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最终能“万人之上，一人之下”，一是其才旺；二是有贵人拔擢；三是张居正隐忍之功深厚，韬晦之术纯熟：他圆滑狡智，心中“达则兼济天下”的红旗不倒，行走却可以做到彩旗飘飘；四是他运气也不错：或是天怜其才智，他总能在站队的时候押对宝，在难以抉择的时候竟然可以置身事外。
先说贵人拔擢，无疑非徐阶莫属。张居正自己也以为然：“不肖受知于老师也，天下莫不闻；老师以家国大事托于不肖也，天下亦莫不闻。”徐阶搬倒严嵩（根源还是在于人主明世宗抛弃了严嵩，为人主所喜好可能是臣属最终能升天的铁律）之后，张居正就乘上了飞向权力中枢的直升飞机，“阶代嵩首辅，倾心委居正” .1562年，严嵩势力隳涂之时，张居正不过是右春坊右中允（春坊是负责太子奏请、启笺及讲读之事务），监管国子监司业（国立大学副校长，其时校长称祭酒，为后来的权人高拱）。1566年，长期斋蘸的明世宗死于丹药。徐阶就遗诏“引与共谋”。明穆宗元年，张居正与郭朴、高拱一起入阁。自此，张居正终于进入了权力中枢。不过几年光景，他提阶换补就告捷。
次说张居正的隐忍和韬晦。饱读圣贤书的张居正自然是知道“文谏死”的道理，况且，前有杨继盛血淋淋的前车之鉴。这让张居正明白，要有所作为，必须等候明主出世。他也自然明白，他张居正生是朱老板的人，死是朱老板的鬼，“创业”是万万不可触摸的高压线，还乡做做员外心有不甘。“达”就是要等待而不是寻找一位明主，信任（信而不赖，我们以后就会发现，张居正是成也信赖，败也信赖）他，重用他，他张居正必然感恩戴德，叩谢知遇之恩，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苍天在上，褒贬沉浮人物，真是深不可测。
张当时与高拱在国子监共事时，二人“相期以相业”—高拱给明穆宗当了九年侍读，深得器重。如果说高拱是睚眦小人，张居正是决然知晓的；而张居正竟然能与这样的人“苟富贵，勿相忘”，实在是深谋远虑，即使算不上阿附准权贵，也算得上是战略投资了。后来，高拱把徐阶挑下马，最终登上觊觎已久的首辅之座后，得志猖狂（这最终害了高拱），为人盛气凌人，同列多无法忍受，惟有张居正恭慎从事。直到高拱讽刺张居正收受了徐阶之子嗣三万金馈赠，才“指天誓，辞甚苦”。二人从此（心知肚明但非公开地）交恶。高拱也逐渐动手罗织罪名，打算逼迫张居正去职还乡。张居正道：“自检平生，不敢有一事负国家，不敢有一念负于天下贤士大夫；至于去就，有命存焉，惟静以俟之而已。”这也许能部分解释高拱在清君侧，驱逐掌印太监冯保的高冯之争时，为什么未能充分动员张居正吧。
高拱之所以能最终战胜徐阶，关键的因素在于徐阶有图新政的愿望—这也是为什么高拱等人说徐阶“徐公谤先帝，可斩也”，但是明穆宗并不是他们所期待的明君。明穆宗因为徐阶的“多有劝谏”而生厌烦。徐阶既然托付“家国之事”于居正，并嘱咐儿子“谨事居正”，那么他也必然会将自己的为官心得、沉浮教训授予张江陵（张居正属湖广江陵人，又称张江陵）。张文忠公（张居正谥号“文忠”）后来对权重者（尤其是权力的源头，权力的给付者—皇太后们）的如履薄冰到了惟诺的地步。不过，在明白真正的老板之后博取老板的欢心似乎本来就是臣属“犬马之劳”之分内之事；明主与庸公的区别在于，前者以天下苍生的福祉为喜怒之源，而后者要么是贪于声色，要么是渴求叩问鬼神，祈求长生不老罢了。
身为三大顾命大臣之首的高拱（其余为张居正、高仪，高仪久病，于二十三日去世）出于张狂，在穆宗的葬礼上哭曰：“十岁太子何以治天下。”此等大忌，在高冯之争中大显神威，因此也注定了高拱惨败的结局。六月十六，高拱限令离京，落得只能自雇牛车返乡的田地。十九，万历帝召张居正入宫：“先生为父皇陵寝，辛苦受热，国家事重，只在内阁调理。”自此，张居正成为高冯之争的最大受益者，就任首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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