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影响了人们的三年。如今，“二阳”的浪潮，再次袭来。
瘟疫，自古以来就是人类文明的大敌。几千年来，一次又一次夺走人们的生命。2019年，瘟疫再次酝酿，终在2020年初，被国人首先识破。
面对从未见过的病毒和相似的病状，传承智慧与诊疗手段的传医，再次闪耀神州。
以江夏方舱医院为例，从2月14号开舱，至3月10日休舱，江夏方舱医院一共收治了564名新冠肺炎轻症患者，没有一人转成重症患者，医护人员也是零感染。究其原因，就在于全面采用了传医诊疗的理念方针。
传医，广义上说，是中国传统医理，包含民间医理，宫廷医理，道医，巫医，方术，甚至藏医。不过，如今所指传医，主要是区别于西来之医。似乎与理论化，系统化的现代医学绝缘？
当代传医，源于中华的古老哲学，以阴阳五行为理论基础，将人体看成是气、形、神的统一体，通过“望闻问切”四诊法，探求病因、病性、病位。最后以辨证施治原则，制定“汗、吐、下、和、温、清、补、消”等治法，通过中药、针灸、推拿、按摩、拔罐、气功、食疗等多种治疗手段，使人体达到阴阳调和而康复。
这次新冠肺炎，主要是攻击人体肺部，并破坏人体免疫组织。而中医认为，肺属金，肺病乃邪金所致，当以火克之。同时，金生水，邪金可成湿毒邪气，需要辅以护肝通气，因为肝属火。如此思维逻辑，则源于五行辩证论。
此外，在用施诊方面，讲究道法自然，即观察自然，理解自然，运用自然，再以自然之道改造（调理）自身。
所以，想要理解传医，当知晓其师承的上古三玄，也称上古三大奇书——《易经》、《黄帝内经》和《山海经》。三书分别为传医提供指导思想、理论基础、实践药方。
也许前两者还比较好理解，而有“上古百科”之称的《山海经》，是如何能联系上传医呢？
传医也需要长期实践验证，尤其选材，其作用与属性会因生长地不同，而有所不同。而且，传医号称万物皆可入药，加之药食同源，所以《山海经》对传医，尤其是传药，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人们如果想要了解和学习传医，就必须从“上古三玄”开始。而要了解“三玄”就需知晓《道德经》。
《道德经》开宗直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讲的就是世间规律千变万化，不可名状，只可意会。又言“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则表达能包含三大奇书之奥义的，唯“玄”字。
玄学，古代中国认识宇宙，理解自然之根本学科。
如果说《道德经》是从哲学思想的角度诠释中华传统，那么传医，就是中华传统实践的集大成者。
以现存《周易》为例，文中对推演万物的八卦有言：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乾卦）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坤卦）
“随风巽，君子以申命行事。”（巽卦）
“渐雷震，君子以恐惧修省。”（震卦）
“善若水，君子以作事谋始。”（坎卦）
“火同人，君子以类族辨物。”（离卦）
“步泽履，君子以辨民安志。”（兑卦）
“艮山谦，君子以裒多益寡。”（艮卦）
其中，
自强不息对应医者神农尝百草精神；
厚德载物对应医者仁心仁术的作风；
申命行事对应医者顺应自然的原则；
恐惧修行对应医者严谨求索的态度；
作事谋始对应医者整体考虑的思维；
类族辨物对应医者明辨阴阳的能力；
辨民安志对应医者救死扶伤的品德；
裒多益寡对应医者谦和同悲的心灵。
《黄帝内经》、《山海经》亦是如此，涵盖了中华传统的，对天、地、人的认知和理解。所以，传医的世界观也是“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即虚幻与真实，时间与空间是同时存在，相互影响。
气，是构成世间的主体与本源。清气上升，成不可见之虚，浊气下沉，演可见之物。气，广泛存在于时间与空间，亘古流传，千变万化。
我们常说的天气、地气、水气、元气，以及运气、调气、练气都不可见之清气，而山川、河流、人体则是实气、浊气。可以说，我们现在定义的物质，几乎都涵盖在浊气范畴（量子同时存在与清浊之气）。
以《黄帝内经》为例，气，可化真气、营气、卫气、宗气，乃宇宙本原所在，知气，运气，化气，人方能天地人一体。
如此多的“气”，为了方便人们理解和运用，所以有了混沌之气分阴阳，开天地。同时，阴阳二气对立统一，相互转换，不断变化。在这过程中，万物除了阴阳属性外，还有五行之分。
俗话道“独阴不生，独阳不长”，所以阴阳结合，方为万物乃至生命。正如太极图的黑白分明，却又黑中有白，白中存黑，循环运转。
阴阳结合，状态异，五行生。五行反映阴阳，也同样相生相克，循环往复。具体而言，“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出自《尚书·洪范》）。
有了五行，中华传统理念在认识自然万物时，就有了一套自己的自然观、物质观、运动观、时空观、人生观、价值观。
对应医部，人体就是阴阳同存的整体，身体的每个部位，每个机能都是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只有整个身体机能都按照自然之理循环往复，人才是健康的。
例如，五行对应五官与五脏：木-目-肝；火-舌-心；土-唇-脾；金-鼻-肺；水-耳-肾。所以，如果人的眼睛出了状况，一定是肝出了状况；如果心脏病了，那么舌头就能将其反应出来；如果肺部出现感染，多为邪气经鼻而入。如果一人耳聪目明，我们就可以说他的肝和肾都很健康，反之，则需要观察是否肝肾出了状况。
同理，我们要保养、治疗五脏时，也是从五行入手，五行与五色、五气的关系：木-青-风；火-红-暑；土-黄-湿；金-白-燥；水-黑-肾。
所以，肝火旺时，往往是绿叶蔬菜吃少了，上火；或者风寒入体，气血不畅。而枸杞、红枣、红豆等对心脏保养尤为重要。心脏作为阳中之阳，君主之官，夏季是其最活跃的季节，也是最需要控制情绪，防止失眠，否则暑气将损害心脏。
今天，我们推崇养生保健，也从侧面证明了这些对应关联的正确性。而中华传统医法，能形成一整套五行逻辑，则源于贯穿整个中华思想理念的阴阳五行辩证法。
基于“气化万物”的理念，阴阳五行影响着整个中华文明，尤其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无论是艺术、建筑、体育，还是出行、祭典、成家，亦或历法、农时、人伦，都离不开阴阳五行及其辩证法在精神上的指导作用。
其中，在精神文明里起着最重要载体作用的就是科举。有科举以来，历朝历代的思想家、改革家、政治家、文学家、建筑家、医家等，几乎都参与了科举，而且大部分还是进士及第出身。就算在清朝扭曲的科举制下，仍是英才辈出，精神不断。
但随着科举制的瓦解，现代教育的兴起，中华精神最重要的载体，消失了。
近代，中华民族步入屈辱史，民主与科学成为挽救中国的不二选择。但当时的“民主”与“科学”，完全反映工业革命后，西方文明的价值体系。
民主，是西方政治和社会制度定义的，也决定社会发展的基本载体，是物质的，现实的。
科学，是西方文明认识宇宙，理解自然的根本学科，也是西方哲学的延伸。可大致分为物理、化学、生物。最初是为了对抗西方神学，其核心是认为这个宇宙是物质的，研究和发展物质世界，才是真实的，有价值的。
所以，在民主与科学的两面大旗下，人类物质文明得到极速发展，尤其是科学技术代表的第一生产力，让沉寂百余年的中华大地迸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
可以说，科学技术，彻底改变了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但今天，一场瘟疫，人们发现，就算有了民主与科学的加持，西方，还是那个西方，瘟疫对于西方文明来说，还是“致命杀手”。在欧美发达国家，标榜科学代表的西之医，面对新冠病毒，还是如同1918年面对“西班牙大流感”时的手足无措。没有疫苗和特效药，西之医就算有民主加持的现代医疗体系，也陷入濒临瓦解的惨况。反倒是古老东方的中华传统医理，借助现代科技手段，尤其是西之医对病毒等微观致病源的认知成果，再次与瘟疫展开斗争，保护中华民族。
传医与西来医，在这次抗疫之战中最大不同在于治疗方式与对象。传医讲究的是对病人固本培元，调理阴阳。所以治疗重点是针对性增强免疫，同时调理人体的整个免疫系统，让病体在循环时收放有度，循序渐进，最终实现由免疫系统去战胜病毒。不过具体施术时，会因抽象笼统而不能精准定性致病性元凶。毕竟，“邪气”也可以分千万种啊。
而西之医针对的是病毒，研究的核心是如何破解病毒，杀死病毒，至于这过程会对人体造成何种伤害，那就通过大量临床来获取数据证明。可病毒千变万化，随机变异，研究速度也许还比不过变异速度。如此，就算成功遏制病毒，也必然会在瘟疫前期付出惨痛代价。
当中西结合在一起时，全面精准的现代传医，不仅能弥补传统中的不足，还能大大降低病患的死亡率和后遗症。这点，与欧美各国的死亡率对比，就能清晰明了。
天地一体，内经图
洞察入微，细胞图
造成中西巨大认知差异的根本，就是迥异的逻辑体系。传医基于玄学，从宇宙自然，天人感应的宏观角度去思考新冠病毒对人体，对肺部的影响。西之医基于科学，尤其是生物化学，从微观世界的角度去解剖病毒，分析毒性。
这里，没有谁优谁劣，只是传医在几千年来与瘟疫的战斗中，以自然之理为依据，早已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应对之法，无论病毒如何千变万化，也逃不出五行、五气的划分。通过判断病毒属性，以及病人状况，就能针对性的开出药方。
而西之医，从科学认知病毒的存在，到了解其病理，还不到百年时间。就算有先进的理论与设备，但缺乏时间积累与沉淀的现代医类，还是显得太年轻。
至于科学本身，也不比玄学更了解人体。西之医在面对一种新型病毒时，也就显得有些手忙脚乱，临阵磨枪。
中西之间的迥异根源，是玄学与科学对同一世界，存在的巨大认知角度差异。或许，玄学与科学终将殊途同归，但肯定不是现在。
玄学更看重的是精神，以及相对的抽象的“气”。例如气功，对于气功大师来说，气的运转是可以清晰感知到的。但对于普通人来说，气功就是一个神秘的存在。
所以，中国历代圣人能融合中华思想理念，并不断升华、明悟，总结出“仁、义、礼、智、信”，以及“最近于道，德也”；能诞生各领时代风，骚的治世能人；能总结“修齐治平”人生标杆。却很难在历史上诞生热衷物质研究，善于发展生产，琢磨能源机械的术士巧匠，使得决定物质世界发展的生产力，在悠久文明，璀璨闪耀的中华历史中，发展缓慢。例如，秦代的马车和清代的马车，并无多少推陈出新。
反倒是科学，看重的是物质，喜欢用具象化思考，以现实（眼见为实）出发，诞生了大量足以影响人类文明发展的大科学家，大发明家。其中，大部分科研工作者对社会生产力发展，尤为热衷。以汽车例，从蒸汽动力到纯电动力的改变，不过用时两百余年。
另一个不同，玄学经过几千年的运用与完善，早已形成一套成熟的体系，运用于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传医更是玄学运用的集大成者，缺少的只是先进的统计与观察、提炼方式（生产力）。
而西方科学，还处于“熊孩子”阶段，精力旺盛，好奇心强，破坏力也是极其惊人。所以，西之医虽然成长迅速，分类众多，却也带有大量无法克服的副作用，尤其是精神方面的疾病，在心理学研究都远没沉淀时，无法得出基于长期观察的反复验证。
西之医擅长的是外科手术式药物治疗，中医恰恰相反。中华传统医理，乃“天人合一”，将天地人看做一个整体，同为气所化。气，是治疗的基本，尊重人与天地的整体性。若能运转自身，借天地之气，那就让身体自行调节到平衡状态。若做不到，则采用一些外部辅助手段，如针灸等，辅助通气、运气，让身体自身免疫系统能更好的修复伤病。反倒是方剂，乃最次之手段。
可以说，传医就是“仁心仁术治未病，尊道尊气悟生机”。
治病感悟，从来都是一体。天地有循环，四季有定律，如果“六月飞雪”，那就是天象异常，我们生存的自然，出了状况。
常见的雨林遇干燥，易燃；林燃降雨，熄火，雨后重生，林茂。这其中就有木生火，火生土，水克火，土克水，水生木，生生克克，生生不息。
本来，森林不应该有大火肆掠，可惜天气异常，本有的雨露循环没来，结果风干物燥，生火。但在一场大雨后，大自然的生命循环恢复正常，曾经的创伤得到快速修复。在医者看来，异常，即病，阻碍了正常的自然循环。所以，天降大雨，以此矫正，恢复正常。那么，人得病了，也就是身体异常，医者自当人法天，帮助病人恢复到正常循环。这种治疗逻辑，可以看做是天人感应的一种具体运用。
正因为中华传统始终遵循“道法自然”的原则，将从自然中总结的理念升华为精神，再运用到生活成长的方方面面，也使得人们的主观能动性（物欲渴求）变得相对消极而保守。尤其在生产力和生产工具都落后的古代，面对自然的伟力，古人更多的是总结与运用，而不是模仿与创造。其直接后果，就是中国几千年来生产力发展缓慢，尤其体现在生产技术无法借助生产者转化为强大生产力，自然也无法诞生“科学”的概念。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中国有“四大发明”，却没有出现“工业革命”。而西方的“工业革命”却离不开中国的四大发明。
这是“玄学”的先天缺陷，也是中华传统的重大缺失。
中华文明拥有强大的精神文明，而且早在两千余年前就已走向成熟，却始终没有与之对应的强大物质文明。且两千年来的中华发展史，也证明了“玄学”在生产力极度落后的古代，是无法带动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快速进步。
所以，当船坚炮利的西方列强带着先进的科学技术登陆神州的时候，中华文明对物质发展的渴望爆发了。
相对于周而复始的传统生活，人们逐渐喜欢上了日新月异的科技生活。也为了能最大程度的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缩短中国与西方世界的（物质）发展距离。早在晚清，中国人就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到“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人更是将学习西方，模仿西方贯彻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
教育，走西方体系；制造，走西方体系；建筑，走西方体系；艺术，走西方体系；体育，走西方体系；科学，更是从头到尾，“西方标准，欧美认定”。唯有政治和医方，中国对待西方体系只是参考而非取代。
当今中国，失去载体的玄学，已经成为边缘文化。或者说，失去“三玄”统领的“三教九流，诸子百家”，也失去与时俱进的动力，它们成了传统中国、古代中国的代名词。尤其是确立了科学发展观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大政后，在一些人眼中，部分传统思想与行业，也变得“可有可无”了，反正社会发展，科技进步，似乎中国传统的那一套，不仅帮不上忙，而且离开了所谓的“观念束缚”，中国可以发展的更好、更快。
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国传统医理随之也走向了没落，而西之医的强势入主，及国家每年对中西，医，学的投入差异，更加速了传医在与西之医竞争时的全面败退。
期间，传医科学化、现代化、系统化也不是没有呼声。可惜传医是彻彻底底的“玄学产物”，离开了“三玄”，就不会有传医。而强行改革，例如资质考核，除了加速民间（江湖）郎中走向消亡，却无法整体提升传医工作者理论水平，更遑论医德了。若处理不好精神与载体的关系，理论与物质就无法真正做到去糟泊存精华，对传医复苏完全适得其反。
反之，我们应该庆幸，传医还成体系的保留着中华文明完整的精神、理念和价值。
今天，一场席卷全球的大瘟疫，我们看到了仅靠高度科学的西之医，似乎对控制疫情的帮助非常有限。
我们能快速控制疫情，更多的是：
“令则行，禁则止，宪之所及，俗之所被。”
“四海之内皆兄弟，九州方圆是一家。”
“民为贵，社稷次之。”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积土而为山，积水而为海。”
这样的精神指导，这样的传统理念，这样的玄学整体观。
与此同时，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等现代技术也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尤其是新冠肺炎爆发以来，“大人物”在中国快速前行。背后的原因，就是从民贵君轻到执政为民的精神传承。
有明确的精神作为指导，科学才能造福于民。反之，缺乏了精神的科学，将变得脆弱而危险，甚至误入歧途。
要明白，科学源自于哲学，哲学升华为思想，思想汇聚成精神，精神浓缩化意志。若能成就不灭意志，纵使宇宙毁灭，时空再造，不灭意志也能在虚空飘荡，等待时机，再创中华。
中华的道，曾由各行各业一起来承载与传承。中华精神，如水一般：气态，润泽万物而无声；液态，处众人所恶而不争；固态，历经百折而不挠。
当代中华，需要科技强国，文化兴邦。
中西结合，是当代必由之路。同理，玄学为精神，科学为载体，二者合一，也是中华文明在新时代闪耀全球的基石。华夏精神，神州美德，赤县人伦，只是短暂失去了曾经的依托。但科学技术必将打造一个更加坚实的“器”，来承载玄黄之志。中华的道，必将在新时代迎来梦寐以求的，以高度发达的精神文明和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共同作用的完美组合。
从此，中华文明再无短板，中华的道必将引领全人类。
注1：八卦分先天八卦和后天八卦
伏羲演八卦，为先天
周易用八卦，为后天
注2：术士巧匠与科学发明
道士与术士，一个注重内在修炼，一个看重外物修炼。点石成金，常用在术士身上。术士专注于研究物，研究自然现象，琢磨自然之物，并转换自然之物。物质的属性与变化是其修行重点。与现代科学相较，对应的正是物理、化学、生物。
此外，西方也用炼金术士一称，牛顿就是大名鼎鼎的一位。
所以，古代术士很大程度就是“科学家”，只可惜自秦“焚书坑儒”后，术士在中国逐渐边缘化，术士的一些职能由道士替代。然而，道士本职乃内修与修仙。所以，道士虽有继承，但避世清修，有着“非大灾，不下山”的原则，让道学在自然物质方面的研究成果未能转化为生产力，只是以“术”的形式存在。唯有布道传学，将精神文化类的东西在盛世璀璨。
巧匠，技艺精湛之匠人。巧夺天工，就是为赞美他们而诞生。在古代中国，他们就是应用科学的发明家。如今我们提倡的“大国工匠精神”就是要继承诸如偃师、鲁班、墨子等一大批为中华民族做出卓越贡献的大师们。
遗憾秦汉以来，“士农工商”深入人心，虽在两宋时有短暂松动，但工匠们普遍文化程度过低，加之“术士”早已没落，仅靠能工巧匠，是无法支撑一次“工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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