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茨的“盛世危言”
美国《哈伯》杂志的能源环境撰稿人保罗•罗伯茨的一部新著《石油的终结——濒临危险的新世界》最近在中国出版，该书向世界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廉价石油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全球石油产能已经逼近“颠峰”，如若人类的行为模式、对能源的消费观念和生产生活方式不转变，石油资源的枯竭将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届时，人类社会的运转系统将会产生巨大变迁，人类的共同安全也将面临巨大的变数。保罗•罗伯茨认为“危险”即将临至，人类缺乏准备。
保罗•罗伯茨的担忧或许存在某种“过虑”，也许他更希望将陷入麻木中的人类唤醒，早日行动起来，以避免灾难的降临。根据1999年第14届世界石油大会的资料显示，全球最终的常规石油可采资源量2255～4373亿吨之间。英国BP公司《2004年世界能源年鉴》提供的数据表面全球探明石油约11886亿桶，约1600亿吨；天然气可采资源323万亿立方米，探明储量179.53万亿立方米，理论上可以继续维持人类的社会经济发展50～100年，据推算石油的供需颠峰将在2020～2030年之间。根据最新的推测，2020年人类对于能源的需求会达到136亿吨标准油，为2004年102.24亿吨的1.33倍。这种推算是基于全球遵循一种理性的发展模式和稳定的气候环境，全世界每年的石油实际需求仅增加2.1%。然而，中国自1993年从石油输出国变为净进口国，为维持GDP平均9.7%增长，石油需求平均保持在每年5.77%的增长幅度，而国内产能增加幅度仅为1.67%，新增需求主要转向国际市场采购。而进入21世纪，特别是自2002年以来，中国能源消费的弹性系数从过去的0.8，一下跳越到1.6，即GDP增长1，能源需求增加1.6。以超过15％的能源需求增长速度，维持9％的经济增加速度，尤其对于石油的需求增加迅速。而世界近年来的能源消费弹性系数仅为0.28，一些欧洲国家甚至达到负增长，例如英国为-0.02。
中国的这种增长势头让全世界愕然，成为全球发展的一个“异数”。而引起世人惶恐不安的是在中国的追求之中，人们频频看到了美国的影子，大排量轿车和SUV、低油价政策和鼓励消费的激情、玻璃幕墙和摩天大楼、充足的冷气和更大的居住空间┅ ┅。美国每人每年消耗8.19吨标准油当量的能源，占全世界5％的人口，却消耗了25％的资源，其中石油占3.17吨。然而，美国的人口不到3亿，而2020年中国的人口将可能超过15亿，如果中国人按照美国人的方式去消耗资源，全球所有可能的新增石油资源全部供应中国，也难以能满足中国的一国之需。况且，还有一个人口将与中国旗鼓相当，发展同样迅速的印度。
更加令人类忧心忡忡的是全球急遽变化的气候问题，尽管去冬今春北半球异常寒冷，以至北京的天然气都供不应求，但是今年也是人类有气象纪录以来最炎热的夏天，印度一些地区的气温竟然超过50℃。接踵而至的是印度洋海啸和墨西哥湾飓风，全球因为温室效应导致气温持续升高，不仅带来了一系列自然灾害，而且进一步增加了能源需求和二氧化碳的排放，使人类陷入恶性循环之中难以自拔。所以，世界和中国将不得不寻求一种理性的“和谐发展”之路。
“和谐发展”的战略抉择
走“和谐发展”之路，在中国的历史上将是一次可与“建立新中国”和“改革开放”同日而语的“决定中国命运”的战略抉择，因为这将决定中国的“崛起”能否实现和能否持久。这一抉择需要我们至少在 “体制”和“科技”两个方面不断创新。
革新体制：
仅仅靠提高民众觉悟是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须建立制度保障。曾培炎副总理曾经说过，要将中国企业逼上节能之路。其实，我们需要将整个中国都“逼上”节能之路，为此我们需要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和得力的执行机制。
中国的问题总是围绕着“地域割据”和“行业壁垒”。人们总将自己桎梏在一个狭小的利益空间之内，然后画地为牢。尤其是那些具有垄断性的强势企业，在壁垒之内气盛如虎，而在壁垒之外却胆小如鼠，创造性和竞争能力受到严重制约。形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除了文化传统、思维模式，还有体制问题。工业化使我们追求分工细化，而计划经济将其固化，而这种行业局限性对于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成为新的“绊脚石”。
例如目前我们的电力系统，它所建立“节约型社会”唯一选择就是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大电厂、大电网、超高压”还不够，要发展“超超临界发电、超超高压输电和全国大联网”。就目前的技术，中国以燃煤火电机组为主的电力供应系统，即便电网再大、机组容量再大、输电压力再高，全系统终端能源利用效率也无法突破45％。超超临界机组发电效率可能达到48～50％，超高压远距离输电损失5～7％，从100～50万千伏高压输电系统降压至22万、11万、3.5万、1万、380V，每一级都有损耗2～3%，最终有10～15％在中间环节浪费。而摒弃大型发电系统的丹麦终端能源综合效率已经超过65％，而且他们认为依然有巨大潜力可挖，所采用的技术不过是一些小型的分布式能源系统（小型热电联产和可再生能源），降发电之后的余热梯级利用，用于供应工业蒸汽、采暖热能和生活热水，将能源“吃光用尽”。
而我们的一些石油天然气企业长期拒绝进入终端能源市场，在一些天然气工程中过分依赖“照付不议”协议，没有积极主动地进行系统优化，不实施需求侧管理，导致用户不能合理用气，冬季采暖用气，春夏秋季都不用，造成燃气系统用气峰谷差巨大，设备利用效率非常低，用户的经济负担沉重，供气企业的经济效益大打折扣。实际上，电力和天然气企业如果打破壁垒，将两种能源优化整合。学习欧美经营，大力发展分布式能源，将天然气先发电，获取更高的经济效益，利用发电后的余热为用户制冷供暖，再将更低温度的废热生产卫生热水，甚至将燃烧后的烟气注入植物大棚，提供二氧化碳气体肥料，使污染资源化。燃气和电力双方的能源利用效率和经济效益都可以大幅度提升，可以轻而易举地将能源综合利用效率提高的80％以上。
在《石油的终结》一书中，作者一直讨论着美国大石油公司左右政府，操纵立法机构的问题，而这次中海油竞购优尼科，雪佛龙也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这种局面不仅影响了新技术、新观念和新的竞争者进入市场，也使政府难以兑现对社会和公众的承诺。当一些企业的规模达到一定的垄断性时，或者形成了一个垄断利益集团，政府和立法机构很难避免不更多地考虑他们的利益，而将消费者置于边际。这一问题在美国、在中国都一样，我们必须在机制上有所制衡，不能放任失控。在中国政企不分的年代，政府是根据生产计划分工设立机构，国有企业附着在这些管理机构之下，形成了一种行业型政府和行业型企业。尽管几经改革但结构没有根本转变，甚至政府管理不过来的事情继续交由国有垄断企业去管，这些企业在利益面前是企业，在权利目前又成了“二政府”，而政府自觉不自觉地成了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所以行业壁垒问题自然难以彻底解决。各级政府在决策中不能首先考虑减少资源浪费和降低环境代价，而是利益集团的意见，甚至立法也要优先维护“投资者、经营者”的权益，如何确保所属企业的利益，形成了国家部委保央企，省市厅局保省企，地县政府保县企的利益博弈。消费者和公众的利益被普遍忽视了，“三个代表”的核心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究竟是什么？难道不正是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是执政能力的最高体现。
中国要想从根本上实现可持续发展，关键要提高社会能效，这就必须进一步实施政企分离，建立效益型企业和任务型政府。政府应该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重新建立任务，设置机构，建章立规。国有企业不必在被行业分工所困，以经济效益最大化为目标，同时兼顾一定的社会公众利益。体制的转变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将会影响许多人的利益，改变许多人的生活，但这种变革在中国已经不是第一次，人们已经建立了一定的承受能力。政府应排除利益集团干扰，积极制定有利于节能降耗的政策、税制和标准，建立市场准入机制。特别是能源环境税收机制，欧洲国家做出了很好的榜样，能耗高排放多的多缴税，能耗和排放低于国家标准的减免税，可再生能源或超低排放的可以从该项税收中获得补贴。
市场经济不是消耗型经济，因为节能降耗、资源代替也可以形成新的市场，目前以节能为市场的新经济模式在全球蓬勃发展，例如：节能服务公司，国际社会也积极将这些新经济模式引入中国。中国各级政府应积极鼓励支持，有效扶持培育，使其成为一个新兴的超级产业。
科技创新：
日本是一个节能降耗工作非常深入的国家，人均GDP超过美国，而人均能耗仅为4吨多标准油，如果中国的现代化达到这一目标，15亿人仍需要60亿吨标准油，约折合每年消耗120亿吨原煤当量，中国乃至全球的能源资源和环境依然不法承受，所以中国的现代化必须建筑在更低的能耗基础上。除了依靠提高全社会的能效观念，完善政府在能源方面的执政能力外，最重要的是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前两者也最终是为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和普及提供保障。
能源的科技创新主要围绕两个层面——节流和开源。
节流：目的是将能源需求的强度降低，将浪费消除，不断提高能源的综合利用效率。在节能工作中不仅要积极教育民众，提高民众的节能意识和相关知识，实现有效的“行为节能”。同时要通过法律法规、税制调节、奖惩机制的建立推动社会降低能耗。而最重要的是发展先进技术、提供高效产品、完善系统。
社会和经济发展了，老百姓要过好日子，要改善住房，要买汽车，要旅行等等，我们无法阻止这种需求，但我们可以通过提供先进的节能产品、提高系统能效、引导消费方式等措施将社会能耗不断降低。我们鼓励民众购买和使用小排量节能汽车，油耗可以从每百公里10～12公升，降到5～6公升，但是小排量汽车可能牺牲安全性和操控性能。如果我们通过技术升级向市场提供混合动力汽车，在不牺牲安全性和操控性能的同时，油耗可以进一步降低到2～3公升，所以技术将可能为我们带来不断的“质的变化”。
但是完善系统实现节能将更加关键，100辆混合动力汽车一天所节约的油，可能无法弥补一辆长途空载大货车1天浪费的油；1000辆混合动力汽车3天节省的油，可能无法弥补一架大型客机空载1小时浪费的油量；而面对到处拥堵的道路系统，整个城市全部采用混合动力汽车也将无法实现真正的节能，所以“系统节能”更加必要。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我们不断降低空载创造了有利条件，例如美国卡车司机公会在很多年以前就通过无线通讯系统向每一个会员司机提供货运情况通报，使每一个司机都能尽可能减少空载，不仅增加了收益，也达到降低能耗的目的。政府和企业应该将关注的重点更多地投入到社会综合系统效率的提高，而不是一些具体项目的审批，尤其应该注意推动社会的“自组织”机制的建立，通过市场来完善社会各个环节的节能体系。
开源：主要是增加能源的供应，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在传统资源的供应上要广拓渠道、挖掘潜力、提高采收率；二是积极发展替代能源。中国在加入WTO之后，快速融入全球经济，中国企业可以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范围的能源勘探开发，在增加全球能源供应的同时满足自身增长的需求。中国已经是全球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的能源需求已经是全世界共同的问题，中国没有必要羞三答四，遮遮掩掩，我们就是需要全球更多的资源供应中国市场。油价的高升和技术的进步，使中国可以投入更多的资金来开发国内和国际的低品位能源资源，特别是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在发展技术和合理优化系统的同时，努力提高资源的采收比率，这是都增加能源供应的关键。
但是仅仅依靠挖掘传统能源已经不是发展的潮流，我们需要发展更多的替代能源，尤其是可再生能源。目前，乙醇和生物柴油代替石油技术的发展非常迅速，国内乙醇汽油的比例可以在加入10～15％的乙醇后基本不影响汽车性能，每年可以节约数十万吨石油，并在中国拥有节约数百万吨的市场潜力。而美国最新的技术可以将乙醇的掺烧比例提高到80％以上，如果汽车动力系统对于这种燃料的适应没有问题，仅在中国就可以节约数千万吨石油。
目前，全世界看好燃料电池技术，它不仅可以成为电力和热力供应的主要技术，也可以与电动汽车技术结合，成为交通动力的主要技术。燃料电池是利用氢气和氧气还原水的过程会产生大量电子的现象制造的设备，目前已经应用在试验电站、潜水艇、宇宙飞船、手机供电的很多方面。燃料电池主要利用的燃料是氢气，或者可能大量产生氢气的原料，例如甲醇、乙醇、煤气、天然气，以及利用可再生能源裂解水来生产氢气。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工业化开采煤炭100多年来，有数百亿吨煤炭因为缺乏开采价值被丢弃在地下，重新开采几乎不可能。此外，中国还有大量煤炭资源因为煤层过薄而缺乏开发价值，这些资源又数千亿吨。地下气化技术可以将这些煤炭资源在地下点燃，进行可控气化生产煤气。这些煤气虽然热值低，但含氢高达60～70％，可以提纯制氢供应燃料电池，不仅可以接替煤炭资源，也可以接替石油资源，同时大幅度降低环境污染。
总而言之，解决中国和世界能源的可持续发展，最终只能依赖于技术的不断进步，而我们的观念和体制必须保障给予技术发展和应用以足够的空间。虽然人类在能源问题上不可能找到“永动机”，也不可能找到一种彻底的解决办法，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约束我们的贪婪，在技术进步的支撑下，建立一个和谐发展的未来，使资源的终结更加遥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