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从事教育财政研究的专家指出,衡量一个国家的教育是否被安放在重要位置上,有两个重要的指标:一是教育经费在整个国家预算中所占的比重是否总体提升,一是生均经费是否逐年得到了提高。在整个国家,最应该坚持的是如何保证教育经费4%到位。如果这一目标真正得以实现,教育在整个财政蛋糕中所得的经费将达到6500亿元,那是一个很可观的数字,教育部门就可以比较自如地来筹划和解决一些教育发展的问题了。
以工程的名义办教育是很值得商榷的。然而中国这些年办教育,在投入不足的情况下,屡试不爽的经验是:“想多得到一些教育经费吗?那就请多编些故事、多创造些概念吧。”从某个角度来看,教育在国家整个财政拨款体系中一直处于弱势地位,需要不断地提出一些工程名目来找财政要钱。
这些年陆续开始、陆续完工,既收到一定成效又饱受质疑的一些教育工程值得回顾。寄宿制学校工程可算作一例。
2008年前后,几乎在一夜之间,全国一下冒出了7000多所寄宿制学校。在社会转型时期,随着工业化、城镇化速度加快,大批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留守儿童大量增加。为了解决这部分孩子的基本生活、安全和教育问题,根据需要适当建成一些寄宿制学校是非常必要的,也是政府担当责任的表现。但是,按照一个带钱的工程项目来实施,就难免出现不管具体情况如何,也没有对学生家庭支出成本、孩子的心理适应程度进行充分有效的匡算和实验的条件下,在短时间内,按一个模式内办一批同类学校的情况。
工程思维已经成为各个部门的一种普遍的思维。在我看来,教育是具有极强的特殊规律的部门,用工程思维来办教育,弊端太多。
工程思维与政绩相关。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本是个慢活儿。可是一旦成为工程,特别是成为领导工程,主管领导就难免没有急功近利的心态,需要立马看见效益,听到响儿。谁都知道春种秋才能收。而很多领导干部却等不及了。比如说目前正在实施的所谓“教育创新工程”,很多地方是刚启动没几天,就开始组织媒体记者大力宣传取得的阶段性成果。这让有点常识的人都觉得不真实。
其实也不奇怪,作为工程,就是要讲进度、报进展,而且要讲规模效益,更要有截止时间和这任领导的军令状。有时,工程甚至是作为大战役、攻坚战来打的;还有强烈的时间观念,定期或限期完成。在我们这样一个计划经济传统很深的国度,政府有关部门对弄大工程有着天然的兴趣和冲动。譬如几经风雨正处于复苏阶段的职业教育,虽然从认识上各方都强调,职业教育是面向人人的教育、是身边的教育。但是一旦起步,地方政府和教育部门的首选就是上规模,集团化。各地职业教育试验区、职业教育城、职业教育集团纷纷上马,场面壮观。
工程多了,专项多了,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还很难说。
工程与钱的关系最紧密。工程项目多了,就意味着有更多的部门、更多的官员手中有了更大、更多的资金、资源的调配权力。
这就导致所有人的眼睛都是集中向上的——要钱!这成了最有效的指挥棒。为了争夺这一块蛋糕中的利益,哪怕是捞取一点蛋糕渣,就足以形成基层部门“跑部钱进”、“跑局(委)钱进”的强大内驱力,增加了腐败的机会。谁来监督、怎样监督也就成了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
有人说,自上而下的改革很少有成功的。对教育而言,尤其如此。教育改革本应是自发的、多种多样、百花齐放的,而不是一种单一模式的。工程思维中屡遭诟病的具体思维、单向思维,头痛治头,脚痛治脚,缺乏整体、系统的统筹等等都是推进教育改革的大忌。同时,教育是非常讲究精细的、基准的。然而一旦成了工程,尤其成了政绩工程,标准可能就会被放大、被调高,继而走样。前几年被各界批评的教育圈里的这个大跃进那个大跃进产生的后遗症,最近也在慢慢凸现出来。所以,未来十年的纲要指导下的工程,一定要软硬结合。钱到位后,还是要把人,把受教育者放在第一位。而教育工程该如何被管理如何被监督,必须摸索出一整套适合中国国情的可行性方案。
自从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以来,一个新提法——推动教育事业科学发展值得注意。怎么科学发展?当然是更好地遵从教育的规律办事。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最近举行的一个论坛上,英格兰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HEFCE)国际关系部负责人克里福·汉库克博士介绍的英格兰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运作模式值得借鉴。他们是按照一定的要求和一定的公式将每个学校(没有重点学校与非重点学校之分,而是按照生均经费及专业类型不同,同时参照5年一次的质量监测结果)应得的教育科研经费打包给学校,由学校自己再去分割支配。政府要做的是保证教育经费到位,公平分配,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至于学校怎么设置专业、怎么办出特色,就是学校自己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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