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支盛军
卫汝贵的信函，表露了他之所以这么长时间没有就军纪问题回复的原因所在，就是因为认为这一指责过于荒唐了。更重要的是，卫汝贵的信函中，还透露出“丰军亦名盛军”这一重要信息。
丰军即镶白旗护军统领丰升阿的所部，李鸿章调派入朝的四支部队，除卫汝贵盛军、马玉昆毅军、左宝贵奉军外，剩余的一支就是丰升阿率领的奉天盛字练军等部，这支主要由八旗子弟组成的部队番号简称也是盛军。
很快，确实的消息接连传来，李鸿章得到叶志朝从平壤报告“丰都统为人长厚，所部各营，骚扰百姓异常，虽经超从旁劝谕，该都统即有约束，下亦不遵，地方颇受其扰。”[1]盛星怀此前给盛宣怀的密报中，也有“丰带兵不甚精练，且有骚扰”等话语。然而卫汝贵的解释无疑来得太晚，淮军盛军军纪败坏经过反复口传，已然在京城里形成了既有印象。
9月5日，对卫汝贵的申饬又进入一个新的高度，当天清廷以上谕形式传达御史易俊的密奏，要求李鸿章对卫汝贵进行调查，指责中不仅包括军纪问题，又多出了没来由的克扣军饷、不得军心等指责。
“有人奏，卫汝贵恇怯无能，性情卑鄙，且平日克扣军饷，不得兵心，并闻此次统军经过牛庄一带，地方不胜骚扰，若令久领偏师，必至败事等语。卫汝贵驻军平壤，日久并未进兵，据参恇怯无能，不为无因。”[2]
电谕下达后不久，平壤统帅叶志超调集八成兵力，前出至中和地方，预备截击正在向朝鲜北方运动的日军，结果途中发生了夜晚士兵胡乱开枪，导致不辨目标内讧的骚扰事件。事发，总统叶志超下令放弃行动，仍退回平壤驻守。平心而论，这一事件足以表露当时驻朝清军久不经战事，一旦兵临险境，精神高度紧张，乃至草木皆兵的实情。但当时前出中和时，四大军均派有部队，并非仅仅只是盛军。然而之后盛宣怀安插在朝鲜的属下发出的密电，又将其描绘成了卫汝贵的责任，“盛军兵将不服老卫，且连夕自乱，互相践踏，又不肯赴前敌。诸将以卫既告奋勇，又兵多，尚如此，均观望，无战意。”[3]
盛宣怀派在朝鲜的洪熙等属下，为什么屡屡编造针对卫汝贵的谣言，目前并没有史料可以来解释，惟有的可能就是卫汝贵秉性直拙，在酷暑的朝鲜指挥属下做这做那时，“必有开罪于人尚不自知之处”。
军纪问题刚刚初步澄清，突然又冒出军心涣散的指责。李鸿章于9月12日随即电报怒斥卫汝贵。甲午战争爆发后，前敌军机布署丛集李鸿章一身，使得李鸿章常昼夜难眠，甚尔有为前敌战事落泪痛哭的情况。驻扎近畿几十年的盛军，原本是李鸿章视作淮系骨干，赋予厚望的军队，现在竟然不断出来这样那样的劣闻。身在天津的李鸿章无法对这些传闻进行核实，只能痛恨卫汝贵接统盛军不力，又愤恨其给清流制造借口。要与卫汝贵做切割的想法，逐渐开始在李鸿章的脑中酝酿。“现闻盛军在平壤兵勇不服，惊闹数次，连夕自乱，互相践踏。左、马、丰三统将忠勇协力，上下一心，独汝所部，狼狈至此，远近传说，骇人听闻。汝临行时，吾再三申诫，乃不自检束。敌氛逼近，若酿成大乱，汝身家性命必不能保！吾颜面声名何在？！”[4]
痛骂的同时，李鸿章下令由盛军将领孙显寅分统盛军，言下之意就是对卫汝贵极度不信任，准备分解他的兵权。然而平壤之战中，卫汝贵身先士卒与日军搏杀，赢得前敌将士赞誉，李鸿章看中的孙显寅却临敌畏缩。使得李鸿章极为面上无光。
平壤战败后，卫汝贵率领营兵一路上截留、收拢溃散的部队和军械物资，等退过鸭绿江时，盛军竟集合起了八成兵力。然而此时，针对他收拢残兵不力的指责又蜂拥而来。李鸿章没有理由地怒斥卫汝贵“此行甚不作脸”，“汝试思，淮军现只有盛军大队，汝专统此军，驾驭不善，致沿途传播，津京毁谤，皆訿我用人不当。”[5]又命令盛军马队统领吕本元分统盛军。至此，李鸿章的态度已经表露地非常明确，他已无心去求证传闻的准确程度，也无力去辩驳清流对卫汝贵的指责，为了保淮军、盛军以及自己的声名，宁可舍弃已经被传得声名狼藉的卫汝贵。
犹如火上浇油的是，战前盛宣怀的弟弟盛星怀少年气盛，“要想做大官，穿黄马褂”，自说自话跟着军队上了前线。盛宣怀为此曾托付卫汝贵予以照顾，卫汝贵也竭力将其留在营务处、后路转运等司令部、后勤场所，但无法预料的是，平壤兵败突围途中，盛星怀竟然中弹殒命。经管这并非是卫汝贵的责任，但身为李鸿章亲信幕僚的盛宣怀对卫汝贵的态度势必就此改变。
9月24日，李鸿章致电叶志超，完全表明了自己的看法。“闻盛军溃勇，无人收集，彼所司何事？不料其无用无能至此……中外论者，皆谓该镇不得军心，朝廷深恶其人。平壤军溃，上谕不知如何处分。虽在平力战，不将溃勇整顿妥协，恐参折纷起，非汝我所能保全之也。”[6]
“杀卫”
1894年10月9日，是卫汝贵生命的转折点。
平壤战败后，李鸿章曾自行上奏请求处分，但当时清廷以“叶志超等督剿不力，本有应得之咎，惟念该军深入异地，苦战连日，此次退出平壤，实因众寡不敌，伤亡甚多，尚无畏葸情事……叶志超等军着加恩，免其议处。”[7]但视李鸿章为眼中钉，认为淮系军队统将无能以致作战不力的清流言官却并不罢休，除平壤守军总统叶志超外，传闻最多的卫汝贵也是他们意图攻击的目标。
10月9日，北京城里“雨止浓阴，早蒸晚凉”，李鸿章的重要政敌、有清流领袖之称的军机大臣翁同龢在日记中写到，那一天他上午到军机值房会议，当天讨论的内容仅仅只有一份御史安维峻的奏折。中午散会，翁同龢就“归酣睡”。[8]这篇看似波澜不惊的日程里，提到的安维峻奏折，实际是一篇吹响拔除淮系将领号角的檄文。
“安维峻折：劾叶来[未]打仗，卫弃城，丁轻伤妄报，卫、贾同统盛军，李经迈向索三万，卫应之，故令独统。”[9]
清末言官上折参劾，有个独特的现象。即不担心参劾的事件是否准确，看重的是参劾的内容要惊世骇俗、振聋发聩、出人意料，以达到在朝议中产生轰动效应，为此不惜使用编造、夸大等手段。私下里，清流文人们还会评价讨论哪篇弹劾的故事最为离奇惊人，翁同龢就曾对一篇弹劾李经方自甘当日本人驸马的荒诞奏折大感兴趣，称写得“绝妙”。由此，不论弹劾的内容准确与否，对某人某事的的先入为主的印象就已产生。倘若编造的故事过于离奇，导致君主震怒，乃至获罪罢官，那么获罪的言官非但不会以此为耻，反而会十分骄傲，以此标榜自己敢谏、强项。清流士子中，也会将其作为榜样，传作佳话。这种本来是为了杜绝行政失误，而设立的监察弹劾制度，到了清末，因为弹劾者不需为自己的言论负担什么责任，已经沦落变异到政治攻击的工具。
安维峻这篇弹章，可谓是上述的代表。除叶志超、丁汝昌外，卫汝贵是其中的重点对向，首先把平壤失守的责任加到了卫汝贵头上，指责他“弃城”，同时出示了一个不知来由的骇人故事，即卫汝贵的盛军统领职务，是花3万两银子向李鸿章的儿子李经迈行贿买来的。李经迈并没有奏荐直隶官员的权力，影射之的，无疑就是李鸿章。
犹如是配合攻击，当天清政府还连发两道上谕，矛头焦点罕见地都对准一个人——卫汝贵。
第一道上谕发给帮办北洋军务吴大瀓，要求彻查李鸿章之子李经迈向卫汝贵收取贿赂，许以盛军总统一事。同时借题发挥，称“（卫汝贵）此次所领饷银二十万两，竟扣出八万两，由天津商号汇寄家中，应发之饷，故意延宕，以致军心不服……着吴大瀓确切查明”[10]
另一道上谕颁发给新任督办北洋军务的白头老将宋庆，称“有人奏……卫汝贵此次驻军平壤，恣意冶游，士卒亦皆占据民房，奸淫抢掠，无所不至。八月十七日，该军哗溃，盛宣怀之弟为该军营务处，弹压被杀。次日倭人来攻，卫汝贵先逃，其军亦纷然鸟散，器械军装全行撇弃，似此大干军法，应请立正典刑等语。着宋庆按照所参各节，确切查明……”[11]其中提及的平壤之战情形与卫汝贵率盛军血战的事情完全不符，而把兵败撤逃途中死于流弹的盛星怀，说成是为了弹压军纪败坏的盛军，而被盛军士卒杀死，这个故事究竟会是谁编造和提供的，就耐人寻味了。
眼看已经在舆论攻势上占了上风，清流言官们不愿放过乘胜追击的大好机会。一天过后，江南道监察御史张仲炘又递上了一道杀气腾腾的奏章，“窃惟此次军务之坏，行间之功罪，天下人类能言之。乃陆军仅处一孙显寅，而不及卫汝贵，以首先遁溃丧师辱国之人，竟得免于咎，谁复肯为我皇上效力？”要求开除卫汝贵的兵权。[12]紧接着，翁同龢等在军机处就定议，免去叶志超、卫汝贵的军权。
还糊里糊涂地在鸭绿江盘整顿军队，着手防务的卫汝贵还并不知道这一切。
看着清流对卫汝贵的指责，李鸿章选择了抽身，不愿引火烧身，让卫汝贵的参劾波及自己和淮系军队。尽管他通过秘访，发现在收容溃军不力的指责上，又是自己错怪了卫汝贵；尽管他知道清流的那些弹劾，都是荒诞不经的言论。受清廷谕令查证卫汝贵案的督办北洋军务宋庆，因为忙于在鸭绿江边布置防务，抵挡日军过江，一拖再拖，迟迟也没有关于查案结果的回复报告……
10月18日，盛宣怀致电卫汝贵，冷淡地告诉他盛军的军饷不再从天津支付，转到凤凰城粮台项下，一字未提醒卫汝贵此刻的处境。
10月19日，李鸿章代鸭绿江前敌的总指挥宋庆向军机处转发了一份电报。
“宋提督号午电：……十二日龙泉沟行次，奉军机处字寄初二日奉上谕，查办卫汝贵被参各节。正密查间，十九日奉军机处字寄十一日奉上谕，查办叶志超被参各节……当即钦遵传旨，撤去叶志超、卫汝贵统领差使，听候查办。”[13]
[1]“叶总统来电”，《李鸿章全集·电稿》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959－960页。
[3] “平壤来电”，《盛档》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40页。
[4] “寄平壤卫统领”，《李鸿章全集·电稿》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978页。
[5] 《李鸿章全集·电稿》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52页。
[6]“寄义州叶提督”，《李鸿章全集·电稿》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34－1035页。
[7] 《清实录》第56册，卷347，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59页。
[8] 《翁同龢日记》，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737页。
[9] 《翁同龢集》下，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097页。
[10] 《中日战争》3，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42－143页。
[11] 《中日战争》3，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43页。
[12] 《中日战争》3，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44－145页。
[13] 《李鸿章全集·电稿》3，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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