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者小传
潘文石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大熊猫及野生动物保护中心主任、崇左生物多样性研究基地主任。长期投身大熊猫野外生存研究，是中国保护生物学研究的践行者。在世界范围内第一次发现野生大熊猫的社会结构和行为方式，找到了大熊猫濒临灭绝的真正原因，帮助中国政府和国际组织作出正确的保护决策，为国宝大熊猫保存了一片自由安宁的栖息地。他还在有“海上大熊猫”美誉的中华白海豚面临生存危机之后，开始了现代化工业化浪潮下中华白海豚生存之路的探索。
人类的生存瓶颈
假如土壤侵蚀和地下水抽取按当前的速率发展下去，江河湖海等湿地的污染无法得到有效控制，人类继续朝过度消耗的社会发展，那么人类的食物短缺将是不可避免的。
我今天要把我最近30年来的一些工作，作为大会的一种声音来告诉大家，因为我是从生态危机的最前线回来的。
美国哈佛大学的威尔逊教授说，如果全球的蚂蚁消灭了，全球很多生态系统也就随之消亡。但如果人类消亡，那么地球上很多生态系统就会随之恢复。我想这样一个比喻是蛮恰当的。
无论人类的科学技术多发达，商业资本多富有，现代人至今仍承袭着晚期智人自私和眼光短浅的天性，通过繁殖与扩张迅速膨胀了自己的种群。在大肆掠夺地球上不可再生的资源和毁坏自然生态系统导致成千上万个物种灭绝的同时，自身也陷入了困境：正在穿越生存瓶颈。
当20世纪的科学给人类带来幸福生活的同时，也使人口爆炸了。 1800年全球的人口是6亿， 1900年世界人口数量只有12亿，至1999年增加到了62亿，这种增长的趋势仍在继续，目前全球人口数量即将达到70亿。人口多了，消费也就多了。
科学家用“生态足迹”来衡量人类为了满足自身生存的需要而占有的生产性土地及浅海面积。2000年的一个研究报告对52个国家或地区“生态足迹”的计算结果表明，包括澳大利亚、巴西等在内的17个国家（或地区）的“生态足迹”有盈余；包括美国、新加坡等在内的35个国家或地区的“生态足迹”则呈赤字。如果按全球的年人均“生态足迹”计算，1993年的“生态足迹”赤字为-0.7公顷，1999年的 “生态足迹”赤字则上升到-0.8公顷。这预示着地球的承载能力正在迅速趋近极限。如果按当前美国人的消费水平，那么70亿人将需要4个以上的地球资源；假如世界上每个人都愿意成为素食者，仅留一点点粮食给家畜家禽，那么全球的14亿公顷可耕地能维持约100亿人的生存。
有一份关于人口发展的报告预测：如果保持现在的增长率，到2050年，世界人口将达到144亿；如果生育率下降到2.1或更低些，到2050年世界人口总数将达到89亿；人类正在自觉利用各种方式控制人口增长的趋势，世界人口在本世纪末的数量将介于90亿到100亿之间。假如土壤侵蚀和地下水抽取按当前的速率发展下去，江河湖海等湿地的污染无法得到有效控制，人类继续朝过度消耗的社会发展，那么人类的食物短缺将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只有不到100年的时间，我们必须小心谨慎善待自身的生活环境，我们的子孙能否继续生存下去，能否过上安全和幸福的生活？这需要看人类能否在21世纪穿越生存瓶颈。
善待生命赖以生存的自然界
有一种形象的说法这样形容从晚期智人到现代人的觅食行为：沿着食物链一直吃下去，先吃味美的大型食草动物，再吃凶猛的食肉兽，接着连行动敏捷的小动物也不放过。
古生物学家把智人分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
早期智人，由于脑子还较小，颅容量只有1150ml，种群数量也很少，使用简单的工具。他们在捕食其它动物的同时，也遭受其它食肉动物的捕食。因此早期智人对当时的生物多样性不构成威胁，而是与动植物协同进化。
大约在距今6万到10万年前，智人在进化的道路上跃进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由于脑的发育，颅容量已经达到1500ml，能制作出新的更精细的工具，被称为晚期智人。随着种群的增长和使用先进工具而大大地提高了捕猎效率，从此人类正式拉开了对其它生物进行斗争和破坏生物圈的序幕。
距今6万年前，当澳大利亚还没有人类的时候，一直生活着许多巨型陆生动物。如体重达到80-100公斤不能飞的恐鸟，大小如犀牛的巨袋鼠，小汽车那么大的独角陆龟等等。但在距今5.3万年前，第一批晚期智人迁入澳洲大陆之后不久，那些独特的巨型动物便几乎无一幸免地被猎杀而致消失了。
距今1万年前的晚期智人被称为现代人。据历史记载，现代人仍承袭着晚期智人的本性，一直在全世界的每个角落里充当着杀手的角色。 1500年前，新西兰的殖民者不到100人，竟在很短的时间内杀灭掉16万只恐鸟。 1200年前，现代人才首次登上马达加斯加岛，不久后岛上所有10公斤以上的动物便都消失了。有一种形象的说法这样形容从晚期智人到现代人的觅食行为：沿着食物链一直吃下去，先吃味美的大型食草动物，再吃凶猛的食肉兽，接着连行动敏捷的小动物也不放过。
上述3个例子表明，从6万年前开始至今，从晚期智人至现代人的杀戮本性没有改变，一旦被他们占据，伊甸园很快便成为屠宰场。人类用先进的工具，用聪明的脑袋，用自己种群的壮大去猎杀所有周围的生命。我们的世界观没有尊重其他的生命，这从石器时代的晚期，逐渐延续到今天。而生命的进步没有那么快，今天只能是少数人为了人类的未来，为了生命的未来呼吁：我们要建立一种新的文明来代替那种旧的文明。
现代人为什么会以如此无知和鲁莽的行为对待自己赖以生存的自然界？其根源需要追溯到人类本性的深处。这种本性是从旧石器时代直接继承下来的。近十万年来，从晚期智人到现代人都是生活在一个小的亲戚和朋友的圈子里，那些为了短期目标奋斗的人可以生活得更好，吃得更饱，寿命更长，也能生育较多的后代。而选择长远的人生目标的人，则需要一种天生就有的无私精神，他也有机会在人群中世代相传，但就人类演化的目前阶段而言，其DNA的突变及得到环境选择的时间还太短，使那些具有长远目标及无私精神的可贵品质还无法在种群水平上集中地形成。因此现代人在很大程度上依然秉承着智人祖先的本性，还是一个进化尚未完善的相对不变的物种。
自然保护是人类的共同事业
自然保护运动是一项人类共同的事业，单靠少数人的热情和坚忍不拔的工作精神是不够的，必须把科学、政治、经济和伦理道德等各个领域的知识与力量整合起来才能付诸实践。
我领导着北大一支年轻的队伍在30年的时间里，从大熊猫生活的高寒山区到热带丛林地区，现在在酷热的地区研究着海豚。通过集中研究三种中国独有濒危动物的求生策略，并根据它们所在地的自然历史和人类社区的不同情况，制定保护它们及其栖息地生物多样性的方法，使它们得以逐渐走出困境，逐步恢复正常的生存状态。
第一个题目是只有保住秦岭的森林，才能保住秦岭的大熊猫。很多研究在保护大熊猫上走了弯路，认为要保护它，就必须捉到动物园里来喂养。但是动物园养得再多，这个物种在野外灭绝了，还是无济于事。我觉得这个物种应该在野外生存，在那里追求爱情，在那里觅食，在那里生和死，这才是对生命的尊重。秦岭大熊猫的要求很简单，它们只要有竹子吃，只要有伴侣，只要有个生儿育女的山洞，这个种群就可以生存下去。
通过集中研究，我们准确找到秦岭大熊猫的“自然庇护所”，由国家下令停止砍伐森林并拨款安置林业工人，不断建立并扩大自然保护区的面积及至恢复整个秦岭南坡的荒原面貌，帮助保护区周边百姓依靠自力更生使生活跨上新台阶。
1988年，我们有两点重要发现：第一是，秦岭中段南坡使海拔1350m的等高线成为“森林生态系统”与“山区农业生态系统”的分界面。山区农业开发区被限制在此等高线之下，因此在此等高线之上宽广的中—高地区便成为大熊猫等数十种野生动物“自然庇护所”。第二个是虽然当时人类以森林工业的方式越过了分界面进入野生动物的“自然庇护所”，由于长青林业局遵照国家的森林法进行采伐，维持了森林的永续利用并保证林业职工的就业，因此我们提出了乌托邦式的主张，让“大熊猫和人在一个共同的环境中和睦相处”。然而至1993年，当地林业局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采用了野蛮的生产方式，几乎把秦岭的木头统统砍光，满目疮痍的秦岭南坡有可能从此断送掉大熊猫的未来和山区人民的希望。所幸，在国务院的直接干预下，1994年5月长青林业局全线停止采伐，1995年成立了 “长青自然保护区”。我庆幸这一部分大熊猫或许有可能从此过上安定的生活。
1996年秋天，我结束了在那里长达12年的研究，当路经位于山区农业与蛮荒世界叉口上的华阳镇时，看到这个曾一度因作为木材集散地而喧闹的小镇，如今街市上竟空无一人，所有商铺、旅店、饭馆、邮局都关门闭户。我当时心里特别难过，我想我不知道是做了一件对的事情，还是做了一件错的事情。为了保护大熊猫和其他的生命形式，给老百姓带来一个完全萧条的、冷落的生活环境。
2010年，我们发现那个曾经遭受砍伐蹂躏的秦岭南坡已经发生了可喜的变化，自然生境和人类社区都得到了复苏：中—高山区的森林系统得到了恢复，象征着不受人类束缚、代表了荒野面貌的大型野兽，像大熊猫、羚牛、金丝猴及豹子等动物，已经能够在针阔叶混交林和针叶纯林的自然庇护所中自由活动；中山下部的人类社区也在复苏，华阳镇的农民通过种植药材、饲养土特产动物和经营生态旅游使生活跨上了新台阶。
秦岭26年的研究经历中，我所得到最重要的启示是：自然保护运动是一项人类共同的事业，单靠少数人的热情和坚忍不拔的工作精神是不够的，必须把科学、政治、经济和伦理道德等各个领域的知识与力量整合起来才能付诸实践。
当人类和动物面临共同的生存瓶颈，而人类还生活困难时，我们的体会是：要在提高贫穷百姓生活水平的同时，尽可能多地保护当地的生物多样性。
1996年，为了寻找白头叶猴最后的种群，我们来到位于广西西南部的弄官山区，研究“人口、土地和野生动物之间的复杂关系”。这是一片被喀斯特石山环绕的贫瘠土地，自然生境遭到的破坏几乎是毁灭性的，春天见不到植物开花，田间找不到蛇和青蛙，但老鼠很多，白头叶猴濒临灭绝。同时我们发现，土地开垦达到了极限，农民每年对薪柴的砍伐量大大超过了植物的生长量。人们除了拥有这一小片救命的土地便一无所有了，在新增加的人口和艰难生活的重压下，陷入到“贫困—开荒—偷猎”的恶性反复循环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弄官山区自然保护的关键，首先必须依靠政府帮助农民解决温饱问题，逐步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然后才可能逐步恢复生物多样性。如果不把人类从这样一种艰难的情况下改善过来，自然保护是一句废话，我们的研究也是一句废话。弄官山区贫困状态的消除，首先是依靠地方政府帮助农民改变农作物品种，用种植甘蔗取代原先的水稻、杂粮而增加收入；另一个重要的也是最关键的举措，是政府拨款帮助农民修建了沼气池，使他们从此不需要再上山砍柴。从2005年开始，由于植物不被砍伐而能够完成开花→结籽→萌发出实生苗的生命周期，山区开始呈现出葱郁的景象，自然生境迅速进入到恢复阶段，树多了，鸟类、蛇类和各种食肉动物的数量也增加了，随之害虫及鼠类数量减少了。农民在甘蔗地里不用或少用农药，不但洁净了环境，投入的成本也减少了，农民把原先用于砍伐和打猎的时间转移到对农作物的细心耕作上，因而收成也就提高了。
与此同时，我们研究小组也通过海内外朋友及民间组织的支持，帮助农村社区修建乡村医院、小学、饮水工程和其他一些新农村建设的小项目来改善村寨百姓的生活质量。 《纽约时报》有一篇文章报道过这里的情景：“拯救了一片村庄，保护了一群叶猴”。
人类无法孤独地行走于天地之间
现代人正在迅速觉醒，依靠明智的伦理抉择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类可以为自己绘制出可持续生存的蓝图，并能够谨慎地在21世纪有限的时间内引导自身及其它物种走出生存瓶颈，保护地球上大部分的生物多样性和争取人类继续过上较好的生活是一个可以实现的目标。
最后我想谈一谈，如何力争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以我们的研究“海洋、海豚和人类社会的复杂关系”为例。
中华白海豚，它的分类学地位还没有完全肯定下来，有人说叫印度洋驼背豚，但其实不准确。在历史上，中华白海豚曾一度主宰着中国东南部沿海的大片浅海海域。但仅仅在最近的30多年间，它们就被世界自然保护同盟红皮书列为“极危物种”。综观已经发表的关于这个物种的生物学信息，目前生活在广西钦州三娘湾的中华白海豚是最后一个健康的、有希望的地理种群，同时它们也正面临着残酷的现实。我们的研究认为，对保护中华白海豚及其赖以为生的三娘湾浅海生态系统最重要的，就是“政府—科学家—企业”的真诚合作。
有三种相互关联的因素决定着这个中华白海豚种群及其所代表的生物多样性的命运。首先，大风江及三娘湾自然生态系统的健康就是此海区中华白海豚的健康。其次，北部湾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环境压力就是此海区中华白海豚的压力。
我的想法是不能因为这群海豚，我们就不要在这个地方发展工业，因为中国的工业发展仍然是需要的。欧洲和北美已经有200年的工业发展史，整个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保障。可是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也要过上像样的生活。自然保护要取得胜利，经济发展要取得双赢。怎么做呢？仍然是从伦理开始。
我们研究发现，北部湾中华白海豚的分布核心区就在钦州的三娘湾，同时这片海域时至今日所蕴藏的生物多样性仍然极其丰富，具有极高的保护价值，但是它又面临着各种正在发生的和潜在的危机。钦州市作为新的经济发展区正处在大工业、大港口、大养殖、大旅游的建设热浪中，2004年我们发现三娘湾地区也被规划为工业开发区。我们向钦州市政府提出建议，为了长远的利益需要修改经济发展规划的蓝图。
我没想到这句话说了半年之后，这个工业布局全改了，他们问我往哪儿布局，我说往西面。西面虽然应该保护，但为了人类的生存，工业的污染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暂时搁在深海里，但是我们也要尽量减少排放。
2005年钦州市政府修改了整个工业发展规划的布局，将有可能危及三娘湾潮间带生物多样性的工业区从东部浅海沿岸向西移动至西部深海区的海岸。上面的这些事实让我们明白，在发挥“政府、科学小组和社会企业”的合力作用解决问题时，明智的伦理抉择可以统一认识——首先考虑的不是能不能做，而是应该或不应该做。一个在可持续文明指导下发展起来的新钦州应当满足这三方面的需求：有经济增长的社会才是完善的社会；有渔业生产的渔村生活才会是幸福的生活；还有能够激发人们智慧和灵感的中华白海豚自由地巡游在蔚蓝的海面上，北部湾才能成为一个安全的海湾。
30年来的研究对我最大的启示是，人类不能孤独地行走于天地之间，人类应该与万物众生同生共存。对我们最大的教育是，不能只靠自己的热情，靠自己艰苦的坚忍不拔的精神在这个领域里跋涉就以为能解决问题。自然保护事业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是为了子孙后代幸福生存的事业。所以要整合政治的、经济的、科学的、宗教的、伦理道德的、美学的等等社会一切力量，真诚合作，才能把伟大的理想去付诸实施。
30年的工作促使我们看世界的观点开阔了——从自身的利益扩大到民众的利益；从本民族的利益扩大到全人类的利益；从我们这一代人的利益扩大到子孙万代的利益。促使我们做事的方式更积极了，我们体会到环境保护事业单靠一己之力是不够的，只有用真诚合作的方式才能把为大众服务的理想付诸实现。
现代人正在迅速觉醒，依靠明智的伦理抉择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类可以为自己绘制出可持续生存的蓝图，并能够谨慎地在21世纪有限的时间内引导自身及其它物种走出生存瓶颈，保护地球上大部分的生物多样性和争取人类继续过上较好的生活是一个可以实现的目标。我们要用新的生态文明和可持续文明来指导人类的行动，我们要负起保护自己和保护所有生命的这种责任。在今后几十年，我们要争取让大多数人过上较好的生活、甚至是相当好的生活，同时努力做到保护生物的多样性，这样一个伟大的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