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作为暴力机器，它与全球化及其理念具有本质的区别，因而也存在着冲突与矛盾。
依据谢剑南（2011）的研究，日常生活中，国家具有双重含义，“国家”有时指政府机构或权力机器。从国家历史生成的角度，原始国家的产生，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以及近现代社会，新国家的成立、独立和生成大都遵循了冲突论和融合论的模式，而且冲突占据了主要的驱动原因。正如蒂利指出的那样，不仅仅是国家发动战争，而且也是“战争造就国家”。孙中山也有过类似的论断：“国家是用武力造成的”。进入近、现代后，新国家仍然基本是在激烈的内部或内外冲突、甚至是暴力之后生成的，不可调和的冲突乃是最根本的动因。总之，国家是社会结构的矛盾产物，也是群体性冲突的结果。
当国家遭逢全球化，冲突与矛盾在所难免，如何化解冲突？有学者直接否认全球化会消解国家角色与权力（见琳达等著述《全球化与国家无能的神话》），但不管怎样，无论是思想层面，还是实践层面，国家要素在全球化的浪潮下遭到了稀释或弱化。
从理论层面看，代表性的化解国家与全球化冲突的思想是，借助博弈论，从谋求各方利益最大化的角度，来弱化国家的实体作用（青木昌彦，奥野正宽等，2002），认为从博弈论的角度，“国家是一个也包括共同观念世界的事物的概念，而不仅限于作为组织的政府那样的实体”，并且进一步指出了政府能力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的有限性，指出批判政府的许多人都是以对市场的一些假定为前提的。即市场能自发地产生高效率的结果；效率比个人间或代际的分配更重要。根据这样的判断，批判政府的人们提出了以下的主张：
(1)任何政府能做的事情，民间可以做得更好，因此政府是不需要的。
(2)政府所做的事情也许完全会被民间抵消，实际上也是如此。因此，政府是无效的。
(3)在公共部门特有的激励结构之下，由于政府的活动通常会降低社会的福利，或者至少是从某个集团中取走资源，经常是转交给素质差的其他集团，因此是妨碍了生产性的经济活动。
从实践层面看，全球化背景下，国家的权限与能力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传统的国家统治模式日益削弱。正如程琥(2003)所言，全球化代表一种社会整合力量，试图将某种模式推向全球。全球化提供了国家与社会正面冲突的一个平台，并且从根本上而言，就是对主权的冲击。全球化出现了两极趋势，一方面国际组织迅速增加，另一方面一些基本组织单元日渐增多。这两类组织都要求国家授权，把一部分权力交给它们行使。国际组织由各成员国通过缔结条约而成立，虽然国际组织没有主权，但是经过成员国缔结条约时的共同授权而享有开展行动的资格和能力，即管辖权。国际组织，既包括世界组织，如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非政府组织等；又包括区域性组织，如欧洲联盟、亚太经合组织、北美自由贸易区等。这些组织对国家主权无疑会产生重大影响。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欧盟的形成首先是谋求经济的一体化，欧洲联盟成员国范围内已经实现了商品、人员、劳务和资本的自由流动，“经济国界”基本消失。与经济一体化相伴而来的是教育的一体化、乃至政治的一体化。因为欧盟建立统一的经济区和统一的市场，其背后必然是要求统一的竞争和政府援助规则，在诸如环境保护、研究和发展、教育等领域内的密切合作。这种“欧洲一体化”的思路和原则自热而然渗透于欧盟政策实施的各个方面，当然也包括里斯本战略的实施。
里斯本战略呼吁欧盟成员国要共同“面向欧洲研究区”而努力，不管是国家层面，还是欧洲区域层面，研究活动都应该更好地整合与协调，从而确保研究活动更加具有效率和创新性。“知识三角”的提出也正是出于这一目的。里斯本战略高度重视研究与创新。不同于以往的国家创新体系强调国家（政府）、企业、教育三要素对于创新发展的功能作用，“知识三角”旨在进一步加强研究、教育与创新之间的互动，把研究、教育与创新看作是知识经济社会的关键驱动要素。也就是说，欧盟把创新体系置于知识经济的背景之下，知识与创新处于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以“知识联盟”遮蔽了政府要素。
“知识三角”让“国家要素”退居幕后，也印证了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的观点，他们将国家创新体系至于全球化背景下对该理论进行了修正，认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家之间并不存在相互竞争，其理由在于国家不同于企业，并不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作为其最终目标，而是将包括社会、经济以及民主制度等多方面价值作为其追求的目标。同时，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国与国之间的界限将远渐趋向于模糊，最终导致民族国家的消亡（李士等，2009）。
更加引人瞩目的是，“知识三角”对于国家要素的弱化不仅仅是纸上谈兵，而且是实体的存在。欧洲创新与技术学院（The European Institute of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EIT），是第一个欧洲层面的行动计划。欧洲创新与技术学院计划聚焦于“知识三角”各方主体协同发挥作用，在“知识三角”的三方主体（高等教育机构、研究机构与企业）如何整合方面进行了探索。知识与创新共同体（Knowledge and Innovation Communities ，KICs)作为EIT 进行运作的实体形式，运用交叉学科进行系统研究，以应对与解决经济与社会发展带来的挑战与问题（包括可持续能源问题、气候变化问题等），并促进高校、企业与研究机构之间的深层次协同。
总之，“知识三角”的理论与实践显示出，尽管国家创新体系的理论框架仍然存在，但推动创新的要素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林学军（2010）提出的国家创新体系分析框架，可以形象展示这种变化。见图1.所示。
图1.国家创新体系构成与要素
由上图可知，传统的国家创新体系是一种由政府主导的管理调控体系。它主要包含以大学和科研机构为核心的应用科学研究体系；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在“知识三角”体系下，由于政府退居其后，上图的大三角不复存在，而只余企业-研究-教育三要素组成的小三角，三者成为推动创新的关键要素。
综上，在以知识经济为主导的全球化背景下，国家要素弱化，国家创新体系理论遭遇挑战。欧盟的“知识三角”概念虽然跨越了国家要素的局限，改变了原有要素的构成，但借鉴了国家创新体系中的要素与系统思想以及分析框架。因此，“知识三角”是国家创新体系在全球化背景下发展的必然结果。
（
（作者:高桂娟为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研究员，同济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院副教授。该文为同济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的阶段性成果。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