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晒太阳之民主悖论（656）

假装读书

“假装”指“放假期间，列装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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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问以为，苏格拉底是人类迄今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古希腊哲学的真正导师。苏格拉底常年在广场晒着太阳和年轻人聊真理、智慧、求知、认识自我等各种终极问题。为理解苏格拉底、理解西方文化的底色，子问决定看看苏格拉底所晒的太阳。看着看着，写出所读所见所思，略作分享，以应读书。

 

五、苏格拉底晒太阳之民主悖论

 

雅典是直接民主制度的典型代表，雅典城邦召开“公民大会”决定每一个重要事件，每个公民享有在公民大会的发言权与投票权。

雅典能实现直接民主的三个根本前提是：1、奴隶劳动、公民不用劳动，从而有时间长期参与政治讨论；2、人口不多，国家不大（亚里斯多德实施直接民主的标准是公民大多相互认识，国家在一般人视力可及的范围之内）；3、公民有足够理解能力、表达能力，能听懂演讲、辩论，并在讨论中表达自己的观点。

当然，雅典的妇女、儿童、奴隶等不享有公民权利，真正作为公民参加公民大会的只是总人口中的少数人，通常不到五分之一，甚至更少。

由全体具有雅典公民权的男性公民每隔10天召开一次公民大会，投票决定雅典的内政、外交等大事，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全民大会休会期间，雅典公民抽签选出500人，组成“五百人议事会”，负责处理城邦的日常事务。各级官员也抽签产生。陪审法庭是雅典的最高司法机构，陪审员从公民中抽签选出，处理各种重大案件。

在召开期间，所有公民集于一地。在发表本次召开大会的目的后，允许每一公民对该项提案提出观点，立场有两个：赞同或反对。此时应全体寂静，带言辞意为不尊敬发言人，将会受惩。发言人下台之后，剩余公民进行投票，此时可以讨论：同意的公民将贝壳或陶片内写上提出观点公民的名字，将贝壳或陶片放到该公民的身边；不同意者不投票。每个人仅有一个票权。

在所有公民都投出票权或没有发言人后，查看每个发言人的立场及所拥有的投票，数出所有赞同提案票数和所有反对提案票数。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对提案执行或不执行。

雅典的民主是怎样形成的？

公元前8世纪，希腊王权衰落，政权由氏族贵族执掌。公元前682年起，执政官一年一选。公元前7世纪形成了由9名执政官分别掌管国家最高行政、军事、司法和宗教事务的局面。当权的氏族贵族占有大量土地，剥削和奴役贫困的氏族成员，甚至把他们卖到外邦为奴，引起普通氏族成员日益强烈的不满。

显然，王权衰弱，贵族权势增长，于是贵族要求分权，王权与贵族之间出现民主。

公元前 632年，出身氏族贵族的基隆企图夺取政权，因未得到平民支持而失败。公元前621年，执政官德拉古把习惯法用文字记录下来，公诸于众，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氏族贵族的权力。公元前 6世纪初，氏族贵族与平民的矛盾发展到十分尖锐的程度。公元前594年，由双方共同选出的仲裁人梭伦实行改革，废除了债务奴役，提高公民大会的权力，调整了公民集体内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奠定了雅典民主政治的基础。庇西特拉图（约公元前7世纪末～前527年）及其后裔的僭主统治（公元前560～前510年，中有两次间断），客观上打击了氏族贵族，改善了作为公民主体的小农的经济地位，促进了雅典经济、文化的发展。公元前 508年的克利斯提尼改革，以地域组织取代血缘组织作为国家的行政单位，削弱了氏族贵族在各方面的影响，促进了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展。

显然，贵族权势衰弱，公民权势增长，于是公民要求与贵族分权，贵族与公民之间出现民主。

由此可知，民主其实起源于统治者的统治权的衰弱，当统治者无力治理国家之时，被统治者要求分权，从而出现民主。亦即：无强力治理者之时，民主出现。所以，民主其实只是一种不得已的治理方式而已，并非那么神圣之物。

至此的民主都是西方意义的democracy，其实其本义为“多治”，指基于多数人意见进行治理的制度之意，只是在当代汉语中表达为“民主”而已。其实，基于汉语本义，“民主”并非democracy，而是“人民做主”（ peopleas master）之意。由于最后阶段的民主是民众从贵族手中获得治理权，所以，“民主” 尽管不是democracy的本意，但其实是其一种最后阶段语境的语义表达。所以，现在我们已不必苛求使用“多治”表达democracy，基本可以使用“民主”表达其意义。

批判雅典民主、西方民主者，往往总是纠结于雅典民主没有包纳女性、奴隶。子问以为，这很对，但不是最为关键的批判。最为关键的批判在于：雅典民主的大量错误决策。雅典民主最大的耻辱之一是决定毒杀苏格拉底（具体内容明日分析），雅典甚至通过公民大会决定屠杀密提林全部百姓（后未果）。而人类民主决策的巨大悲剧还有很多，如希特勒通过选举获得政权、通过议会投票发动战争与进行大屠杀等等。当今人类每天以民主形式进行大量决策，可能大多数都是错误、或者有错误的。

为什么民主决策存在如此多的错误？因为“真理不总是掌握在多数人手里”。准确的决策需要准确的判断，而准确的判断需要尽可能丰富准确的已知信息，尤其是对决策未来影响的准确信息（尽管人类迄今无法获得任何准确信息，我们甚至无法准确预测自己下一秒会做什么，但我们因为不得不做出决策，而可以基于已知信息、及其未来影响，而做出此时判断，从而在下一刻需要做出判断时，做出新的判断，以此不断推进我们的判断，使之不断向可能的准确接近一寸）。此亦即：决策判断需要对决策对象与随后可能的知识与智慧。

所以，子问认为，决策的准确性，不在于人多、人少，而在于是否拥有足够的知识与智慧。雅典民主之所以能较长时间存续，其实一个重要因素在于雅典公民具有一定的理解能力与表达能力所呈现的智慧，以及通过听辩论而形成对决策对象的知识，亦即：决策所需的知识与智慧。

若说雅典民主有一定价值，其根本不在“人民做主”，而在“智慧做主”，或者说，雅典政治制度的核心不是“民主”，而是“智主”。古希腊100多个城邦中，采用直接民主制度的并非雅典一个城邦，唯有雅典民主有一定价值，原因或许在于此。

苏格拉底在雅典的诸多讨论，并非以投票方式决定信从哪一观点、得出哪一结论，而是通过知识分享、智慧激发，而形成判断、得出结论。苏格拉底晒的太阳的政治底色不是多数人做主的民主，而是“知识与智慧”做主的“智主”。

认知理论告诉我们，人类无法对任何现象形成准确、全面的认知。人类要形成尽可能全面、准确的认知，唯有借助跟众人的认知，形成尽可能丰富的认知。由此可知，民主具有弥补人类认知缺陷的重要作用。

然而，我们知道，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尤其是非小国寡民形态的国家与社会治理，原本是一门专业，需要专业能力。是否每一个公民都有能力、有兴趣参与国家决策？其实不然，诸多的民主之错都是明证。而且，民主造成的决策迟滞，也说明民主在需要快速决策之时并非最佳选择，而只是不得已之策。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民主起源于治理者无足够治理智慧，然后人类选择基于大多数的智慧进行判断而治理，而实际上，大多数人的智慧却未必值得信赖，这本只是治理者逃避治理之责、让众人分担治理责任的不负责任之策。

民主就如此陷入了自身的悖论。

子问斗胆胡言，不知然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