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倒在战场之外
——卫汝贵之死
平壤之战结束近一个月后，清政府开始着手追究战败的责任，首当其冲的四大军总统叶支超被革职查办，最后判处斩监候（死刑缓期执行）。作为叶志超的陪绑，原平壤守军中的盛军统领卫汝贵也被定为兵败的罪魁，在甲午年末斩首于北京菜市口。此后，无论是《清史稿》，还是近现代中国涉及甲午战争的著作，众口铄金一般，把卫汝贵描述成一名十恶不赦的国家罪人，往往历史的真相就容易在这些近似口号般的评论中渐渐被掩盖了。当重新拂去岁月的尘埃，通过仔细分析甲午战争期间涉及到卫汝贵的电报、函牍、公文、谕旨，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卫汝贵冤案，血淋淋地浮现了出来。
盛军总统
清朝末叶，区别于八旗、绿营等经制军队，湘、淮军勇营在太平天国战争的硝烟中孕育而生。勇营各支军队的番号习惯从统军大将的名号，或者军队诞生地的地名中取字为名，淮军中的盛军就是以创始人周盛波、周盛传兄弟二人名字中的“盛”字而得名。生于1835年，与周氏兄弟同为安徽合肥老乡的卫汝贵（字达三、号秩秋），自盛军创建开始，就投入了这支军队。
剿平太平天国、捻军叛乱之后，李鸿章总督直隶，由于担当守卫京畿门户的重任，特别从属下的淮军子弟中挑选精锐，奏调进驻直隶（清代的直隶省即直辖省的意思，大概范围包括今天的河北、天津一带，总督府分设在保定和天津）。当时淮军中兵力较多的营头，除盛军外，还有刘铭传、唐定奎的铭军等军队，但或是将领尾大不调，或是战斗力不济，最终盛军被李鸿章圈点北上，驻扎天津小站。一面负责开荒屯垦，一面按照西法练兵，开创了近代小站屯军习武的传统。
和平岁月对一支军队的考验，往往要超过战争时代。大战过后的湘淮军，渐渐没有了当初的朴素奋勇之态，暮气深深，人心思归，都很快流露出疲弱的迹象。而且随着老将的凋零，二线将领开始纷纷上位接替，能否保持住这些军队的战力，又是令人担忧的问题。1874年李鸿章在一封写给大哥李瀚章的信中，透露出了对这种现象的忧心忡忡，“昨过盛军，问将领皆四十以外人，不觉老将至矣！再遇艰巨，未知尚堪磨淬否？大抵欲官者多官气重，则朴风渐离，如何？！如何？！”[1]盛军是整个淮军乃至清军中的佼佼者，情况已经如此，其他可以想见。
1885年、1888年，一手创建盛军并曾缔造了无数战功的周盛传、周盛波兄弟相继去世。此时，在盛军中从底层干起，凭着作战英勇一路升迁到副将、总兵，乃至盛军分统大将的卫汝贵被历史推到了前台，由于周氏兄弟没有合适的子侄辈接班，资历深厚的卫汝贵成为最佳候选人。虽然李鸿章曾称卫汝贵“训练精严、谋勇兼裕”，然而仍放心不下，认为与周氏兄弟相比，卫汝贵经验、声望显然不够，担心他难以驾驭这支兵力雄厚，军史久远，而且担当着卫戍重任的淮军老部队，最后决策由贾起胜和卫汝贵会统。直到1893年，贾起胜调任他职，在李鸿章千叮咛、万嘱咐下，卫汝贵才当上了盛军步队总统。
生性憨直，治军严格，经常在抗洪抢先、屯垦练兵等事务中身先士卒的卫汝贵，接掌过总统大印的一刻，想必满怀踌躇之志，当时他又怎能预料，一年过后他和他的盛军就要投入血火战场。
谣诼四起
1894年初夏，朝鲜局势紧张，李鸿章决策调派四支军团进入朝鲜，与日益增兵的日军抗衡。留守多年的盛军，作为李鸿章所能掌控的淮军部队中兵力最多的一支，被当作一记重注，押上了中日博弈的桌面。8月1日，中日两国互相宣战，甲午战争正式爆发。为抢在日军之前，首先控制朝鲜北方重镇平壤，以此为依托守住朝鲜半壁河山。根据李鸿章的电令，花甲之年的卫汝贵亲自率领部队，顶着炎炎烈日，从义州起程，急行数百里，最先抵达平壤设防。“贵带中军四营连夜前进，初四早与毅军同到……兵勇冒暑带雨，忍饿兼程，苦不堪言，热毙者已不少。”[2]
正当卫汝贵整顿军队，安排补给，布置防务之际，8月16日突然接到一份李鸿章措辞严厉的电报：“前途人至言盛军奸淫抢掠，在义州因奸枪毙韩民一，致动众忿，定州又枪毙六人。义尹电，由平安道请汝查办，置不复，何以庇纵所部弁勇，致军声大坏，殊为愤闷。务速认真究办严惩，以服民心。闻奉、毅两军纪律较严，汝当自愧。鸿。”[3]
卫汝贵从天津临行前，曾致信请求有淮军大管家之称的总理后路转运事宜盛宣怀“时赐箴言，以匡不逮”，而上述李鸿章对卫汝贵的指责，消息来源其实得自盛宣怀的密报。四大军东征后，盛宣怀曾秘密授意包括弟弟盛星怀在内的一些随军电报局官员，随时向其报告前敌情形，李鸿章的勃然大怒就是因为盛宣怀呈上的这件密报。“密。盛军所至，奸淫抢掠，无所不至。在义因开枪，击毙韩民一人，致动众忿。在定州又枪毙六人，义尹电由平安道请卫总统查办，置之不复，民心大变，奈何！毅、奉两军纪律较严，卫军毫无布置，大局堪虞。”[4]
按照常理，得到如此的斥责，不管斥责的内容对错与否，卫汝贵都应立刻做出回应，或认错改正，或解释澄清。可是之后卫汝贵的举动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竟整天还是忙于布置防务，催促后方运送火炮、弹药，对盛军军纪败坏的指责没有任何的反应。
8月21、23日，安排在盛军营务处，整天喊着要杀敌报国，对卫汝贵竟不赞同自己的热血意见而大感不满的盛星怀连续密电哥哥，抨击卫汝贵“军令不严，且待下苛刻，诸将领、勇丁均生异志，其病非在一日。”“卫总统苛刻军士，久必决裂。”
26日，言词犀利的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士不知从什么渠道得到了风声，连同盛军军纪败坏的传闻，加上自己的揣测夸张，具折上奏提出严厉批评。“平壤军士，万五千人，分为四支，莫相统摄。论其势众，则盛军七千最多。然传闻之词，以为卫汝贵启行之始，逃散者二营，及至朝鲜，掳掠焚烧，民不堪命，纪律如此，安望有成？”[5]
言官在朝堂上提出批评，意味着盛军军纪的问题已被提出了李鸿章淮系内部所能处理的范围，其严重性足以让李鸿章心忧。清流派从中日交涉一开始，就对他们看来畏首畏尾的李鸿章感到极度不满，屡次参劾李鸿章不成，言官御史改从其部署开刀，以此敲山震虎，警告李鸿章，同时也有削兵夺权的意思。当时李鸿章指挥下以丁汝昌统帅的北洋海军和卫汝贵统帅的盛军为海陆两只重要臂膀，清流派遂特别予以注意，有关盛军军纪的风闻一旦提出，就注定不会那么容易收场了。
果不其然，28日另一位笔锋刺骨的言官监察御史安维峻上奏，借题发挥，矛头对准了整个淮系军队“……淮军纪律之宽，人所共知，倘不严申约束，窃恐蹂躏不堪”。[6]心急火燎的李鸿章深明清流的用意，同时又为属下军队在朝鲜不给自己作脸而恼怒，第二天即致电平壤，要求“破除情面，前往密查，严行整顿”，虽然没有点名批评，但电报中所指的“烧物强奸情事”，无疑就是针对卫汝贵的盛军而来。
至此，卫汝贵才感受到事态的严重程度，书写长信希望能自我澄清事实。李鸿章平日对待属下持的是一种嘻笑怒骂、呼来喝去的家长式作风，这也使得向卫汝贵这些淮系二线将领对李鸿章别有一番特殊的敬畏。感觉闯了大祸，又唯恐直接回复李鸿章，会被李鸿章当作故意找借口而引起勃然大怒，卫汝贵的书信没有敢直接写给李鸿章，而是转求他认为是自己知己的盛宣怀在天津帮从中解释。卫汝贵显然并不清楚，有关盛军军纪败坏的传闻，正是盛宣怀传出的。
“……前奉相（相即对李鸿章的尊称，李鸿章被授大学士头衔，而明代大学士职掌宰相权力，清代的大学士虽然有名无实，但对拥有大学士称号的人一般也习惯尊称为宰相）电严饬，以敝军沿途骚扰，甚且淫掠毙命至六七人之多。又闻将士不和之语。殊为骇然！贵带兵三十年，虽不敢自谓知兵，尚不至庸劣如是。前此由义来平，沿途居民早已迁徙殆尽，韩地瘠苦，旅店、饭店俱无，兵勇之寻柴觅水亦事之常。且四军同路，陆续而来，丰军亦名盛军，敝军又较他军稍大，以致众恶皆归。若当时于相前哓哓申理，不惟和气有伤，亦且不成体统。初不意内间至今犹啧啧也。敝军将领皆多年患难之交，自问亦无负于诸将，何至于有事之秋，遽尔解体？总之，贵赋性迂拙，必有开罪于人尚不自知之处，以致众口铄金，此后当力整营规，束身自检，以冀补过将来。吾仲（仲，兄长，对盛宣怀的尊称）知我，当祈于相前略为剖雪，并请于诸至好处代陈下情，是为叩祷，敬请台安，惟希爱照。如小兄卫汝贵顿首。八月初三日。”[7]
[1] “致瀚章兄”，《李鸿章家书》，黄山出版社，1996年版，第134页。
[2] 《盛档》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6页。
[3]“寄平壤盛军卫统领”，《李鸿章全集·电稿》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88页。
[4] 《盛档》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6页。
[5] 《中日战争》3，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9－60页。
[6] 《中日战争》3，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8页。
[7] 卫汝贵致盛宣怀函，《盛档》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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