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特别爱读擅写格言的作者，比如马可·奥勒留，比如尼采，比如木心。
不是为了从中摄取什么新知或真理，而是感受那种被文字的刀锋划过的凛冽和鲜活。
这是思维和感官所需要的体操，以防被机械的日常磨平纹理。
最近，又有了西蒙娜·薇依。
01
人们通常这样介绍薇依：犹太人，法国神秘主义者、宗教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对欧洲战后思潮有重要影响。
如果介绍得更饱含激情一些，会称她为特立独行的另类思想家。
她是那种喜欢用格言式的鞭子，来鞭打自己和读者的作者。她去世的时候仅只三十四岁，她的文字都特别年轻。
因为年轻，所以有充沛的力，尽管这样充沛的力可能有点激烈，带点天真。但也意味着浩浩汤汤，没有框架，也没有尽头。
比如她写过这样的句子：
爱是我们贫贱的一种标志。
世界的美是迷宫的入口。
美是人欲求但不愿吞食的一切。注视和期待，是与美相符的态度。
在无人称、不具名之物所在的另一个领域里，真和美常在。
只有远离上帝，才能接近上帝；上帝所能给予的信心、力量和勇气，唯在永远的期待之中。
读薇依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
T·S·艾略特说：
阅读薇依，同意或反对是次要的：与一个伟大的灵魂接触才是重要的。
阅读薇依的时候，我对她的体会不是某种价值判断，赞同或是不赞同，而是被一股跌宕的水流持续冲击，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在共振。
就像我从别的薇依读者那里看到的：读薇依让我想哭；读完了，含泪狂奔。我特别能懂他们的感受。
02
1909年2月3日，西蒙娜·薇依出生于法国巴黎的一个富裕的高知家庭。父亲是一位理性果断的外科医生，母亲有很高的音乐天赋和艺术修养。
西蒙娜还有一个哥哥安德烈，长她三岁，少年天才。兄妹二人感情深笃，同样幼年早慧锋芒毕露，人生走向却大不相同，犹如一枚硬币的两个面。
西蒙娜早产了一个月，十一个月大就断了奶，那时她不肯吃任何东西，差点夭折。病恹恹的身体，没再恢复过的胃口，几乎是她与生俱来的宿命。
可薇依从小就懂得如何支配自己的宿命，就好像那是她的天赋一样。
传记作家帕拉·尤格拉在薇依评传《智慧天使》里说道，对薇依来说，「吃饭既是敌人也是武器」。
一战期间，七岁的薇依听说前线的士兵没有甜品分配，便拒绝吃甜食。
到了二战时，她的生命已进入最后几年的倒计时，健康状况极不堪，每顿吃的依然不超过在法国的同胞的配给量。
衣食住行皆是如此，成了薇依向世界表达态度的「武器」。
小时候和家人外出，见哥哥背的包比自己的重，便倒在雪地上不肯走。读书时和同学一起劳动，要把高过她的头的草捆举起来，她会问「为什么是男同学做这件事，而不是我」。
后来她常年住在没有暖气的房间里，席地而卧，为了保持专注而衣着单调，深居简出。即使是到别人家里做客，也要住进最差的房间。
帕拉·尤格拉说，薇依不能忍受「分离」——把自己和外界分离，和他人分离，尤其是和人类的苦难分离。
她总是对他人的痛苦和苦难动情，却对自己的置若罔闻。
再说些薇依小时候的事情吧。在大人眼里，兄妹俩无疑人小鬼大。
八岁的安德烈独自引领西蒙娜识字，给五岁的她安排学习任务。西蒙娜很小就能给家人读晚报，熟读拉辛的诗歌，还站在椅子上表演话剧，表情动作稚拙，却极其认真。
有次安德烈在读拉辛的一段比较性感的文字，西蒙娜认为他的年龄不适宜阅读，两人竟扯起对方的头发打了起来。
外人很难听懂兄妹俩的聊天，因为常常是多种古代和现代语言混用，夹杂着大量哲学和文学典故。
但年长三岁、后来成了大数学家的天才哥哥，也给敏感的西蒙娜带来了「十四岁危机」：
14岁那年，我很认真地想到死，原因是我的天资平庸。而我的哥哥天资超人…… 我对外界的成就并不懊恼，而是因毫无希望进入这个唯有真正的大人物才能进入的真理所在的超越王国而懊恼。生活中没有真理，母宁死。
尽管她年少时的天赋和才华，也足以耀眼得令绝大部分同龄人黯然失色。
接着她又写道：
历经了数月的黑暗，我暮然醒悟，并且永远相信，不管什么人，即使天资等于零，只要他渴望真理并锲而不舍地追求真理，就会进入这个天才所特有的真理王国。
03
西蒙娜十六岁的时候，作为薇依的一生就已经正式启程了。
那时她在亨利四世中学，读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预科班，因特立独行和哲学才华而成为风云人物。
尤格拉在评传里记录了薇依的另类装扮：
一头黑发遮住了苍白的脸庞，一副眼镜几乎有半张脸大，一袭修士般的黑色斗篷，一双男士款式的平底鞋，后来还多了一顶从不摘下的贝雷帽。
早在踏入预科班之前，薇依就被像男孩一样带大，母亲希望培养她「有男孩般的率性，而不是女孩子傻乎乎的娇媚」，几乎不与她谈论有关性和性别特征的东西。
也许是母亲的小小偏见，造成了薇依的执念：女性身份和美貌是她的负累，是她不愿意承受的十字架。
西蒙娜成了家里的第二个儿子，安德烈的弟弟。她喜欢家人叫她西蒙，给父母写信，落款是：您的恭顺的儿子。
在当年的同学眼中，薇依的超强专注力也近乎传奇。给自己列一个长得难以置信的书单，然后可以一连几天见不到人，不吃不睡地阅读写作。
在简单得堪称清苦的生活中，薇依唯一不能拒绝的是抽烟。用笨拙的双手卷得一塌糊涂，狠狠地抽，这被她称为自己的「阿喀琉斯之踵」。
她的口袋里塞满了纸张和烟丝，有时用于卷烟，有些时候，这些烟卷变成了写满字的稿纸。
在预科班里，薇依遇到了她最重要的导师，哲学家阿兰。
阿兰是诺曼人，一位反偶像崇拜者以及哲学怀疑论者，鄙视舒适享受，亲近贫穷和被压迫的人。他不喜欢充满大屠杀情节的《旧约》，但觉得《新约》写得优美。
种种这些，可能都对薇依产生了不少的影响。包括阿兰觉得字写得好，表示一个人能很好地控制自我，薇依便把一贯凌乱的字体改得整整齐齐，终生皆是如此。
读预科班的时候，薇依才华出众但并不顺利，两年的学制她读了三年。
我特别喜欢她的两篇小论文，她对童话和历史故事有着「令人瞠目结舌的诠释」。
格林童话六只天鹅，讲的是六位哥哥被毒王后用巫术变成了六只天鹅，妹妹用了六年时间缝制六件银莲花衬衣，期间必须保持沉默不能说话，最终解救了哥哥们。
薇依在论文中点评道：
行动从来都不困难，我们总是做得太多……缝制六件银莲花衬衣，同时保持沉默：这是我们获得力量的唯一途径。
这可能还影响到了薇依日后的神秘主义思想，因为后来她还写道：「我们总是做得太多，因此我们无法接近上帝。」
另一篇论文，谈论的是这样一个小故事：亚历山大大帝在率领大军穿越沙漠时，拒绝了士兵用钢盔端过来的水，并把水泼到地上。
一般人看了这片段可能就一掠而过了，可薇依认真地写道：
如果亚历山大喝了士兵递给他的水，这一待遇就会使他与士兵分离开来。
很多人会觉得，伟人高高在上，本就和普通人分离着。但薇依不这样想，她觉得，善的事物拒绝一切分离。
遗憾的是，当年只有阿兰觉得薇依的这篇论文写得好。由于主考老师认为她「忽视历史」，薇依的历史分数过低而没被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录取。
直到1928年春天，薇依才踏进了巴黎高师的大门，成绩排名第一。第二名则是另一位更为大众熟知的西蒙娜：西蒙娜·德·波伏娃。
令众多哲学爱好者失望的是，这两位哲学女神并没有一见如故，相谈甚欢。据波伏娃日后的回忆，她与薇依曾有一次谋面与讨论，最后不欢而散。
薇依斩钉截铁地对波伏娃说：「当今世界上只有一件事情最重要，革命，让所有人有饭吃。」
波伏娃反驳道：「问题不在于造就人的幸福，而是为人的生存找到某种意义。」
薇依以蔑视的眼神打量了波伏娃一下，答道：「我清楚，您从来没有挨过饿。」
04
薇依不关心自己的身体，包括它的健康和美，作为身体的「报复」，她是个笨手笨脚的人。
然而这样一个对食物和身体极不友好、并不擅长体力劳动的年轻女生，却喜爱运动和劳作，这是我觉得薇依特别可爱的一个地方。
比如在学校里参加橄榄球赛，到工厂里体验工人劳动，参加民兵组织时坚持要求给她分配枪支，尽管她努力挑战了自己的极限，但因为身体的笨拙，常常拖了大伙的后腿。
唯有二战爆发后到马赛避难时，她在葡萄园里摘葡萄，竟然超常发挥。为了不影响速度，她脱下了手套，被葡萄枝摩擦得伤痕累累。
脑力劳动才是薇依的强项。从巴黎高师毕业时，薇依的答辩主题是“自然和艺术中的美”，几乎拿了最高分，吸引了成群的学生旁听，这也是她终身探讨的主题之一。
薇依毕业后被分配到一个叫勒浦伊的小镇当哲学教师。当年特立独行的学生，摇身变成了不按牌理出牌的老师。
她不关心学生的中学毕业会考，只想要「改造他们的灵魂」——这是她挚爱的柏拉图的《理想国》里所说的。
第一次上课的时候，薇依就要求学生不要买任何哲学书籍。她每次上课所带的学习材料，都来自她本人的翻译，包括荷马、歌德、柏拉图；包括希腊文、拉丁文、德语和英语。
她的教学很成功，每一节课都是让学生惊喜的哲学盛宴。
在几年的教学生涯里，薇依换了好几个城镇和学校，不变的是「离经叛道」的教学方式，以及与校方的冲突状态。
薇依当然不会为此而沮丧，她说：「我从来将被解雇当作我事业的正常高峰。」
不过，她并不把教书当作自己真正的「事业」，工人运动、思考和写作更重要。她经常高调地参加工联主义运动，有次还差点在罢工抗议游行中遭遇危险，同时还给工人们上拉丁文课和法国文学课。
薇依的文章和观点总是「滔天巨浪」，身处集体主义的洪流中，她的声音很是独特：「我们希望维持的不是集体性，而是作为最高价值的个人。」这是她所追求的「第一原理」。
1934年，为了从书斋里的抽象概念走向真实的生活，薇依决定去亲身体验工人阶级的状况。她选择了劳工中最无地位的群体，计件女工。
她永远选择最困难的事。正如她曾对她的学生们说的：无论做什么决定，都要选择代价最大的。
这是一趟艰险的旅程。由于严格的产量定额，干活速度成了最重要的工作指标，工人的人身安全却不在考虑之中。
薇依的表现并不差，但依然跟不上工厂要求的速度。她不断地被割伤和烫伤，头痛也越来越严重，可怜的工资还让她担心没钱买面包。
但更痛苦的是精神上的折磨：被斥责，被戏弄，个人尊严的丧失，无可奈何的屈从和放弃。
她记录了自己的心境：
我每日起身怀着不安，我带着恐惧去工厂，我像奴隶一样干活，午间休息是令人痛苦的时光……时间是不可容忍的重负。
薇依从此发现，痛苦和不幸是不一样的。代表着疼痛或压迫的痛苦，可能导致伤害，但我们可以挺过来。
而代表苦难的不幸，它压倒精神，践踏尊严，给人打上奴隶的烙印，是一种不可逆的损伤。
不过，薇依善于从苦难中淬取「养料」，后来她还写道：「不幸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只有身处不幸之中，人才有机会与上帝接触。
因为遭受苦难，人才会把手上的东西放下，手上是空的，才能接住上帝给我们的东西。
一年多以后，薇依被她工作的第二家工厂解雇，结束了这段残酷的经历。成果是一篇长论文，著名的《论压迫与自由》。
她宣布，自己的青春已一去不复返。
薇依离开工厂以后，全家人一起到葡萄牙海岸度假，但她另辟蹊径地选择了一个小渔村。
薇依用温柔得心碎的笔触写道：
傍晚的天空悬着一轮满月，在海边，渔人的妻子们排着长队在渔船间穿梭漫行，举着烛光，唱着肯定是非常古老的赞美歌，带着一种令人心碎的忧伤……
此时，我心里猛然悔悟到，基督教正是奴隶们的宗教，他们不自已地归属于这种宗教，而我也不例外。
她已经和受苦者的苦难生长在一起了，再没有什么可以让他们分开。
05
回到法国，薇依在布尔日教学，她的教法更不正统了，常常提一些令学生惊愕的问题，比如「你杀过人吗？」
偏头痛把她折磨得疯狂，每次发作的时候，她都问自己是不是要死了。
薇依并不害怕死亡，但害怕浪费死亡。她写道：
死亡是赋予人类的最珍贵之物，所以最大的不敬就是用得不妥。
1946年7月，西班牙内战爆发。
这场共产势力和轴心国集团之间的代理战争，被后世视为二战的前奏。大量知识分子奔赴前线，参与反法西斯战争，包括我们熟知的海明威、聂鲁达和乔治·奥威尔。
薇依也不例外。
到了西班牙后，薇依成为了商业工会运动的一名民兵，立马提出参加一次寻找失踪工会领导的行动。这次行动要穿过敌方佛朗哥占领区，危险之大近乎自杀。薇依的请求被驳回了。
后来她申请加入一支袭击小分队，获得了批准。但在一天夜里，近视的她一脚踏进了沸腾的油锅，从脚到腿重度烫伤，差点就要截肢。以一种荒诞的形式，不得不拜别了这场战争。
几个星期以后，薇依参加的这支志愿队伍被敌人消灭。
她与死神擦肩而过。
帕拉·尤格拉在评传中提出了一个问题：
薇依甘愿在战斗前线冒生命危险，也确实冒过风险，但她敢不敢开枪射杀一个同类，哪怕对方穿着敌军的制服？
跟薇依有类似思考的，还有其他人。乔治·贝尔纳诺斯，一位法国小说家，他也亲临了战场，但站在了战争的另一方，是佛朗哥的同情者。
经历了西班牙内战一年以后，薇依给贝尔纳诺斯写信说：
阿拉贡那些民兵与你无法相比，你我的看法更为接近，然而我爱过他们。
那么，是什么把人分成了自己人和敌人？
一旦世俗和宗教当局，将人分为三六九等，有些人的生命更有价值，还有些人被踢到一边，那么人与人的相互残杀，就成了必然之事。
又是“分离”——这个话题似乎成了薇依一生的思想母题之一。
薇依离开西班牙后，又是一场自我疗愈的旅行，这次是意大利。走到了小镇阿西西时，她发现这可能是自己一辈子最心仪的地方。
在圣方济各曾祷告过的小教堂，薇依生平第一次跪了下来，直面神祗，直面基督。这一份超验之美，让她相信「世上偏偏就有上帝的化身」。
1939年9月3日，二战全面爆发，欧洲各国接连崩溃。
不到一年后的1940年6月13日，巴黎宣布为不设防城市，薇依和父母赶上往南的最后一班火车，开始逃亡。
他们一路辗转着，从巴黎到马赛，从马赛到卡萨布兰卡，再搭上葡萄牙的海轮抵达纽约。
薇依到了纽约，却觉得自己是个逃兵，像老鼠躲在洞穴里，决心返回法国。寻遍了几乎一切关系，她终于获得了机会，可以先前往伦敦。
临别时，薇依对担忧的父母说：「如果我有几条命，我就给你们一条了。」
这是他们之间第一次分离，也是最后一次。
一如西班牙内战那时，薇依很快便提出一个接近于“赴死”的请求：她要空降到敌人后方去。但马上就被拒绝了。
她再次提出了请求，想要组建一个前线护士小队，照顾受伤最重的伤兵，同样没有得到批准。
请求失败让薇依伤心欲绝，这等同于让她浪费自己的死亡。
后来她获得了一张坐落在希尔街的内务服务部的书桌，任务是研究战后法国重建的发展原则。这份工作的成果便是《扎根》，薇依的遗作。
漫长的二战期间，薇依没有停止过思考和阅读，如自我燃烧一般，拼了命地创作。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毫不忌讳地踩在了风口浪尖。
她反对采取极端形式日益兴起的法国民族主义，以及它将引起的偶像崇拜。她不认为有「神圣的法国」，正如她不觉得德国是「主人种族」之家一样。
过分强调自身的犹太身份，也是在把犹太人和其他人分开，这违背了薇依认同的「善的事物拒绝一切分离」。
在犹太人遭受纳粹屠杀的特殊时期，提出对希伯来《圣经》内容的批判，使薇依饱受污名。
她不能原谅《旧约》里那个报复心重的耶和华，以及里面那些记录在案的大屠杀。激烈的反对者认为她是在仇视自己的犹太同胞，甚至把她列为「反犹分子」。
帕拉·尤格拉在评传中为她打抱不平：
耶稣不也是在犹太民族被罗马人侵扰之际，提出了对他自己的民族的批评吗？
苏格拉底不也是在雅典和斯巴达浴血奋战之时，对雅典民主提出批评吗？
最终耶稣被钉上了十字架，苏格拉底喝下了毒酒。
也许这也是「适合」薇依的死亡方式，或者说，利用死亡的方式。
06
1943年4月，薇依晕倒了，粒状肺结核已入侵她毫无抵抗力的双肺。听说自己将要住院，她失声痛哭：「完了！」
她把她的书打包带上，包括她喜爱的柏拉图和兄妹俩都爱读的《薄伽梵歌》，被送进了格罗夫纳疗养院。
这里田园环绕，风景宜人。看着新搬进的房间，薇依说：「多漂亮的等死房间！」
1943年8月24日，三十四岁的西蒙娜·薇依永远地离去了。
此前她在手稿《最后的文稿》里写道：
我信神，信三位一体，信道成肉身，信神的赦免，信圣体圣事，信福音书的教诲。
但由于她与教会有某些看法的相左：
迄今为止，我不曾向哪个神父正式要求受洗。
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薇依也做了如此选择。
07
薇依生前没有出版过任何著作，大部分手稿在她去世以后，才由朋友们整理和结集出版。
比如离开马赛前往美国之前，她交给佩林修士的一些笔记本，成了后来的《期待上帝》。交给梯蓬的是十二本笔记本，被梯蓬整理为《重负与神恩》。
梯蓬在序言里回顾了他与薇依的相识相知：
与大多数人相反，在亲近的氛围中，她给人的感觉要好得多。她身上有一种可怕的自发性，使得她性格中不讨人喜爱的一面外在化，而要体现出自身更好的东西，则需要花费时间，需要情感和克制羞怯。
我喜欢梯蓬描述的那个「开玩笑但毫无低级情趣，说讽刺话但无恶意」、「讨论自己同谈论其他事情一样简朴」的西蒙娜·薇依。
薇依不是一个善于表达自己情感的人，她向来对牵手、拥抱和亲吻持回避态度，一身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谈吐和气场。
可这样的她，也会请求朋友们给她写信，帮社会底层的年轻夫妇推婴儿车，给轮船上的孩子讲故事，央着农夫教她犁地，还烦得对方把农具扔在了地上。
薇依去世后，安德烈接到妹妹病逝的电报，来到父母的居所，正打里面出来的父亲脸色一下变得煞白：「小女儿，见不着她了。」
安德烈老年时，写完纪念妹妹和妻子的早年自传后，健康状况急剧衰退，视力下降，方位感丧失，常常把报纸拿倒，还指着女儿西尔维对来访的客人说：「这是我的妹妹，西蒙娜。」
西蒙娜被葬在了疗养院前的新墓地79号，十五年间无碑无文，如她所愿。
由于热爱她的粉丝们难以接受这一点，薇依的家人还是为她加上了一段简洁的碑文：
Simone Weil（1909-1943）
薇依有一个句子特别地美：
绝对无掺杂的专注，即是祈祷。
也许这便是人们所说的薇依的神秘主义信仰。她的上帝是遥不可及的，不是实体，而是精神。只有远离上帝，才能接近上帝。
永在期待之中。
——————
我喜欢薇依身上那种「双向合璧」的特质。她既出世又入世，以苦修生活磨炼内在精神，又步入真实世界历练和求真，总是在思考和做准备，行动起来又极其坚定而有力。
哈姆雷特和堂吉诃德的结合体。
我无法成为薇依，也不想成为薇依。
只是我时不时地想起她来，总能从心底里喷涌出一小股生命力。
很生猛，也很温柔。
参考资料——
1.帕拉·尤格拉《智慧天使：西蒙娜·薇依传》
2.梯蓬《重负与神恩》编者序言
3.卡博《信仰与重负：西蒙娜·韦伊传》
4.V《韦伊兄妹》（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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