人的世界,因为,在小窝里,我不和任何人在一起,我只和自己在一起,并且,和我在一起的自己,或者说和自己在一起的我,都处在机制停摆的状态里。我,看到了自己,我是孤独的,我属于孤独。
我看到了一个孤独者的处境:玉米秆小窝,家和家的屋子里,外面。我适合在玉米秆小窜里,这个处境契合了我的孤独;我也不适合在外面,我在外面的时候,要十分小心的待在自己的孤独里,我坐在教室门口的门墩上,我不和我的小朋友一起玩追逐和疯打闹,我努力去习惯有人把我的书扔到地上,习惯郭老师敲我的脑壳。外面的一切人和一切事,都不会把由我身心的机制生发的东西推到界限以外,就是说,不会让我的心情超越它的界限。而在家里,在家里的我的屋子里,和我处在同一处境里的人,是我永远不能摆脱的,是我永远的一个束缚。我无法摆脱他们,更无法摆脱由他们和我必然生发的一些事。他们和那些事让我无法孤独。我进入不到孤独的状态里去。我在如此没有孤独感的世界里,十分地痛苦和不自在。
所以,我必须有玉米秆小窝,一切孤独的人,都必须有他像我的小窝那个的一世界,玉米秆小窝就是我独孤的世界。而周万杰则不需要这样的小窝,不需要小窝的世界,他在哪都可以活得很自在,活得很好。所谓的自在很好就是没有不高兴,没有不快乐。更是不超过高兴和不高兴,快乐和不快乐的界限。当我们处在家里或者外面的时候,就有可能会碰到调发我们身心机制的人和事,当我们自己不能控制机制的生发时,我们就会向着两个方向跑丢,一是疯掉,一是死寂。疯掉是向外跑丢,死寂是向内跑丢。不管是哪种跑丢,所丢的都是我们的正常和安静。
我看着那两本书,我可以坐在屋子里看它们了,甚至我可以读它们,读出声来。我不用再钻到我的小窝里去看这两本书。如果说我到小窝里去看书,是想躲进我的孤独,那么,我坐在屋子里,用看书甚至读书一样可以让我处在我的孤独之中。那本《古汉语辞典》,我想一个字一个字把它背下来,这叫背书。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背的能力,我背它需要多少功夫,花多少时间,我只是想背它。第二本书,我想读它,一页一页地读,一行一行地读,一个字一个字地读,读出声来,这叫读书。我用读书和背,把自己从与自己以外的相处里挪出来,挪到我自己的孤独里。
方紫一站在我家场边,在明月下讲的故事,魂牵梦绕了我这么长时间,但这个时候,我只是想读他写的这本书,读他的书比他写在书里的故事更吸引我。他的故事领我进入的不是我自己的孤独,读他的书才让真正地处在自己的孤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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