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t the Same Concept of Books:The Difference on the History of Book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郭平兴，历史学博士，惠州学院政法系讲师，惠州 516007
原发信息：《出版科学》(武汉)2015年第20154期 第95-98页
内容提要：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书籍史研究硕果累累，海外的中国书籍史研究也日渐兴盛，国内的书籍史研究却相对滞后。中西方书籍史的研究存在很大差异，其主要原因有三：一是中西方书籍史研究的社会背景和学术理论渊源不同，二是中西方对书籍史的研究对象“书籍”本身的认识存在差异，三是中西方书籍史书写叙述模式各异。
关键词：书籍史/出版史/差异/范式
标题注释：本文系教育部2014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二十世纪西方书籍史学理论与研究范式研究”14YJC870006)成果之一。
“书籍”是中西方都有的印刷品。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学界兴起了书籍史研究热潮，经过数十年的探索，西方书籍史研究形成了全面的研究视角，崭新的研究模式，其研究对象的范围不断扩大，既有英、法等欧洲国家的书籍，也有中、日等亚洲国家的书籍，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书史悠久的中国，拥有丰富的书史资源，中国学界一方面继承先辈学人进行大量的文献学研究，展开了诸如版本、目录、校勘等问题的研究；一方面也围绕“书籍实现”(mise en livre)这一系统过程，吸取其他学科的优点，进行了诸如编辑史、出版史、发行史、藏书史等方面的研究。从学术成果及其影响来看，中西方书籍史的研究存在很大差异。
1 中西方书籍史研究现状
西方书籍史的研究，自法国学者费夫贺与马尔坦出版《印刷书的诞生》以来，经近百年的探索后，研究视角经过了数次转换，包括社会史视角、文化史视角、实物目录学视角、多学科的外史视角等，再加上诸多研究路径的运用，如计量分析方法、阅读史研究路径、深度描述理论等，形成了麦肯锡的“文本社会学”，以及“副文本理论”、“社会交流三分理论”、“文学场域”、“交流循环”“生命的—目录学的维度”等研究范式，综合了多学科的理论基础，包括编辑史、印刷史、出版史、发行史、藏书史、阅读史等，对书籍史进行了全面的研究。统计学、社会学的方法取代了目录学、古文献学的方法，视“书籍史”为总体史(histoire général)的一部分。历史学学者、图书馆学者、目录学学者等诸多学科的学者从事其中，成果非常丰富。“以书籍为中心，研究书籍创作、生产、流通、接受和流传等书籍生命周期中的各个环节及其参与者，探讨书籍生产和传播形式的演变历史和规律，以及与其所处社会文化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1]。
在西方书籍史的这轮研究热潮中，欧美学界对中国书籍史的研究亦有相当展开，取得了不小的成绩[2]。根据《中国和欧洲：印刷术与书籍史》中的《中国、日本书籍史外文参考文献》所载，研究中国书籍史相关的论文、论著近200篇[3]，除了近十篇论述宋代的书籍史外，论述时间范围多集中于晚明、晚清及民国时期，达百余篇之多。这些研究融汇了西方学者惯用的视角和方法，对中国书籍史提出了新的解释，丰富和拓展了中国传统文献学的研究内容，如“图书流通中下层环节、书价、图书审查制度、印本数与抄本数的比较等”[4]。
中国学者的书籍史研究，依托于源远流长的出版文化资源，在诸如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等传统文献学范畴的研究成果众多[5]，出版史、发行史、编辑史等研究也取得了不俗的成就[6]。20世纪以来，中国书籍史的研究，“经历了一个由单一、零散到综合、系统，由材料考据到理论分析的渐进发展过程”，既有“从宏观上对中国书史进行纵向研究，试图探讨中国图书产生、发展的规律，从理论上总结、概括中国图书的发展历史的通史性研究著作；又有从图书的编纂、印制、收藏、流通等方面进行多类型、多角度专题研究和深入分析的专门性研究成果”[7]。
最近几年，中国学者亦试图以西方书籍史研究范式进行相关问题的研究，突出代表是由出版博物馆(后改为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先后联合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关西大学文化交涉学教育中心和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开展的相关研究，召开了三次出版史国际研讨会议，先后出版了《出版文化的新世界：香港与上海》、《印刷出版与知识环流：十六世纪以后的东亚》、《西学东渐与东亚近代知识的形成与交流》三部论文集，其中有数十篇论文是有关中国书籍史研究的，无论从研究范式还是叙述策略，都比较接近西方书籍史的相关理论。
此外，台湾学者的书籍史研究也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如潘光哲“就如何探讨与书写十九世纪中国士人们的‘阅读史’，提供若干想法”[8]；涂丰恩“概论明清社会的出版文化及相关问题，包括书价、识字率与出版市场的分布”，“讨论明清书籍史中几个不同的主题”[9]；秦曼仪“分析法国书籍史学如何在史家的研究实践中，形塑出‘生产、发行和接受’三棱镜式的架构，以检视书籍的历史，并且把研究对象扩及至历史上所有物质形式的沟通媒介”[10]等。
2 中西方书籍史研究的差异
比较国内外的书籍史研究，在研究内容、研究范式、史料选择、文本分析等方面，确实存在着明显的文化差异。
从研究内容方面来看，中西方书籍史的研究对象各有侧重。中国版本学家李致忠，将我国古代书籍史的研究内容归纳为“研究书籍的意识形态、物质形态，以及这两者之间的互相作用和内在联系，揭示它们的内涵与外延，总结它们发展演变的规律”。研究对象为“书籍自身的历史、影响书籍生产倾向、生产数量、流通倾向的图书事业”[11]。这与西方书籍史所关注的“书籍生产和传播过程中的人，书籍与政治、经济、社会、思想等周遭环境的关系，以及书籍所产生的社会文化影响”不同[12]。
从研究范式方面来看，国内书籍史研究大体都是“研究书籍的意识形态、物质形态，以及这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内在联系，揭示它们的内涵与外延，总结他们发展演变的规律”[13]，进而产生了诸如版本学、校勘学、编辑史、出版史、发行史等与书籍史相关联而又独立的学科范式；而西方书籍史研究“融汇了多学科的研究视角与方法”，“统合关于书籍的各种研究——编辑史、印刷史、出版史、发行史、藏书史、阅读史——全面的历史”[14]。
从史料选择方面来看，国内书籍史研究长期“受制于古典文献学、史料学、目录学、版本学、校雠学、训诂学等传统学科的训练与惯性制约”，易“陷于古籍之‘旧纸堆’中”[15]；西方书籍史研究者在史料运用上，除了档案史料之外，还常运用出版商的文件、图书馆的借阅记录、相关人物的口述史料等相对丰富的史料。
从文本分析方面来看，国内书籍史研究者常常从书籍的物质形态、意识形态切入相关研究，用专门史研究的文本分析路径，进行较为机械的文本分析；而西方书籍史研究者却认为“如果书史学家致力于探究有关书籍的非目录学、非哲学意义，他同样能够在书史的研究中追求一种源于社会的、以人为基础的研究路径”[16]。不同的文本分析策略，再加以不同的叙述模式，可谓是中西方书籍史研究成果差异较大的外在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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