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中外虎争，文无所用”，科学成了显学。时风所及，“理科学生瞧不起文科学生”就成了常态。不过，科举文化的崇文传统，还是渗透在人们的潜意识中。无论理科生文科生，若能“写一手漂亮的文章”，依然很容易吸人眼球；尤其在80年代的文学热中，“写作”是普通才子们比较容易接近的一种“自我实现”途径。因此，尽管当时也重理轻文，但在文科各系中，中文系的吸引力却很高。不少“文青”或“准文青”都以为，中文系就是教写作的。所以，像我这样学中文的人，一开头对写作课也颇为看重。
实际上，作为一门实践性的课程，“写作”既无传统学问的精深，也无理论课程的高玄，在中文系的课程系统中，常常为教授们所轻视。不过，从77级开始，直到80年代后期，中文系学生的文学热情一直不减，所以写作课的地位也因此很高，虽然课程本身未必让人的写作能力有多少飞升，但由于我们的写作课，是由姜澄清先生执教的，他的渊博、通达和趣味，却没有让大家对这门课的期望落空。
姜老师出身于云南昭通一个书香世家，其家族在云南颇有名气，父辈四兄弟不仅受过传统教育，而且有三位曾先后留日，是云南现代教育的开拓者，他的堂兄姜亮夫先生更是国学名家。受家庭熏陶，姜先生从小临帖、观画、诵读传统经典，大学又读的是中文系，受过系统的文学训练，诗书功底深厚，文艺鉴赏力很高。
那时，姜先生刚从省艺校调来贵大不久，40多岁的样子，面貌清瘦，戴一顶灰色呢帽，架一副深度近视眼镜，整日烟不离手，风度并不“翩翩”。但他一上课，见识和趣味，就镇住了我们。 姜先生第一次上写作课，就泼这门课的冷水，说你们千万别相信写作可以教，想搞创作，除了天分和经验之外，趣味的熏陶和情操的培养也很重要。熏陶的方法别无它途，就是多读，多看，尤其是要从第一流的作品读起，庶几可以揣摩到创作的玄机。 那时，并无写作教材，姜先生上课也不用讲稿，不罗列后来的很多写作教材都要塞入的枯燥无用的写作条规。他就这么讲着，海阔天空，信手就拈来古今中外各种具体文艺事例，娓娓而谈：他讲《玩偶之家》的结尾，娜拉离去，海尔茂伤心欲绝，剧场里响起了摔门的声音，戛然而止，余音袅袅；他讲《安娜·卡列尼那》的开头，托尔斯泰用一个警句，既引出卡列宁的家事，也给整个作品的悲剧定了调；他讲国画重“气韵”，而不像西画讲块面和造型，造成了中国艺术的“玄学”追求；他讲《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警句迭出，逻辑井然而激情奔涌，《反对党八股》则平易而曲折，从容中蕴含着中式智谋，等等。讲着讲着，他也会不时地穿插一些古人的游戏文字，如讲讲苏伯玉妻的盘中回文诗、讲讲苏轼“长亭短景无人画”的“神智体”诗歌，讲点与文艺创作有关的逸闻趣事，以作课堂佐料。说者精鹜八极，听者心游万仞，这也是一种趣味的熏陶。
姜老师所用的分析事例，很多都来自各类名篇、典籍或现代学术著作。有一次，他讲到对同一事件，可以有不同表达方式和风格时，举了《梦溪笔谈》、《扪虱新话》等书中记载的事例，说一匹奔马踩死了一条黄狗，不同文人以一句话记下此事，形成了不同风格的句子：“马逸，有黄犬遇蹄而毙”，“有犬死奔马之下”，“有奔马践死一犬”，“有奔马毙犬于道”“有犬卧通衢，逸马蹄而死之”“逸马杀犬于道”，等等。让人意识到，即使是写一个句子，如何表达得简洁到位，也是要斟酌的。 姜先生的课，从容散漫中自有博识和情趣，而他不时闪出的睿智和幽默，也常常引起哄堂大笑。不过，也有些喜欢把笔记记得纲目清晰的同学，上他的课就有点一筹莫展。一次某君抱怨道，上姜老师的课抓不到重点，不好记笔记，听的时候很开心，过后却不知道说了些什么。但对我而言，这种散漫、博识而富有趣味的课却比那些纲目清晰的高头讲章更让人有获益，许多干枯概念的阐释和条规的陈述早已化为一片扬尘，无影无踪，但心灵的感悟和熏陶却变成了潜意识而沉淀下来。条理清晰的教科书好找，但这样的课却无法复制。正是从他的课堂上，我听说到了不少书籍和作品，然后按图索骥，找来阅读，常有斩获。 姜先生讲写作，也并不纸上谈兵，他很注重写作练习。最初会在课堂上搞点命题作文。但更多的时候，是布置课后作文，除诗歌外，体裁不限，大家多以小说、散文为主。全班63人，每次作文，他都认真批改，有好句子或段落，他就行行圈点，写得不好的地方，他也会划出来或更正，文末都有评语。不过，我虽然从写作课上学到不少东西，作文却没出过采。一次课堂作文，我文思枯涩，胡编乱造，姜老师一眼看穿，只给了65分，还在文末批道：写作文不能胡编乱造，否则破绽百出，写完后要多读几遍，删除可有可无的字句。这也算是从写作课获得的教训之一。 一般而言，中文系老师多对学生创作并不热心，反而不时泼点冷水，让学生回归学术“正途”，但姜先生却很鼓励有创作能力的同学写作。那时班上，颇有一些文字功夫不错的同学，有几个人的高考作文曾被选入77年的高考优秀作文编辑出版，入学后，也有很多人热心写作。姜先生因势利导，加以鼓励，不仅在课堂上对好作文加以讲评，还把不错的习作编为专辑，刻印出来，发给全班观摩，这本姜先生组织编选的77级作文选，我至今手头还保存着。
这种对创作的鼓励和奖掖，也让那个文学时代里学生的创作热情燃烧得很旺盛。下午没有课时，常常有人将带有写字板的扶手椅搬到教室外的树荫下，在厚厚一叠稿子上写着小说。那时的大学比较自由，既看不到什么辅导员，也没有宿管员，教室和宿舍也没有灯火管制，所以，夜游神们往往写到很晚才回来，进屋之后。又开始兴奋地谈起自己的某篇小说构思。这种写作热情也结出了果实，班上不少同学的大作，都在当时的一些文学刊物和报纸上得以刊载。有人还成为本省小有名气的校园作家。
姜先生对学生如师亦如友。那时的学生大多工作过，所以先生并不完全拿我们当学生看，下课休息时，掏出香烟，就散发给与他交谈的同学，瘾君子们一起吞云吐雾，谈玄探幽，这种景象在今天各个已经体制化的大学，已经完全不可思议。
晚上，常有同学到姜老师那里去，听他坐而论道。喜欢书法的同学，从他那里获益尤多。第一次全国大学生书法竞赛，我班同学就斩获过包括一等奖在内的几个奖项，鲍贤伦君与78级历史系的包俊宜君，都获得了一等奖，这在一般高校是少有的。这两位如今已是浙江和贵州省书协主席了，而杨光融、黄天舜、熊洪斌等同学，也是当今贵州书法界的名家。
可惜，愚顽如我者，辜负了与姜老师在一起的机会，虽然也曾随大流临了两天“多宝塔”，却至今对书法一窍不通，完全是外行。记得当时拿到发还的作文，看到上面姜老师的钢笔批语，我心中还不免嘀咕，为啥姜老师的字写得这么歪歪扭扭的？
在校读书期间，姜先生在学术上尚未发力，所以当时没有读过他的学术文章，只在《贵州日报》上看过他的一篇杂文，文白夹杂，辛辣生动，颇有点鲁迅风。很多年后，在济南的一家书店里，我见到他的《易经与中国艺术精神》一书，买来读后，又好像重回课堂听他论道。我给他去了一封信，那时，他已做了多年的贵大图书馆长，在回信中，依然用他如昔的幽默，历数当时“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荒唐，并戏称自己“文化官不懂官文化”。
姜先生在书画领域著作颇多，散文也写得别有洞天，但他从来不是皓首穷经的学究，而更像一个讲求“性灵”的名士。他治学和写作都是为了乐趣。他喜欢玩，在学生中也是有名的，除了通过读书论学、赏诗谈画来获得乐趣外，跳舞、筑方城也是他的赏心乐事之一。
那时，交际舞刚刚复苏，学校和班级周末经常举办舞会，在舞会上，不少同学都不会跳，老师们却都舞姿翩翩。没想到，平时看起来有些萎靡的姜先生也是“舞林高手”，他常常教人学舞步，也培养了几个“舞林弟子”。一次，他组织我们班到花溪公园去野餐和跳舞，带了许多啤酒去，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啤酒，那以后，啤酒逐渐成为我唯一能接受的酒类。
姜老师余暇时也常常打麻将，据说，他是麻将高手。毕业后这么多年，班上的一些同学每到春节，都会聚到他家去，师母给大家煮汤圆、做饭，其他人就在那里幺三喝四地筑方城。这样的聚会，我在毕业多年之后参加过一次。
退休之后，姜先生玩性似乎更浓，他不仅在读书作文中找乐子，也写写画画，在书画中寄托自己的兴致。如今80多岁了，依然烟不离口，或谈玄探幽，或翰墨写意，或方城小憩，或远游天涯，一直玩兴不减。
是真名士自风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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