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ciety for the ancient chinese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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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CA学会是一个多元开放性的学术实践平台，致力于古代艺术与当代生活美学的融合实践与研究成果交流。
＊ 20世纪初的中国艺术收藏在美国博物馆界开始悄然流行，波士顿美术馆和大都会博物馆均在1916年左右成立东方艺术部。拥有一位慧眼识珠，具有极高审美品位的艺术品经纪人、顾问，对博物馆打造未来格局起到关键的作用。
冈仓天心是波士顿美术馆中国日本美术部的第三位主管。为波士顿博物馆工作期间，他每年都去中国，在那里建立了以他外甥早崎稉吉(Hayasaki Kokichi)为中心的购买网络。
重要赞助人查尔斯·霍伊特（Charles B. Hoyt 1889-1949）的收藏序列更是波士顿博物馆的明珠，霍伊特的收藏包括中国和韩国的陶瓷，中国的雕塑和青铜器和金属制品，绘画和印刷品，以及其他物品。
哈佛教授兼博物馆赞助人丹曼·罗斯(Denman Waldo Ross，1853-1935)向波士顿美术馆前前后后捐赠了传(北宋)宋徽宗《摹张萱捣练图》卷、《北齐校书图》、《古帝王图》、《文姬归汉图》等煊赫名迹。丹曼·罗斯作为艺术的研究者，通过研究培养出令人惊叹的敏锐嗅觉，他的书画收藏让波士顿美术馆增色不少。
波士顿博物馆早期的艺术品赞助人还包括：F.G. Macomber、Samuel Cabot、Frederick L. Jack、山中商会、卢芹斋等人。
关键词: 冈仓天心 茶之书 波士顿博物馆 中国艺术收藏 国宝 宋徽宗
独具慧眼：
宋徽宗、冈仓天心与波士顿博物馆的中国收藏之路
the secret and rise of MFA Boston
* 本文资料整理自中国美术报、艺术中国和腾讯新闻
一. 从日本到中国收藏
19世纪末，波士顿出现了以爱德华·西尔维斯特·莫尔斯（Edward Sylvester Morse）、威廉·斯特吉斯·毕格罗（William Sturgis Bigelow）、欧内斯特·弗朗西斯科·费诺罗萨（Ernest Francisco Fenollosa）为代表的日本艺术爱好者群体，这使得波士顿成了美国顶尖的亚洲艺术研究中心。
费诺罗萨是一个很关键性的人物：1899年，45岁查尔斯·朗·弗利尔退休。他前往欧洲并在卡普里岛买了一栋别墅，但躺着晒太阳的生活并不适合他。他很快就以使他商业上取得成功同样的精力和勤奋开始了他的艺术收藏事业。他加强了他的旅行和学习计划，并与欧洲领先的艺术学者经纪人欧内斯特·费诺罗萨（Ernest Fenollosa）建立了强大的合作，费诺罗萨是波士顿美术馆亚洲艺术收藏品的创立和迅速扩张的推动力之一。
他们对日本艺术的兴趣源自 1876 年在费城举行的美利坚独立百年展。日本艺术品在这次展览中大放光彩。与日本艺术品相较，参展的中国艺术品绝大多数是外销画和外销瓷，它们的陈列方式也问题重重，这使得中国艺术品赢得的关注度远逊于日本艺术品。但这个现象很快就会改变…
二. 大德寺展览的中国南宋缘分
1894年，波士顿人首次接触到中国经典绘画。时任波士顿美术馆日本部主任的费诺罗萨组织了一次京都大德寺藏南宋佛教绘画展。费诺罗萨和未来的波士顿美术馆董事丹曼·沃尔多·罗斯（Denman Waldo Ross）以及著名鉴赏家、艺术商伯纳德·贝伦森（Bernard Berenson）一同参观了这次展览。
贝伦森记录下了他们的欣喜之情：“这些画的构图……和最伟大的欧洲绘画一样简洁完美……我为之倾倒。费诺罗萨在看画时激动得浑身颤抖，我自己也神魂颠倒……罗斯乐不可支。我们泪流满面，不停地戳、掐对方的脖子。我从未有过这样的艺术欣赏体验。”
展览后，为了筹措修缮资金，大德寺将十幅展品卖给了波士顿美术馆。在这次大手笔购藏后不久，费诺罗萨就离开波士顿美术馆回到了日本。1912年，他出版了《中国和日本艺术的时代》 （Epochs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Art） 一书，此书是许多西方人了解这一领域的入门读物。这部著作使得费诺罗萨对中国艺术品收藏产生的影响经久不衰。
三. 冈仓天心的野心
费诺罗萨的继任者是冈仓天心（Okakura Kakuzō）。他之前是波士顿美术馆的顾问，后又出任亚洲艺术部主任。冈仓天心的父亲是一位富裕的丝绸商人。作为最早接受现代教育的日本人之一，冈仓天心在东京帝国大学受教于费诺罗萨。
▲ 冈仓天心在20世纪初旅英美期间，意识到西方人对东方世界充满了荒谬的想法及误解，因此相继用英文写下《东洋的理想》（The Ideals of the East，1903）、《日本的觉醒》（The Awaking of Japan，1904）、《茶之书》（The Book of Tea，1906）被并称为冈仓天心的“英文三部曲”最著名的著作。其中最著名的《茶之书》：从「茶」到「美」 对比近代欧美的物质主义文明与东洋的传统精神文化出版逾百年西方理解东方文化的指南读本《茶之书》于一九○六年五月，由纽约的Fox Duffield & Company 出版社出版。
他的兴趣十分广泛，包括《茶之书》与《东洋的理想》在内的冈仓天心的著作点燃了西方人对亚洲文化的兴趣。他最为著名的观点是“亚洲一体论”，这是泛亚洲主义的早期表现。
▲ 冈仓天心，出席在哈佛大学举行的学位授予式，1911年，茨城县天心纪念五浦美术馆收藏；从哈佛大学寄来的冈仓天心出席艺术硕士“Masters of Arts”学位授予式时的新闻报道，新闻报道的左右空白上的字是冈仓天心的弟弟冈仓由三郎书写。
从1904年受聘于波士顿美术馆到1913年逝世，冈仓天心在持续购入日本艺术品的基础上，将工作重心调整为通过收藏中国顶级文物来建立东亚艺术品收藏。在这9 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在外甥早崎稉吉（Hayasaki Kokichi）的陪同下在中国收购艺术品。
民国时期的中国动荡不安，许多古迹在这段时间灰飞烟灭。早崎稉吉拍下了众多中国古迹原貌的照片，他也是波士顿美术馆在中国的代理人。在冈仓天心和早崎幸吉的协作下，波士顿美术馆购入了大量经典藏品。
冈仓天心痴迷于道教，常常身穿道袍参加活动，他购买了许多出色的道教塑像。他还为波士顿美术馆购入了马远册页《柳岸远山图》和传为宋徽宗所作的手卷《捣练图》。此外，他还购买了大批中国铜镜，以及其他中国艺术精品。
据说冈仓天心在华期间结识了著名书画家吴昌硕。后者专门在1912年为波士顿美术馆题写了一块匾额。吴昌硕十分欣赏波士顿美术馆收藏中国艺术品的行为，其所题之字为“与古为徒”，相应的题记为“波士敦府博物馆藏吾国古铜器及名书画甚多，巨观也”。这表明早在建立中国艺术收藏之初，波士顿美术馆就开始购藏中国当代艺术品。
▲ 吴昌硕 与古为徒，冈仓天心定制并捐赠波士顿美术馆
冈仓天心为波士顿美术馆购藏精品：
四. 核心支持者
此时的波士顿美术馆有一批忠实支持者，这对冈仓天心来说十分幸运，波士顿美术馆的藏家捐赠包括F.G. Macomber、Samuel Cabot、Frederick L. Jack、山中商会等等。
不少波士顿名流为波士顿美术馆中国收藏的建立作出了贡献，其中最重要的包括美术馆董事丹曼·罗斯(Denman Waldo Ross，1853-1935)。罗斯的绘画收藏令人震撼，他的捐赠里有一套宋代高宗、孝宗、理宗的扇面书法，夏圭马远的画作也不在话下。罗斯为人慷慨，其藏品涵盖了亚洲艺术的众多领域。
他在1913年表达了自己对待艺术兼容并蓄的心态：在对待艺术品时，我们不该厚此薄彼。我们只能对比同类型的事物…
认为绘画比陶瓷更优秀的观点非常荒谬。认为一些艺术形式（建筑、雕塑、绘画）是高级艺术，而另一些艺术形式则是低级艺术的观点充满了误导性。
有一种看法认为二流绘画比一流的茶杯和花瓶更好。在制作茶杯和花瓶时，我们所运用的设计和绘画原理并无二致。最重要的问题是这些东西到底具有多大的美感？罗斯的理性收藏观念，在20世纪初就十分成熟，这些观点放到100年后的今天来看，依然十分在理。
罗斯曾在巴黎购入一尊来自洛阳白马寺的大型佛像石雕，冈仓天心非常喜欢这尊佛像。为了纪念冈仓天心，罗斯将这尊佛像捐赠给了波士顿美术馆。罗斯所捐赠的重要中国艺术品还包括《北齐校书图》、《文姬归汉图》、两块北齐石棺背屏和一块西汉彩绘墓楣，最著名的捐赠品是传为阎立本所作的《历代帝王图》。此画作于7世纪，是全美所藏最古老的中国画手卷。
1935年，罗斯在伦敦逝世。艺术品经销商山中商会提供了一只唐代陶罐，用以运送他的骨灰回波士顿。这证明了罗斯对中国艺术的热爱。与这一时期的大多数捐赠人一样，罗斯也迫切地想要将波士顿美术馆打造成世界顶尖的博物馆。罗斯声明过，除了哈佛的博物馆之外，他所捐赠的藏品概不外借。随着全球博物馆间借展的日益普及，这一声明极大限制了全球观众观赏这些藏品。
丹曼·罗斯捐赠精品：
五. 天心以后
冈仓天心选择了约翰·伊勒顿·罗吉（John Ellerton Lodge）作为自己的继任者。罗吉曾就读于哈佛大学，后辍学，是一位美国参议员的儿子。罗吉于1911年加入波士顿美术馆，并在20世纪20年代成为了中国艺术领域的权威专家。他在任职期间购入了诸如陈容《九龙图》之类的诸多名作。
冈仓天心还在1907年将他的弟子富田幸次郎（Kojiro Tomita）带到了波士顿美术馆。1931年，富田幸次郎接替罗吉出任亚洲艺术部主任。到1962年退休为止，他一共为波士顿美术馆服务了55年，这让他成为了亚洲艺术部史上任职最长的员工。
和冈仓天心、罗吉一样，富田幸次郎也同样致力于将馆藏的中国艺术品规模提升至与日本藏品相等的地位。
在富田幸次郎任职期间，中国绘画收藏大为增加，其中包括宋徽宗《五色鹦鹉图》和阎立本《历代帝王图》（罗斯捐赠）等巨迹。他还极富远见地设立了亚洲艺术品购藏基金，这使得美术馆能够持续购入中国艺术品。
▲ 五色鹦鹉图，1933年3月2日由山中商会以11000美元出售给波士顿美术馆：Emperor Wenzong (b. 1304 - d. 1332), Yuan dynasty. Dai Mingyue (active 1625 -1674). Song Lao (b. 1634 - d. 1713). 18th century, Emperor Qianlong (b. 1711 - d. 1799), Qing dynasty; to Emperor Jiaqing (b. 1760 - d. 1820), Qing dynasty; probably given by one of the later Qing emperors to Yixin, Prince Gong (b. 1833 - d. 1898) [see note 1]. 19th/20th century, Chang Yun-chung. By 1927, Yamamoto Teijiro (b. 1870 -d. 1937), Tokyo; sold by Yamamoto Teijiro to Yamanaka and Co., New York; 1933, sold by Yamanaka to the MFA for $11,000. (Accession Date: March 2, 1933)
六. 持续的捐赠
慈善家、收藏家露西·杜鲁门·奥德里奇（Lucy Truman Aldrich）曾多次前往亚洲旅行，她向波士顿美术馆捐赠了数百件艺术品，其中包括一件优美的明代藏式佛像。
1946年，约翰·加德纳·库里奇（John Gardner Coolidge）捐赠了以康熙朝瓷器为主的115件中国瓷器，还有一座康熙铜钟和一匹唐代陶马。他最著名的藏品便是波士顿美术馆的汝窑孤品盏托。
1902年至1906年间，库里奇在北京担任美国驻华大使馆秘书。他居住在一栋中式房屋之内，并在这段时间里收购了不少中国绘画和瓷器。在一封写给父母的信里，他提到了自己购入的一个青花瓷罐：“这件东西很好，我们可以把它借给波士顿美术馆展览，让大家一睹真容。”
1951年，海伦娜·伍尔沃斯·麦卡恩（Helena Woolworth McCann）通过温菲尔德基金会向波士顿美术馆捐赠了232件中国外销瓷。其中有一只以深褐色颜料绘制的潘趣碗，这只碗上所绘的捕猎场景非常有趣，它可能来自一幅英国版画。
保罗·贝尔纳特（Paul Bernat）和海伦·贝尔纳特（Helen Bernat）夫妇对中国近代陶瓷十分钟情。他们向波士顿美术馆捐赠了近200件瓷器，这恰好填补了霍伊特收藏的空白。
其他帮助过波士顿美术馆组建中国艺术品收藏的藏家还包括理查德·霍巴特（Richard Hobart）和他的女儿梅布尔·霍巴特·卡博特（Mabel Hobart Cabot）。前者在1960年捐赠了一只极其罕见的明早期釉里红碗，后者在1969年捐赠了一只精美的元青花罐。
1950年，查尔斯·贝恩·霍伊特（Charles Bain Hoyt）向波士顿美术馆遗赠了众多中国艺术品，这进一步丰富了美术馆的馆藏。
霍伊特继承了贝恩货车公司的股票，这使得他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和韩国陶瓷的收藏之中。多年以来，霍伊特一直是哈佛大学福格博物馆的名誉馆员，他把自己的钧窑藏品全部捐赠给了福格博物馆，其余藏品则全部捐给了波士顿美术馆。
除了这批质量上乘的藏品之外，他还向美术馆方面捐赠了一笔购藏基金。他所捐赠的藏品不仅包括陶瓷，还有铜镜、青铜器、雕塑、绘画和玻璃制品。
查尔斯·霍伊特捐赠精品：
七. 其他馆藏精品
F.G. Macomber：
Cabot Collection：
Frederick L. J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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