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早在一千余年前的北宋就已有非常成熟的雕版印刷品出现，据悉现存最早的山西刻本是北宋雍熙三年(公元986年)绛州宋守真刊印的《佛说北斗七星经》[1]。到了金代，山西平阳(今临汾)遍地书坊，有“家置书楼，人蓄文库”之称，是当时全国著名的刻书中心。元代平阳仍然是北方的文化中心之一，刻印了大量的四部书籍，金、元时期的“平水刻”名闻全国，在我国古代刻书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明清时期，山西刻书更是得到极大发展，明代山西的晋、代、沈三藩刻印了众多典籍，尤其晋藩因其财力雄厚，晋王多通文博雅，所刻书质量好，部头大，成就居明代诸藩之冠。本文试就现有材料，记述明代晋藩雕刻书籍的史实，论析其刻书的动因和所刊书籍之特色，考订其刊刻时间及刊刻者，以就教于方家。
一
明建国初，太祖朱元璋为巩固“朱家天下”，陆续将其24子和一个从孙分封至全国各要地为藩王，称作“屏藩王室”，以后又逐步建立起了一个完整周密的皇室子孙的分封制度，以图江山永保。这些同姓藩王有所谓“分封而不赐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之制，因此他们实际上是一群官高位显、无所事事的大贵族。有明一代，很多藩王修学好古，酷嗜文史，有的还多才多艺，著书不辍，据统计明藩王宗室有著述可考的有93人，共著书359种之多。凭借藩王特殊的政治、经济地位，他们积蓄了众多图籍的同时，还校勘刻行了许多书籍，这在明代诸藩中成为一种时尚。明代藩府刻书可考者，共40余个，蜀府最先，秦藩、晋藩、周藩、鲁藩、宁藩、郑藩、徽藩、肃藩等，从洪武迄万历，传本不绝。所刻之书莫不精善。这些“藩府本”既多且精，是明代版刻的珍品，也是别代所无的特有现象。
晋藩始建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第一位晋王是明太祖的三子朱木冈，受封为晋恭王。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就藩山西太原府。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二月薨。此后历经定王朱济火喜、宪王朱美圭、庄王朱钟铉、端王朱知烊、简王朱新土典、敬王朱慎镜、惠王朱慎钅取、穆王朱敏淳等。万历三十九年(公元1560年)穆王庶子朱求桂请敕管理府事，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袭封王位，是为末代晋王。崇祯末年太原城陷，朱求桂被起义军所执，不知所终，晋藩历十一代至此而绝。[2]
明成祖朱棣以燕王身份起家，得国后为防止自己的故事重演，大力削弱诸藩的行政、军事势力，但尽力满足藩王在经济利益方面的要求。晋藩岁禄一万石，后子孙增多，至正德年间晋府子孙多至160余人，岁禄亦加至八十七万石[2]。晋藩还是明代山西地区最大的大地主，拥有万顷良田。家有余财，资力雄厚，其刻书方能不惜工本费用，讲究纸墨，写缮镂精。晋藩刻书，每种书动辄上百卷，都是宏篇巨帙，如此大规模的雕椠事业，没有雄厚的资财保障，是难以顺利完成的。
明代藩邸王孙袭祖宗余荫，席丰履厚，因靖难之变，为免中央猜忌，无不取韬光养晦之策，以自保。于是下者则声色犬马，上者则右文刻书，形成明代雕椠事业的一大特色。据史载，晋藩诸王大多优游文史，耽于吟哦，又能心向学术，勤于校仇。晋恭王朱木冈温文尔雅，曾学文于明初大儒宋濂，又专事杜环修习书法，以恭慎闻名，尤好聚书雕刻之事。其后历代晋王克承其绪，广采博艹鬼，藏蓄弥富。故时人有“明代藏书，周、晋二府”(《茶余客话》)之说。明以后公私藏书目录，如《天禄琳琅书目》、《善本书室藏书志》等也多记录有晋藩藏书的流风遗绪，流传至今，尚能看到的还有曾经晋府旧藏的宋版《通典》、《西汉会要》、《文苑英华》等等。晋藩藏书、刻书还有专门的室名堂号自署，如晋庄王朱钟铉的“宝贤堂”、端王朱知烊的“志道堂”“养德书院”;简王朱新土典的“虚益堂”等(后来亦有混用，如“宝贤堂”之称在嘉靖后期仍有沿用，这也是造成后代著录晋藩刻书成书年代容易混淆的一个重要原因)。现存晋府藏书多钤有“晋国奎章”、“道济书府”、“敬德堂图书印”、“敬德堂章”、“子子孙孙永宝用”、“晋府书画之印”、“清和珍玩”、“乾坤清气”等印记。丰富的藏书成为晋藩大肆校刻、翻雕前代典籍的基础，其所刻书底本大多是朝廷赐予的宋元旧椠，尤可见藏书之珍贵，刻本之价值。
二
十一代晋王中以晋庄王朱钟铉、端王朱知烊、简王朱新土典刻书最多，且多集中在明嘉靖、万历年间，故后人评价明代藩府刻书时曾言:“??雕凿之业，远轶前朝，今可溯者殆十数家，蜀府最先。??，此成化以前藩邸之概略也。嘉靖以下，晋府最著，淹雅奕世，载美光启前业。其所署有宝贤堂、志道堂、虚益堂、养德书院诸称，循名可观其实。其所刊有《文选注》、《唐文粹》、《宋文鉴》、《元文类》、《初学记》诸书，浩翰卷帙，为诸藩之冠。”[3]
晋藩刻书共有十数种之多，除《宝贤堂集古法帖》为书法集粹外，大多是历代文学作品总集或选集，所以后世总结晋藩善刻文集，刻印文集为其一大特色。这些刻书版心上多有晋府“宝贤堂”、“志道堂”、“虚益堂”、“养德书院”诸堂号标记，在前序后跋以及每卷后亦多有这些堂府“校正重刊”的字样。晋藩刻书，还延请名士校仇，错讹较少，如《唐文粹》、《宋文鉴》、《初学记》诸书，当时就已是“远近宝之”，被清朝人视为善本。
明人刻书，大多喜好自行窜改，为后人诟病，而晋藩刻书因为多是以内府所赐宋、元刻本做为底本翻雕而成，无明人窜改之恶习，当时便被誉为“佳刻”，其书式多存古意，尤足发思古之幽情!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晋藩刻书往往被后世书贾撕去序跋，充作宋、元本来出售。因晋蕃府库富裕，不惜工本，所刻之书全部纸墨上乘，刷印装背，极为考究，且大都大字宽行，书品上佳，蓝绫包背装，不逊明代的内府本。
三
明人周弘祖《古今书刻》最早列出了益、德等十余藩的刻书目录(但未包括晋藩)，开研究记录明代藩府刻书之先，然其书目去完备甚远;清末叶德辉的《书林清话》中也列举了秦、周、晋等20家藩府的刻书56种，只是仍嫌过简。今人述及明藩刻书较详者，先有台湾昌彼得先生的“明藩刻书考”，稍后有张秀民先生的《中国印刷史》“明代藩府本”一节。经较比可知，张著所列晋藩刻书与昌文完全相同。现据明清以来公私藏书目录及题跋校记等，对照现有各大图书馆收藏目录，详列“晋藩刻书年表”如下:
(梁)萧统选、(唐)李善注《文选》六十卷
明嘉靖四年(公元1525年)晋藩养德书院刊本。见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周星诒《书钞阁行箧书目》、缪荃孙《艺风堂藏书续记》、《中国善本书提要》等目录。此本为翻雕元张伯颜池州路本，每半页十行，行二十二字，白口。每卷首页有“晋府敕赐养德书院校正重刊”一行，书前有嘉靖四年晋藩书于养德书院序，山西按察司提学副使周宣序，嘉靖六年(公元1527年)晋藩后序以及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晋端王朱知烊序。周宣序云:“《文选》旧刻于南畿国学，岁久漫漶。继刻于唐藩，禁幕深秘，学者鲜窥焉。嘉靖壬午春宣督学山西，方欲遍购是编，布诸学宫，力未逮也。晋王殿下闻之为刻，置于养德书院，??养德，其所请书院制额，因以自号者也。”可知此书为晋端王所刊。
(宋)吕祖谦撰《宋文鉴》一百五十卷明
嘉靖五年(公元1526年)晋藩志道堂刊本。见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百百宋楼藏书目》、莫友芝《吕阝亭知见传本书目》、孙星衍《平津馆鉴藏书籍记》、《天禄琳琅书目后编》、《故宫善本书目》、《故宫所藏观海堂书目》、《中国善本书提要》等公私目录。每半页十三行，行二十一字，黑口，版式与宋天顺间严州本相同，可知当是翻刻的宋庆元太平府学刊本。有嘉靖五年晋藩志道堂重刊序、晋藩书于养德书院后序、嘉靖八年五月十三日明世宗“皇帝书复”一道，以及晋端王朱知烊恭谢玺书序文。“志道堂”、“养德书院”皆端王朱知烊斋名，此书亦为端王所刊。
(明)刘绩编注《春秋左传类解》二十卷、《汉文选》
明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晋府宝贤堂刊本。诸家目录著录有明刘绩撰《春秋左传类解二十卷地谱世系一卷》，均为明嘉靖七年崇藩刻本，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天津图书馆等十余家图书馆有藏。推想此“晋府刻本”或为著录有误，或今已亡佚不存。
(宋)姚铉撰《唐文粹》一百卷
明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晋府养德书院刊本。见《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嘉业堂藏书目》、周星诒《书钞阁行箧书目》、《中国善本书提要》、《故宫善本书目》等目录。每半页十三行，行二十一字，黑口，卷前有明世宗玺书一道，次为嘉靖己丑晋端王朱知烊序，各卷末多有“晋府敕赐养德书院校正重刊”一行，卷内有“养德书院之记”印记，此书亦为端王时刊刻。
(明)世宗御制《敬一箴》
明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晋府养德书院刊本，为端王知烊所刊。今已亡佚。
(唐)徐坚等撰《初学记》三十卷
明嘉靖十三年(公元1534年)晋府虚益堂刊本。见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故宫所藏观海堂书目》、《中国善本书提要》等目录。每半叶九行，行十八字，白口，版心下刻“晋府重刊”四字，卷前有嘉靖甲午年晋藩虚益堂重刊序。重刊序称“??岁久板废，抄本狼籍，字多舛讹，观者病之。锡义士安国购得善本，谋诸塾宾郭禾相与校仇厘正，遂成完书。选能鸩工缮写锓梓以传。”此本便是翻刻锡山安国桂坡馆本，为晋简王朱新土典所刊。
(元)苏天爵撰《元文类》七十卷目录三卷
明嘉靖十六年(公元1536年)晋府刊本。见缪荃孙《艺风堂藏书记》、《明代版刻图录》、《中国善本书提要》著录。每半页十行，行十九字，白口，上书口有“晋府重刊”字样。书前有嘉靖丁酉晋藩序。序中“志道堂”为端王斋名，“虚益堂”为简王自署。此书亦晋简王朱新土典所刊，刻成于简王嗣封之明年。书式仿元西湖书院刻本，为翻雕之本。据序称，尚欲刻明程敏政撰《明文衡》，但未见传本，推断应未刻成。
(明)宁王朱权撰《月瞿仙肘后经》
明嘉靖三十九年(公元1560年)晋府宝贤堂刊本。
《宝贤堂集古法帖》十二卷
又名《大宝贤堂帖》，明弘治二年(公元1489年)汇刻。据《藩献记》称，晋庄王世子朱奇源奉父命采辑晋府内旧藏宋、元、明人墨迹，编成《宝贤堂集古法帖》，“摹刻以传久远”。此为汇帖，乃重摹宋《大观帖》、《绛帖》等，又增宋、元、明各家真迹上石，用十二辰记石数。传世有初拓本，此帖书刻钩勒极佳，为明初所刻佳帖。清康熙十九年戴梦熊补刻五十三石。石现存山西太原晋祠。相传尚有晋靖王朱奇源续刻补遗五卷，未见拓本。
《四书五经注解》、元赵孟兆页《读书谱》
明嘉靖初年晋藩养德书院刻本。此二种刻本均未见诸家著录，据晋藩刻本《文选》书前山西按察司提学副使周宣序云:“殿下为高皇帝七世孙，天性笃孝，喜读书，尝刻《四书五经注解》、《唐文粹》、《宋文鉴》、赵松雪《读书谱》诸书，近世宝之”。故此二书应与《唐文粹》等书同时刊刻《，唐文粹》、《宋文鉴》诸书现在均有传世，此二书盖已亡佚不存，卷数不详。
(汉)刘向撰《新序》十卷
见《嘉业堂藏书目》，云为莫友芝吕阝亭旧藏，黑口，不详何时所刻。
(宋)计有功撰《唐诗纪事》、(宋)真德秀撰《真文忠公续文章正宗》等。见《古今书刻》，现均已亡佚不存。
参考文献：
[1]山西刻书年表(宋至明)，李裕民著撰《，晋图学刊》1986年2-4期
[2]《明史》，清张廷玉等撰，中华书局1974年出版
[3]《明代版刻图录》，潘承弼、顾廷龙编，民国三十年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影印本
[4]《藩献记》，明朱谋土韦撰，民国杭州抱经堂书局排印本
[5]《中国印刷史》，张秀民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
[6]《中国善本书提要》，王重民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出版
[7]《古今书刻》，明周弘祖撰，清光绪三十二年长沙叶氏观古堂刻本
[8]明藩刻书考，昌彼得著《版本目录学论丛》，台湾学海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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