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是一个比较大众的名字,叫这个名字的人很多,而其中比较出名的只有两个。
一个是语言学家王力,另一个王力的身份比较多,但他主要的身份还是《红旗》杂志社的副总编辑。
有意思的是,这两个“王力”都不是本名,语言学家“王力”的本名叫做王了一;而《红旗》杂志社的“王力”,本名叫王光宾。
两人虽然都是笔杆子,都以爬方格子为主,但是,王了一的一生都致力于学术研究。
而本文所要讲述的“王力”,则是以笔杆子起家,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显赫一时的人物。
现在的年轻人多半对其人其名没什么了解,知晓的人大概也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和本文中“王力”走过一个时代的人,现在也是七十古来稀之年了吧。
王力出生于民国十年,那一天是阴历七月初八,换算成公历的话,是1922年的8月11日。
这一天,他出生于崔堡镇,现在更名成了宝应县,这个小镇子在江苏的淮安县。
王力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他的父亲叫王宗沂,从他父亲往上五代都是秀才出身。
不过,虽然王家六代都吃过墨水,读过书,中过秀才。但是,王家的功名也就止于此了,没有中过举人,也没有一代走上仕途,当过官。
王家历来都是在私塾教书,靠着教书先生的这份职业谋生活。
王力的父亲王宗沂也当过一段时间的教书先生,后来还曾在家乡的小学担任过校长。
王宗沂二十来岁的时候娶了一个严姓女子,不过,很可惜,婚后没过多久,他的妻子病逝,生前也没有给王家留下个一儿半女。
自打妻子病逝之后,王宗沂就一直没有续弦,过了十多年的鳏居生活。
王宗沂50岁这年,被县城的一个地主家看中,把他找来给家里的娃娃们上课。如此,50岁的王宗沂从镇子上风尘仆仆的赶到县城,在这汪家当了一名家庭老师。
在汪家待了些许日子,这汪家的老太太对这王先生也甚是满意,看他年纪半百也没续弦,就把自家的一个朱姓丫鬟许配给了他。
两人成婚后,朱氏生了一个儿子,取名为王光宾;后又生了一子一女,小儿子名王光宵,女儿唤作王光年。
这是王力的弟弟和妹妹,晚年王力出狱后,他的弟弟住在江苏盐城,他的妹妹曾跟随二野南下成都,就一直在成都生活工作。
王力病逝前所余下的少许日子里,妹妹王光年从成都赶到北京的哥哥家中,和嫂嫂一起,照顾着行动不便的王力。
对于生母朱氏的名字,王力也不甚知晓,他后来也曾特意查询过母亲的身世,却是无所得。
原来他母亲当年是被卖到汪家当使唤丫头的,雇家只知晓姓氏,具体名字和来自于哪个地方,这些信息都沉没于时间的长河之中,无法捞取了。
王宗沂也算是老来得子了,对王光宾的到来自然也是欣喜万分,他对家中这个长子的教育十分看重。
也或许是王家六代积攒下来的书香气,最后都沉淀在了王力身上,让他在中年凭借着手中的笔杆子,一步步走上青天,完成了王家数代以来的夙愿。
在王力即将年满十岁的时候,1930年,王宗沂去世,此后十多年的岁月里,这王家都是朱氏带着两子一女生活着。
而这小小的淮安县城,安放了王力的整个童年。
如果说之前童稚的王力还活得懵懵懂懂的,那长到了14岁的时候,他也找到了此生为之奋斗的目标。
这一年,14岁的他加入了青年团,三年后,17岁的王力在谷牧的介绍下,加入了我党。
别看年纪小,但在动荡岁月里,总是少年郎搏击时代的风浪,17岁的王力在东北军的668团做统战工作,担任宣传委员。
到了1940年,随着形势的变化,王光宾这一批在东北友军里工作的人,被调往分散到其他地方工作。
这时候,18岁的王力被调到山东,在《大众日报》工作。
鉴于时局的动荡,为了方便开展工作,谷牧给王光宾取了一个化名“王犁”。
1943年,王力被调到《斗争生活》工作,担任主编。也就是在这一年,他写了人生的第一本小说《晴天》,署名为“王力”。
当时,他嫌“犁”的笔画多,就取了一个谐音“力”字。
王力晚年在接受叶永烈采访的时候,也曾就自己“王力”这个笔名打趣道:
《晴天》这部讲述农村土地问题的小说,在解放区流传甚广,给王力带来了一小波名气。
不过,这时候大家也没叫他“王力”,要么叫作“王犁”,要么就是喊他“光宾”。
一直到1945年,24岁的他被调到华东局的宣传部,在教育科担任科长。在当科长这段时间,王光宾索性就把笔名当作名字了,大家也就都喊他“王力”了。
也就此开始,世上少有人知晓“王光宾”,而以“王力”成为其一生的符号。
王力的早期工作履历,大多都是在山东,到了1955年,这一年的十月,34岁的王力被调到了北京工作,在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工作。
1958年,这一年对于37岁的王力来说,可以用这么三个字来形容:好运来。
一个人要有所成就,一定是需要借助于一个平台来实现的;当一滴水落进一面池塘,必能激荡出层层涟漪和波澜。
王力这一滴墨水,遇到《红旗》杂志这一面池塘,白纸黑字之间,未来将渲染出一场场悲欢离合的故事。
虽然剧中主人翁的结局是早已注定,但是这过程依旧在重复上演,剧中人或许明知结局如何,却依旧是一如反顾。
文人从政的结局,就像是既定的编码程序,上演着千百年不变的结局。
1958年,《红旗》杂志创刊,当时,能进入杂志社的第一批编委,在资历和才能方面都比较瞩目。
伟人对《红旗》这本刊物十分的看重,杂志的第一批编委都是由他亲自选定的。
对于此,王力一直都引以为傲,他称这第一批编委的名单是伟人一个一个拟定的。
和王力并称为“三秀才”的关锋和戚本禹,在资历方面就不如王力了,所以在三人得势的时候,这三人被人称之为“王关戚”,王力自然也就排在首位了。
王力在《红旗》杂志社里面,主要是负责主管国际问题领域;关锋是主管哲学领域;戚本禹则是主管历史方面。
不过,有意思的是,王力实质上的工作地点却不是在《红旗》杂志的办公大楼里,而是在钓鱼台。
当时,钓鱼台刚盖起来不久,在八号楼那里搞了一个秀才班子,这个秀才班子可以说是“智囊班”,直接由伟人抓这个班子。
八号楼的秀才班子,主要的工作就是为伟人以及其他高级干部,起草一些国际国内的重要文件。
因为王力主管的是国际问题这方面,因此,他时常出差去到莫斯科,从1960年开始,他就十下莫斯科,十次和苏联人打交道。
在这里,我有一事不明,王力称自己“十下莫斯科”;但是从地理位置上来看的话,应该说“十上莫斯科”才对。
后来,我请教了别人,得来一种说法,是“上”还是“下”,不是因地理位置决定,而是要因时局分析。
再结合当时和赫鲁晓夫的关系,也怪不得王力会用“十下莫斯科”这一说法了。
作为陈伯达的三员大将之一,陈老夫子也曾亲自手书了一幅对子送给了王力,即:十下莫斯科,稳坐钓鱼台。
不过,有意思的是,1968年王力被隔离审查以后,陈伯达就托人从王力家中,要回了当初送的那副对子。
王力在担任《红旗》杂志的编委后,在杂志上发表了很多关于国际问题方面的评论文章。
不过,这些文章大多署名的是“于兆力”这个名字,这个笔名是一个合用笔名,分别取自于乔冠华、姚溱和王力。
乔冠华当年在重庆的时候用过“于怀”这个笔名,因此“于”字来源于此。
值得一提的是,三个人用“于兆力”这个笔名,只合作写过一篇文章,其后署名“于兆力”的文章,都出自于王力。
而“于兆力”所写的关于国际问题方面的文章,受到了国内外的不少关注,漂亮国曾经还把“于兆力”的文章编印成了一本蓝皮书,由此可见其影响力。
借助于《红旗》杂志这个平台,王力开始声名鹊起,1960年,39岁的王力就被破格可以列席一些高级会议。
1963年,42岁的王力又兼任了对外联络部的副部长。
不过,真正让王力在高层里出名的,还是在1965年的时候。
这一年的9月3号,《红旗》杂志第19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这是一篇纪念抗战胜利二十周年的文章。
这篇文章虽然是以林帅的名义发表的,但实际上的执笔者是王力。
这篇文章的一个重要性,在于王力首次明确的提出了一个观点:伟人思想的国际意义。
他强调伟人思想具有普遍的国际指导意义,当然,这一观点也是正确的,后来风云变幻的国际问题,也印证了他的这一观点。
一个观点,或者说一个概念的重要性,除了正确性之外,是否是“首次”提出,这就很重要了。
而王力“首次”提出的这一观点,让他的人生插上了翅膀。
此后,在文章的修改过程中,林帅还特意接见了王力,和他详谈了很长的时间,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伟人给他的这篇文章也作了批示:“这篇文章写得很深刻,文笔也很活泼,是一篇好文章”
这一篇文章让王力成为《红旗》的“红人”,在这不久后,他就被提拔为《红旗》杂志的副总编辑。
这一年,是1965年;这一年,王力44岁。
命运的不幸总是在你幸运的时候,和你相逢于人生的转角之处。
谁能想到,1965,正当红的王力,会在1968年的1月,就迎来人生不幸的转角相遇呢。
王力是《红旗》杂志的副总编辑,当时,杂志社的总编辑是陈伯达;按工作关系来讲,王力是陈伯达的下属,外人也曾一度把王力、关锋和戚本禹这三人,看作是陈老夫子手底下的三员大将。
但往后,王力三人实际上是“江、康”手底下的干将,三人眼里只有“江、康”,也只唯此二人之名而行事。
和什么样的人混,也就注定了什么样的结局。
在进入“江、康”小圈子后的王力,也就慢慢的脱离了正轨,和伟人的思想、行动慢慢拉开了距离。
他当时的一些行为也引来了旁人的不满,面对陶铸、王任重等人的劝诫,此时正值春风得意的王力根本听不进耳。
人,一旦爆红,很难驾驭自己,这也是很多人最后倾覆的重要原因。
其实,在1967年上半年的时候,包括伟人在内的很多人,心中早已对王力的行为不满。
可志得意满的王力对此却不自知,终于在这一年的7月20号,在武汉捅了一个“大篓子”。
王力闹出的这个大篓子,各位看官可自行查阅,我这里限于篇幅,就不详细说了。总之,是把武汉闹得满城风雨。
武汉这事,在王力看来却是一个比较成功的案例,其实,他这闹得满城风雨,已经是让伟人心里十分不满了。
他却仍旧不自知,这事过后还没有一个月,王力又把目标对准了其他部门,打算在全国各条战线上,都制造除一种“乱”的局面。
这可真是犹如火中取栗,要栗不要命。
8月7号这一天,王力又捅出一个“大篓子”,这一次玩火,也没有给他改正的机会了。
1967年8月7号这一天,王力发表了讲话,被称之为“王八七讲话”,大意就是要把外交的权利掌握在他们手里。
这一场讲话,实则上就是一场大型蛊惑。
好吧,这一把火一煽起来,王力原本以为可以在自己的掌控范围之内,可事实上,一场大火的兴起,岂能是个人力量可以扑灭的?
8月22号,事情闹到了最糟糕的时刻,那些被蛊惑的人,直接一把火烧了英国驻华的代办处。
好嘛,不管在任何时候,这都是一次很严重的外交事件。
王力自己点的火,最终燃烧了自己,这一把火,把自己的仕途给烧没了,也把王家六代人积攒下来的仕途夙愿,给烧没了。
1967年8月26号晚上,王力等人被要求在钓鱼台开会。
就在会议现场,王力就被宣布“请假检讨”,随之一起的,还有关锋。
这一晚,戚本禹亲自把王力和关锋,送到了钓鱼台的2号楼软禁了起来。
或许是有感于自己也是朝不保夕,戚本禹在离开的时候,还叮嘱卫兵,还是按照首长的待遇看管这二人。
1967年的10月,这一年的国庆节,戚本禹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最后一次玩了一场人生潇洒。
而这时候的王力,在钓鱼台的2号楼里,也不知心里何所想。
国庆庆典过后,16号这一天,王力被转到北京西山的一栋别墅里,这次性质越发严重了。因为负责看管他的,是北京卫戍区。
这卫戍区,相当于是“御林军”。
翻年,1968年的1月26号,王力被送去了秦城监狱,这一年,他47岁。
虽然王力没有被起诉,也没有对他作出正式的判刑,但是他在秦城待了14年半的岁月,也算是正式服刑了。
后面,等时局平稳后,对王力的问题进行了重新审理。
1982年1月,王力被释放,恢复了自由;这一年,他60岁。
王力出狱后,为了保障他的晚年生活,组织上给他分配了房子,住在一栋部长楼里,这栋楼位于海淀区甲15号院。
不过,王力住在这里却十分不舒服,多次打报告要求搬家。
后来一了解,原来是这大门口站着有岗哨,王力每次进出大门看见哨兵,都会感觉还像是在监狱,由此才多次提出搬家的要求。
不过,这搬新家也不是一时半会的事,等新房落实下来,也是需要一段时间的。
考虑到王力的这种应激反应,最后还是决定给他安排在一处普通小区里。
王力分得两套房,楼上楼下各一套房,他和妻子王平权住一套,儿女们住一套。
对于这个新家,王力十分的满意,生活上也多了一些闲情逸趣。
他家客厅的墙上挂着三个篆字“十屉斋”,这名字的来意也很随意,就是客厅里放置着的一个大立柜,拢共有着十个抽屉,故而王力把自家称之为“十屉斋”。
这“十屉斋”名字也是颇为值得玩味,大概每一个抽屉里,都装有这一生不同的岁月。每打开一个抽屉,都有不同味道的人生装在里面。
而总有那么一两个抽屉,是装上了锁,落满了灰尘。
1987年的9月初,这一年,王力66岁,这一年,他被检查出患上了赍门癌;由此,往后余下的九年光阴,他都是在和疾病的反复缠斗中度过。
1987年9月初,这一刻,我也才三个来月大;也是有意思,一个三个来月大的新生命开始延续,而在天之涯的另一边,一个历经人世轮回沧桑的生命,在逐渐老去。
也不知这人世是繁华还是沧桑啊,总有那么多人来来往往的,玩过这一世后,再生而为人,又多了几道上了锁,落满灰尘,不愿打开的抽屉。
1996年10月21日,王力在家里上厕所,刚推开门就一头栽倒在地上。
他的妻子王平权给医院打去电话,这一晚,戴着氧气面罩的王力,停止了呼吸,病逝于北京肿瘤医院,时年七十有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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