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林伯先生，1916年生，湖北宜都人，出身于农民家庭，因家贫，9岁才有机会开始启蒙教育。吴先生笃志好学，15岁时，即能全部背诵四书五经楚辞等经子辞赋著作。因为学习骈体文的缘故，对《文心雕龙》尤其喜爱，朝夕讽诵。1939年考入国立师范学院（校址在湖南蓝田）国文系学习，师从著名学者马宗霍、钟泰、骆鸿凯等。大学毕业后，赴重庆,任重庆南开中学教员兼文科主任，从熊十力先生习佛学及玄学,后经熊十力先生推荐，1945年夏，辞南开中学教职，赴乐山书院,从国学大师马一浮先生习儒学及汉魏文献，并经马一浮先生亲教，选定以《文心雕龙》为中心的研究方向。1947年后，至上海，先后任上海育才中学国文教员、中华教育社国学专修科主任兼教授、上海光华大学教授，1953年，光华大学等校合并，成立华东师范大学，吴先生改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1956年，吴先生受同门山东曲阜师范学院院长高赞非的邀请，出任山东曲阜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并兼任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院务委员会委员。1962年返回家乡，任宜昌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讲师。1978年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先后任副教授、教授，至1986年退休。嗣后，又任山东曲阜师范大学客座教授数年。1998年8月在武汉大学病逝，享年82周岁。
吴先生一生著述甚丰，著作范围包括经学、诸子，以及《文心雕龙》研究，而以《文心雕龙》研究为重点。已成书手稿包括《周易正义》等27种，其中《论语发微》由文化艺术出版社于1989年出版，《文心雕龙字义疏证》由武汉大学出版社于1994年出版，《庄子新解》《老子新解》二书由京华出版社于1998年出版，《文心雕龙义疏》由武汉大学出版社于2002年出版。《文心雕龙校注拾遗补证》部分原载《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3期，后收入吴林伯先生手书1984年影印本《中日学者文心雕龙讨论会论文》。这部影印本收录吴林伯先生所撰《文心雕龙校注拾遗补证》《文心雕龙义疏体例》《文心雕龙序志义疏》《文心雕龙成书年代及其主导思想》《周易与文心雕龙》《文心雕龙与诗品》等论文，共影印40余本，提供给1984年11月在上海召开的“中日学者文心雕龙讨论会”的与会代表。另外，吴先生还撰写和发表有数十篇以《文心雕龙》为中心的研究论文，以及有关老庄异同、郑玄训诂成就、孔子商鞅文武观异同流变等内容的论文。《文心雕龙义疏》是吴先生关于《文心雕龙》研究的代表著作，从撰写到成书前后40余年，成书以后，又不断更易，去旧布新。吴先生在《文心雕龙字义疏证·自序》中说：“余齿在志学，便治《文心》，春秋非懈，但欲习其俪辞而已。迨入本师马一浮先生之门，朝夕亲承音旨，始知五十之篇，允为论文之作。于是请益问难，载历寒暑。虽謏闻陋见，未能知类通达，而简练揣摩，要亦粗识微言；重以古、今旧说，义多不惬，唯恐是非无正，使天下学者疑；故搦笔和墨，历四十二年而定。”又在《文心雕龙义疏·自序》中说：“余撰《义疏》，屡移寒暑，熔意练词，不知所裁，常恐酱瓿之讥；然知难而进，旧典攸昭，妙识所难，其易将至，先难后获，自然之数也。且不远千里，择师而事，终入马先生之门，执贽请为弟子，亲承音旨，不同研味遗言，探赜索隐，日不暇给，知至至之，欲与几也。夫兰为国香，服媚弥芳，书亦国华，玩怿方美，简练揣摩，恒久未已，若仲尼、伯玉之化，心向往之，去故取新，知进而不知退，旁通发挥，袬多益寡。称物平施，始是而卒非，春秋非懈，俾学有辑熙于光明。”吴先生这些关于《文心雕龙义疏》写作的缘起及甘苦之言，体现出吴先生在《文心雕龙义疏》一书中倾注的心血。《文心雕龙义疏》作为吴先生一生心血之最为重要的结晶，其独创的义疏体例，体现了鲜明的学术个性。吴先生在《文心雕龙义疏·绪论》中说：“我注释《文心》，根据读者的要求以及个人的想法，制订《义疏》的体例，就是每篇原文，分层排列，而每段后面的《义疏》内容，不外字词的解说，大意的概括，文句的串讲，思想理论的分析、评议。”吴先生把校勘、训诂、层次分析、内容的解释与理论的阐述结合起来，既具有传统校注的特点，又囊括了吴先生对《文心雕龙》理论问题的深刻独到的见解，而这些理论阐述，又深深地根植在对《文心雕龙》文本的精确把握的基础上，眼界高迈，而又体现了朴学大师的坚实学养。吴先生《文心雕龙义疏》特别注重理论与实践的联系，这种联系，共有三个层次。一是结合作家、作品的实际。马一浮先生在《通治群经必读诸书举要》中说：“集部之书，汗牛充栋，终身读之不能尽。大抵唐以前别集无多，俱宜读。唐、宋则择读大家，宜知流别，宜辨体制，宜多读诗文评。文章不关经术者，不必深留意也。”吴先生尝告诉我们，说马一浮先生主张治学应以经学为核心，出入诸子史记，人生苦短，不能花太多时间去读那些无意义的书籍。吴先生读书，尝说唐以后的书籍，他只读杜甫和鲁迅，实际先生博极群书，不仅对先秦汉魏六朝的著作无所不读，无所不通，且熟稔于心，了然于口，了然于手，而且对佛学经、律、论都有深入研究，此既由于吴先生曾经亲炙于由佛入儒的佛学大师熊十力先生，更由于经学大师马一浮先生游历欧美，出入儒释道（学），而佛学与刘勰的亲密关系，使先生不能捐弃佛学典籍。吴先生认为，只有通读先秦汉魏六朝的所有传世著作，才能洞察《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和价值判断。所以，他通过对刘勰《文心雕龙》的分析，得出刘勰论作家，必举其文章中最优秀者，不在一处一一叙列此一特点，即理解刘勰《文心雕龙》，应该把全书看作是一个整体，把在不同地方的不同表述联系在一起，来考察他的观点。吴先生注意结合文学史的现实来讨论问题。吴先生认为，《文心雕龙》的许多篇章，都与文学史有关系，有通史，也有专史，如《时序》是上古和中古的文学史，《明诗》是上古、中古的诗歌史，《诠赋》是先秦、两汉、魏、晋的赋史，《乐府》是上古、中古的乐府史。了解文学史的真实面貌，对于正确理解刘勰《文心雕龙》的理论观点，意义同样非常重要。吴先生同时也注意结合创作经验。吴先生认为，《文心雕龙》的许多理论概括，都是刘勰创作经验的总结。吴先生工诗与骈体文，这些经验，对吴先生正确理解《文心雕龙》的文意，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作用。《文心雕龙义疏》重视从总体出发，看问题的全面，不看问题的片面。吴先生认为，刘勰有《春秋左氏传》桓公三年杜预注所谓“互举其义”的笔法，对一个作家，刘勰在这里肯定，在那里又有否定；阐述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在这里强调内容的重要性，在另一个地方，可能又只谈论形式。这些都不是自相矛盾，而是体现了刘勰实事求是、就事论事、不虚美、不隐恶的特点。同一个词语，不同的地方可能包含了不同的内涵，如《文心雕龙·原道》中的“道”，就有自然界规律、自然而然的创作规律、圣人之道三种不同内涵，如果不能分辨此种差异，就会导致牵强附会的毛病。吴先生认为，刘勰《文心雕龙》中心思想，是儒家思想，非此，无他。吴先生还强调要重视《文心雕龙》语言的特点，《文心雕龙》用骈体文写成，结构特殊，或辞有颠倒交互，或有声律、对偶的改易，或有互文，有的学者因为不明乎此，竟然错误地指责刘勰《文心雕龙》犯了常识性或者知识性错误，那无疑是论者自己所犯的一个大错误。而有的学者抓住刘勰是佛教徒的历史事实，不加分析，简单地认为刘勰的《文心雕龙》体现的是佛学思想，有的学者以调和论形式，认为刘勰的思想是儒释杂糅，或者儒释道杂糅，显然都是没有历史的观念，没有整体的观念，没有辨证的观念所带来的错误。吴先生强调抓住重点，突出《文心雕龙》作为一部文学理论著作的理论特色，并且，把考镜理论的源流，当作《文心雕龙义疏》的一个重要使命，凡是《文心雕龙》中涉及到的重大理论问题，吴先生都一一辨析，并折其中。吴先生的这个工作，使我们对《文心雕龙》重要的命题有一个历史的深度的把握。吴先生《文心雕龙义疏》最重要的贡献，还是在辨证原文和旧说的讹误方面，这个成就，散见于整部书中，如《文心雕龙·原道》对“太极”为“太古”的训解，解决了近世学者受建立和西方有可比较的哲学体系的需要，想在中国哲学体系中寻找一种先验唯心论的理论支点，因此把“太极”作为“绝对精神”“上帝”“造物”的讹误，还“太极”作为时间至早的概念的本义，无疑是对一些一知半解的学者煞有介事的宏论的“棒喝”。又比如《辨骚》云“酌奇而不失其真”之“真”，唐写本改“真”为“贞”，以求训“正”，使“奇”“正”对举。吴先生举《文选·古诗十九首》李善注“识曲听其真”的“真，犹正也”，实不烦改字。又如《通变》曰“志合文则”，元本“则”作“财”，吴先生认为“文则”本为陈言，郭璞《尔雅图赞》曰“时维文则”，其意是说修辞的规律。凡此种种，不胜枚举。吴先生的这些真知灼见，不仅仅是解决了一个文献校勘方面的具体问题，同时也给我们文献校勘工作提供了一个思想方法，就是我们今天传世的文献中的词句与新出文献的差异，不一定就是缘于传世文献的以讹传讹，或者也存在新出文献讹误的可能性，所以，在这样的时候，不一定着急去以新出文献去判断传世文献的是非，而应承认传世文献在传播过程中保存下来，必然有其自身原因的历史事实，这才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吴先生所著《文心雕龙字义疏证》约40万言，讨论了接近80个《文心雕龙》中的重要理论概念。1994年12月29日吴先生赐札谕我说：“《文心字义疏证》，……亦愚用力之作，其中《指瑕》为发愤之篇，《玄宗》尤师心之什，望贤注意诵习。”吴先生在《文心雕龙字义疏证自序》中说：“……撰述《义疏》，历四十二年而定。且思舍人书中术语，若文质、奇正、风骨、刚柔之属，莫不括囊大理，包蕴宏富，共晓维艰，特修纂《疏证》；综观全文，兼采群籍，颇事校研，假以考镜其因缘及流变与异同。每题一论，并联系作者、什篇、批评史等，体例、资材、诠释，咸皆求新，俾自树立，而不因循，知音君子，其垂意焉。”又在《文心雕龙字义疏证跋》中说：“1978年秋，余自夷陵来汉，讲授多暇，专精述作。迨《文心义疏》甫定，行复撰写右书，越三载始成。昔戴氏制《孟子字义疏证》，民到于今称之。然余非乘其体，特名同而实异者，盖旁通发挥，博文、该情欲与《义疏》相得而益彰耳。是以属词比事，能研诸虑，观澜以索源，援古以证今，树骨于典训，选言于宏富，术极数殚，终焉守故，而理物日新，必超前辙。”《文心雕龙字义疏证》也是吴先生研究《文心雕龙》的又一体例创新之心血之作，是《文心雕龙义疏》之姊妹篇也。吴先生《文心雕龙校注拾遗补正》是对《文心雕龙校注拾遗》的补正，吴先生在序中说：“东莞刘勰，深识文理，发言抗论，体大而虑周，探赜钩湛，每举事以类义，殆无字无来历。昔黄氏疏证之，范君嫌其略而加详，今杨公复补缺拾遗，嘉惠艺林，厥功甚伟。比年已还，余与武大二三子讲《文心》，以为参考要籍，故尝讽籀再四，或有怀陈，爰书简端，并师萧《选》李《注》补正之例，袬而成册，都千余事，大抵以补为主，而正次焉。”吴先生高度赞扬黄叔琳、范文澜、杨明照等学者对《文心雕龙》研究的贡献，同时，对存在的不足，给予纠正。2001年杨明照在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文心雕龙校注拾遗补正》，2000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杨明照修订本《文心雕龙校注》，也吸取了吴先生的部分补正成果，如《正纬》之言“朱紫乱矣”，《通变》之言“夫青生于蓝，绛生于蒨，虽逾本色，不能复化”，《镕裁》之言“心非权衡，势必轻重”等，吴先生皆已补出，杨明照新补，与吴先生的补正成果大同小异。杨明照先生没有吸取吴先生补正成果的部分，两相比较，也多以吴先生的补正意胜，如《辨骚》云“渔夫寄独往之才”，杨明照先生以淮南王《庄子要略》为“独往”言，又引《南齐书》《梁书》等，吴先生则说：“‘独往’连文，始见于《庄子·在宥》……”又指出嵇康《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陆云《泰伯碑》皆有言“独往”，都早于杨明照先生所引诸书。吴先生在《论语发微·自序》中说：“昔仲尼通治六经，自以熟知其故，并应机授教，语高而旨深；凡教育、政事、伦理、文学诸科，靡不毕具，包蕴可谓宏富矣。门人相与辑而论纂，因名之曰《论语》。学者当先求之，庶几能明六经之旨归。”吴先生自云二十余岁开始往来于川、湘、京、沪、齐、鲁间，即首钻《论语》，《论语发微》即为吴先生一生钻研《论语》的总结，该书对《论语》中前人时贤所未发掘之义理训诂给予训释，切实做到了不剿说、不雷同，唯是是非非而已。吴先生以《论语·学而》之言“无友不如己者”，皇侃《论语义疏》、《颜氏家训·慕贤》、朱熹《论语集注》，皆以友不如己者，则无益而有损，非为孔子本意，而发明道同为友之旨，《荀子·大略》所谓“友也者，所以相有也；道不同，何以相有也”。道同，故可以取长补短，《论语·学而》所谓“过则毋惮改”。因此，“无友不如己者”，当指善于发现朋友的优点，每一个朋友皆有优点。善于发现自己的不足，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而《老子新解》《庄子新解》继承钟泰先生《庄子发微》之学术传统，强调儒道一致之思想，并细绎庄子与老子由同而异之区分。以上诸书，皆发前人所未发，足以成一家之言，为研究《论语》《老子》《庄子》之必读参考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