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禹:“乡愁”里的利益调整不可能浪漫
字号:小中大 2013-12-24 08: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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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的这句话,在很多人眼里,不仅文风生动,而且“相当浪漫”。谈城镇化,确实需要点儿情怀。不过,这“乡愁”里艰难的利益调整,一点儿都不浪漫。
中国的城镇化其实是个不断吃亏的过程。不吃够了亏,有些转折就无法发生。过去十几年,中央一直在提“大中小城市均衡发展”,但在现实中,我们却走出了一条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优先发展、重点发展之路。为什么?首先因为,我们曾把“城市文明”跟“大城市文明”画了等号,觉得只有进了大城市,才算投进了“城市文明的怀抱”。
今天看来,这种认识何其肤浅。但没办法,有些事情就是不撞南墙很难回头。中国的一线大城市在这十几年里普遍经历了规模快速扩张、人口快速聚集的过程。这带来显而易见的好处。然而,这种拼命发展大城市的进程还未及尽兴,我们就挨了兜头一棒——奔跑在最前面的大城市,尤其是几个特大城市,迅速罹患了堵车、污染、房价居高不下等经典城市病症。
吃亏是最好的教科书。这时我们才发现,原来,在中小城市和小城镇里,也可以享受到挺不错的城市文明。而染上城市病的大城市们,正纷纷接近自己的资源承载力极限。两相比照,我们才逐渐能听进“大中小城市均衡发展”这句话了。
北京地铁10号线国贸站,工作人员用小喇叭提示乘客不要拥挤
城镇化也是一个资源配置的过程。三中全会《决定》里提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句话能否实现,对中国的城镇化太重要了。因为过去十几年里,在配置城镇化相关资源时,起决定作用的,往往不是市场,而是市长。中国的城市都有行政级别,城市越大,行政级别越高。在资源配置的决定权仍偏重于行政调动力的背景下,谁的“官儿大”,谁调动来的资源就多。有限的城镇化优质资源,必然向特大城市、大城市集中。
城镇化还是一个自然人不断“用脚投票”的过程。中央有部署,国家有规划,机制在变革,但最终,自然人做何选择至关重要。因为,如果我是个农民工,或者大学毕业生、想跳槽的城市白领,“北上广”再拥挤,我就是要去找份工作,你有什么办法能拦得住我吗?
所以,中国的新型城镇化进程,最终将由几亿自然人用他们每一个人的个体选择,叠加在一起来决定。影响个体选择的因素,就此成为关键。北京最近宣布要对地铁实行高峰期差别化票价,引起很大争议。涨价了就能把人群引出地铁吗?其实,北京急迫地改变“两块钱随便坐”的地铁票价,本质诉求并不是借此调节地铁客流量,而是改变用大量财政补贴压低公共品价格的老习惯。
这么改,也不只是因为财政不堪重负。我国的一线大城市,普遍在改善民生上做得最好。致力于改善民生是对的,但一个城市的发展,不是只有改善民生一件事。当大量财政支出以“暗补”的方式发挥作用,而且随着公共服务均等化理念的推进,这个城市的一种特殊吸引力——相对较低的生活成本,就被塑造出来了。这种格局下,怎么让更多的人今后拒绝大城市“机会多、生活成本低”的诱惑,而转去中小城市和小城镇?
新型城镇化的新要求,就是一个大城市的公共政策,必须兼顾改善民生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既要考虑市民的个体承受力,也要考虑城市的综合承载力,不能只“一根筋”地让公共品价格“越低越好”。今后,不是说不重视改善民生了,而是财政支出要减少“暗补”,拿更多的钱来致力于提升公共服务能力,但同时,也要让城市居民适当“多掏点钱”,而不是坐享越来越个人低成本的“福利化公共服务”。
以上这一切——吃亏,权力从市长回归市场,多掏点钱……每一个动作,都谈不上浪漫。但都必须做。否则,城市里的“山、水和乡愁”,都回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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