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最终能“万人之上,一人之下”,一是其才旺;二是有贵人拔擢;三是张居正隐忍之功深厚,韬晦之术纯熟:他圆滑狡智,心中“达则兼济天下”的红旗不倒,行走却可以做到彩旗飘飘;四是他运气也不错:或是天怜其才智,他总能在站队的时候押对宝,在难以抉择的时候竟然可以置身事外。
先说贵人拔擢,无疑非徐阶莫属。张居正自己也以为然:“不肖受知于老师也,天下莫不闻;老师以家国大事托于不肖也,天下亦莫不闻。”徐阶搬倒严嵩(根源还是在于人主明世宗抛弃了严嵩,为人主所喜好可能是臣属最终能升天的铁律)之后,张居正就乘上了飞向权力中枢的直升飞机,“阶代嵩首辅,倾心委居正” .1562年,严嵩势力隳涂之时,张居正不过是右春坊右中允(春坊是负责太子奏请、启笺及讲读之事务),监管国子监司业(国立大学副校长,其时校长称祭酒,为后来的权人高拱)。1566年,长期斋蘸的明世宗死于丹药。徐阶就遗诏“引与共谋”。明穆宗元年,张居正与郭朴、高拱一起入阁。自此,张居正终于进入了权力中枢。不过几年光景,他提阶换补就告捷。
次说张居正的隐忍和韬晦。饱读圣贤书的张居正自然是知道“文谏死”的道理,况且,前有杨继盛血淋淋的前车之鉴。这让张居正明白,要有所作为,必须等候明主出世。他也自然明白,他张居正生是朱老板的人,死是朱老板的鬼,“创业”是万万不可触摸的高压线,还乡做做员外心有不甘。“达”就是要等待而不是寻找一位明主,信任(信而不赖,我们以后就会发现,张居正是成也信赖,败也信赖)他,重用他,他张居正必然感恩戴德,叩谢知遇之恩,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苍天在上,褒贬沉浮人物,真是深不可测。
张当时与高拱在国子监共事时,二人“相期以相业”—高拱给明穆宗当了九年侍读,深得器重。如果说高拱是睚眦小人,张居正是决然知晓的;而张居正竟然能与这样的人“苟富贵,勿相忘”,实在是深谋远虑,即使算不上阿附准权贵,也算得上是战略投资了。后来,高拱把徐阶挑下马,最终登上觊觎已久的首辅之座后,得志猖狂(这最终害了高拱),为人盛气凌人,同列多无法忍受,惟有张居正恭慎从事。直到高拱讽刺张居正收受了徐阶之子嗣三万金馈赠,才“指天誓,辞甚苦”。二人从此(心知肚明但非公开地)交恶。高拱也逐渐动手罗织罪名,打算逼迫张居正去职还乡。张居正道:“自检平生,不敢有一事负国家,不敢有一念负于天下贤士大夫;至于去就,有命存焉,惟静以俟之而已。”这也许能部分解释高拱在清君侧,驱逐掌印太监冯保的高冯之争时,为什么未能充分动员张居正吧。
高拱之所以能最终战胜徐阶,关键的因素在于徐阶有图新政的愿望—这也是为什么高拱等人说徐阶“徐公谤先帝,可斩也”,但是明穆宗并不是他们所期待的明君。明穆宗因为徐阶的“多有劝谏”而生厌烦。徐阶既然托付“家国之事”于居正,并嘱咐儿子“谨事居正”,那么他也必然会将自己的为官心得、沉浮教训授予张江陵(张居正属湖广江陵人,又称张江陵)。张文忠公(张居正谥号“文忠”)后来对权重者(尤其是权力的源头,权力的给付者—皇太后们)的如履薄冰到了惟诺的地步。不过,在明白真正的老板之后博取老板的欢心似乎本来就是臣属“犬马之劳”之分内之事;明主与庸公的区别在于,前者以天下苍生的福祉为喜怒之源,而后者要么是贪于声色,要么是渴求叩问鬼神,祈求长生不老罢了。
身为三大顾命大臣之首的高拱(其余为张居正、高仪,高仪久病,于二十三日去世)出于张狂,在穆宗的葬礼上哭曰:“十岁太子何以治天下。”此等大忌,在高冯之争中大显神威,因此也注定了高拱惨败的结局。六月十六,高拱限令离京,落得只能自雇牛车返乡的田地。十九,万历帝召张居正入宫:“先生为父皇陵寝,辛苦受热,国家事重,只在内阁调理。”自此,张居正成为高冯之争的最大受益者,就任首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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