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有的领导者在报告或者文章中,阐述自己的观点时,总是要用很大的篇幅,说明自己的观点是如何受到拥护,是怎么样地得到赞同,以此来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性,当然,这无可厚非;但是,遗憾的是,他们很少提到在形成这个观点时,曾经有过什么样的不同意见,而根据这些不同意见,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什么样的修改。实际上,这后一方面,恰恰是更有价值的。设想一下,如果没有这些不同意见,那些不准确、不全面、不明确的部分,怎么会得到修正呢?如果再仔细思考报告或文章形成过程的时候,就会明白,正是这些“不同意见”,帮了他们大忙。
论证已有观点的正确性,这很需要,也有意义;但是,相比之下,那些不同意见,倒是更有价值。中外著名的企业家,以及那些有成就的政治家,在总结自己成功经验的时候,往往都把吸取各方面不同意见,放在极为重要的位置。美国《幸福》杂志曾选出六位美国企业界的杰出人物,在介绍他们的特点时,该杂志指出,“他们当中,每一位都有卓越的先见之明,也有先听取别人意见的宽大胸怀”,《幸福》杂志为此刊登了一篇题为《杰出人物》的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精彩议论:
“在所有的领导艺术中,耐心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是最宝贵的一种领导艺术,同时,也是最不为人们所理解的。大多数工业巨头只是有时听取他人的意见,因此他们仍然只是普普通通的领导人。但是,确有一些伟大的人物一生坚持听取不同意见,从不间断。听取意见成了他们的一种癖好。他们无时无刻不虚怀若谷,无论是工作还是玩乐,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时时刻刻都准备听取意见。无论对顾问、对顾客、对心灵的呼唤,还是对敌手,甚至对风声,他们都洗耳恭听。正因为如此,他们总是抢在别人前头认识到看不到的问题和机会。”
对于这些已经很有经验的领导人来说,那些不见得比他们自己的见解高明多少的不同意见,为什么如此受到他们的重视呢?从上述文章中的那段精彩议论中,我们能够看到一个“秘密”,即这些大企业家似乎发现那些不同意见中有一种特殊宝贵的价值——因为正是吸取了这些“不同意见”,才使他们比一般人要有一定的“先见之明”。看来,这其中的奥妙,倒是值得那些不重视不同意见的领导者认真研究的。
那么,那些不见得比领导者本人意见高明的不同意见,它们的“特殊宝贵价值”究竟在哪里呢?这里,我们对“不同意见”本身作一些认真的分析。
所谓“不同意见”,是由于人们的实践经验不同,社会地位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对同样的问题,所提出的各不相同的见解。这些不同意见,有一些不一定完全正确,很可能有片面性,但是,它可能看到了处于主导地位者所没有看到的东西,从而可以使主导者意见更全面一些;另一些不同意见,则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发现了主导者意见的某种错误,因此,这样的不同意见,就能够发挥“纠正错误”之功用;当然,其中的一些不同意见,很可能是完全错误的,意见本身没有参考价值,但是,既然它是针对“主导者意见”而提出来的,那么,主导者就应当思考这样的问题:这个“不同意见”为什么会是错误的呢?我的意见应该如何去避免这样的错误呢?这样的思考过程,就能够使自己从反面吸取教训,这也可以说是“不同意见”的一种特殊价值。
从“不同意见”这几个方面意义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特殊价值,就在于能够使我们居于主导地位的领导者们,考虑问题更全面一些,比较快地发现自己的错误,一旦发现了错误能很快就得到纠正,因此,头脑会更清醒,站得更高一些,看得更远一些。总之,由于充分重视“不同意见”的价值,使他们“总是抢在别人前头认识到看不到的问题和机会”。这就是领导者的智慧,而这个智慧,就存在于不同意见之中。
其实,我国古代一些明智的政治家,也懂得这个道理,像魏征就说过:“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这里所说的“兼听”,就是要听不同意见的意思。还有一些所谓明君,主张“广开言路”,也是要吸纳不同意见,使自己更明达起来。相比之下,现代政治家,对这一点的认识水平已经进入到更高的层次,而且在实践上也更加自觉了。
说到这里,我们还应该说明一点的是,领导智慧的确是存在于不同意见之中,但是,问题在于我们能不能认真听取不同意见,是不是善于吸取不同意见中的有价值因素,而这往往取决于我们是不是用辩证法的头脑,去对待不同意见。
现实的政治生活说明,有些人虽然懂得不同意见的价值,但是,对不同意见能够认真听取、仔细研究,那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如高尔基说的:“不要为了尖锐的批评而生气——真理总是不合口味的。”所以,我们那些做领导工作的同志,应当经常扪心自问:“我是耐心诚恳地听取不同意见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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