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迷谷》的一封通信
陈宣良
小按：多年前陈宣良兄这封谈论拙作《迷谷》的文字，毕竟是哲学家之见，窃以为是关于《迷谷》的诸论中最见深度和见地的文字，却因从未示人而“藏在深山人未识。”曾向某几位论者言及，都曰：何不刊发出来让大家瞅瞅？——诚哉斯言。
苏 炜
苏炜：
有多少年没有联系了？你一家人都好吧？
看了你的《迷谷》一直想给你写点什么，多方打听，终于找到了你的网址。
可惜我不是文学批评家，没有办法写出内行的文字。
我欣赏的，主要也不是关于文字和小说艺术方面的，因为在这方面我是外行，虽然小马对这方面有颇高的评价。例如，她认为你在描写人在森林里的感受时，所有的感官都调动起来了，甚至包括嗅觉，现在中国的作家很少有这么写的了。
在我看来，你对感觉的这种描写，与我心目中小说的主题很一致。你刻意地想凸现的也许是环保的主题？但我觉得这点不一定很成功。在我看来，你设计了一个相当极端的场景，让人性在这个场景中得到一次充分表演的机会。从文学是人学的角度说，这种设计有非常的意义，也非常有意思。
这是一个从文明退回到“野蛮”（文化意义上的）的场景。文革作为背景，在其中生发出一种更为特殊的意味。
从某个意义上说，文明就是政治化。而文革作为一场政治运动，是我们的文明走到很极端的一种状态。当作为知青的路北平因为自己特殊的境遇被放逐到原始森林中，而遭遇到另外一些可以说与他有近似的共同命运的人们的时候，一种极端的场景就出现了。这些退出了文明生活的人，自然地退回到非政治的状态。当然，在这里生活的人，不是像鲁滨逊在海岛上遇到的野蛮人。这是一些从文明退回到野蛮状态的人。当政治从生活的场景中消失了的时候，中国的比较“纯粹”的“文化”会是个什么样子？《迷谷》中的生活给我们做了一个有意思的思想实验。
《迷谷》北京作家出版社版，2006。
这里，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一种与性和婚姻有关的道德关系。由于中国的传统文明社会就是一种以宗法制度为基本结构的社会，婚姻关系在中国社会中有比在西方社会大得多的重要性，它既是一种社会的日常生活中的习俗性的规则，也往往带有强烈的政治意味。这还不仅仅是指古典意义下的“政治联姻”，而是政权对于婚姻的关注一直非常强烈，因为以婚姻为基础的家庭不仅是基本的生活单位，基本的生产单位，其实也是基本的政治单位――在过去年月，没有一个家庭成员的“政治问题”是不影响到家人的。家庭关系的稳定，因此是一个“政治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政权关注婚姻伦理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正是因此，当政治不再起作用了的情况下，婚姻道德或者婚姻伦理的解体成了一个很醒目的事件。这也正是我关注小说的女主角阿佩的作为的原因。从你的思想实验来看，从阿佩与她周围的几个男人的关系来看，这种伦理的解体并不意味着道德系统本身的解体，人与人之间关系中的秩序仍然存在着，例如这个集团中的人对他们死去了的首领的敬重，他们的各种禁忌，等等。这种秩序，如果从人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的角度来看，也许正是中国历史从原始社会发展到文明社会所走过的路。但是，这里的种种关系已经不是一种政治关系，从政治上说，巴灶山林里的人是平等的，这里的各种类似道德规范的法则，还只能理解为一种“文化”，如果我想以道德的眼光来看待这些规范，它实在比文革这种强烈地把一切都高度政治化的情况下反映出来的“道德”要“文明”得多了。从历史科学的概念的意义上说，极端的“文明”也可以造成极端的蒙昧。在类似文革的极端“文明”（因为极端政治化了）之中，人正是如此这般地回到了“野蛮”状态。我们实在是可以这样从这里来重新理解我们的文明之野蛮的。
西方人现代化过程，也存在一个婚姻关系不断松懈下来的过程，古典西方文学中以这个题目所做的文章实在是最多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这种“解放”和“松懈”反而意味着进步，人类道德的进步与这种关系的解体之间是有一种特别的关系的。
萨特认为，性关系是人类的各种关系中最基本的关系，这是因为性关系是人与人之间不用借助任何中介的直接的关系，因此，从人对性关系的态度中，可以清晰地分辨出人类社会关系的类型。道德，作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法则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以性关系的规范为典型象征的。反过来我们也总是看到，各种丑闻中，也总是与性有关的丑闻最有打击力。
小说中，阿佩的行为与任何文明社会的道德都是不相容的。然而——直白地说，它反而似乎一直就是人类关于性关系的理想状态的表现。其实，就是莽林中的这些逃离了文明社会的人，对她的这种做法，也不是能够绝对地接受的，所以才有了小说中“斗鸡”前后那些有趣的争斗。但是，就因为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一种“政治关系”，他们的矛盾——哪怕是很激烈的“见血”，也就显得非常简单，解决的办法也非常简单，它并没有变成一种毒化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东西。
我以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使是在原始人类中间，也会有你死我活的时候。但是，只要不是刻意地去“经营”各种关系，这种种的关系，无论显得多么“野蛮”，也不会像我们现代人的关系这样往往令人作呕。
自然即是美。自然的关系，总是会产生某种美感。从“生活情趣”这样审美的意义上说，我们也可以发现以政治化为基本特征的“文明”对于人性的破坏。中国文化的底蕴，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哲学。在这种哲学的引导之下，人对于感官享受的追求本应是一种人生最高的境界。从孔子说的 “食色性也”和 “食不厌精”，到民间传说中天仙下凡追求人间的男女之情，都说明中国人的这种世俗至上的态度。在原始生活的情况下，人们的感官本身是完全开放的，人用所有的感官去感受自然给予人的一切享受。然而，文明发展的过程，却变成了感官萎缩的过程。当食色变成了一种“政治”或者“文明”必需规范的东西的时候，它们就演变成了各种关系，或者直接说，变成了各种政治关系，食色也就脱离了它们的“自然”，脱离了它们的本性。其实，文学所要描绘的，说到底就是人的食色，而现在，我们的文学所描写的，我们的文化革命所造成的，已不再是人的感触，不再是人的食色本性，而变成了各种“关系”，而且，这种种令人恶心的关系，不仅是文学以文字描述的对象，而且成了文学“创作”行为的法则，真是双重的恶心。
你的思想实验把人的关系简单化之后，美感就自然地出现了。巴灶山林中人和自然之间所呈现的美感，是令人快意会心的。回到刚才小马所说的，你对人的感官的应用，在现当代文学的创作中应该也有双重的意义。对莽林的描述，因为张开了所有的感官，就变得“有声有色”，不仅可以直接地用电影的方式再现，而且，对莽林的这种描写就有了一种深度，读者不仅是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更重要的是，浸润进这样一种自然环境，对人的心灵会产生一种震撼。这样真切描述出来的情境、氛围，也使得以自然为原则的发生在这里的奇情故事，有了一种很强的说服力。现代中国的许多小说家，已经不再愿意再做这种费力不讨好的工作了。无论写什么。都用简单的对话了事，甚至整本的小说就是一些对话。我不知道，用这样一种简单的对话方式，真的能否让文学担当起解放人的心灵的重任。
这样描写出来的自然会给人带来美感，但是，你并没有刻意美化它。从物质生活的意义上说，这种莽林中的生活之艰难，在小说中也是一目了然的。但是，正是这，更深刻地揭示了一个问题：明知是这样一种情况，人们为什么还要逃离“文明”呢？他们只要愿意，每个人物几乎都是可能回到社会中来的，然而，他们仍然选择了莽林中的生活。也许，这也可以说是孔子的“苛政猛于虎”的现代版吧？
中国的现代改革的过程，实在是一个政治从社会生活中逐渐疏离的过程。按考古学家张光直的说法，中国是通过政治程序进入文明的，与西方预估技术和贸易程序进入文明是完全不同的两条道路。因此，中国的政治与西方的政治从传统上说就有不同的本质。在中国，“政治是统帅”是一个传统验证了的真理，因此，在中国，我们总是自然地感到政治生活渗入到生活所有的领域中。当然，这样的现代化过程也会同时造成中国传统“文化”的失落。但是，传统就是传统，它是不会完全消失的。从现代的生活中如何“还原”出中国文化的底蕴？这是一个意义非凡的工作。你的思想实验实在很有意义。
不多写了。限于时间，我本来曾想过把你小说引出的话题，写成一个类似评论或理论探讨一类的文字的。
总之，我很喜欢你的这个东西。
散文集也收到了。我会好好读的。
陈宣良
2004/2/17
* 陈宣良，西方哲学博士，中国大陆旅法学者。保罗.萨特《存在与虚无》中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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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多么想念你走在我身边的样子
想起来我的爱就不能停止
南京的雨不停地下不停
学者、旅美作家苏炜
苏炜，旅美作家、文学批评家、学者。1977年入读中山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赴美留学，获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文学硕士，并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中心担任研究助理。上世纪90年代访学于芝加哥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现为耶鲁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高级讲师、曾任东亚系中文部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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