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中外虎争,文无所用”,科学成了显学。时风所及,“理科学生瞧不起文科学生”就成了常态。不过,科举文化的崇文传统,还是渗透在人们的潜意识中。无论理科生文科生,若能“写一手漂亮的文章”,依然很容易吸人眼球;尤其在80年代的文学热中,“写作”是普通才子们比较容易接近的一种“自我实现”途径。因此,尽管当时也重理轻文,但在文科各系中,中文系的吸引力却很高。不少“文青”或“准文青”都以为,中文系就是教写作的。所以,像我这样学中文的人,一开头对写作课也颇为看重。
实际上,作为一门实践性的课程,“写作”既无传统学问的精深,也无理论课程的高玄,在中文系的课程系统中,常常为教授们所轻视。不过,从77级开始,直到80年代后期,中文系学生的文学热情一直不减,所以写作课的地位也因此很高,虽然课程本身未必让人的写作能力有多少飞升,但由于我们的写作课,是由姜澄清先生执教的,他的渊博、通达和趣味,却没有让大家对这门课的期望落空。
姜老师出身于云南昭通一个书香世家,其家族在云南颇有名气,父辈四兄弟不仅受过传统教育,而且有三位曾先后留日,是云南现代教育的开拓者,他的堂兄姜亮夫先生更是国学名家。受家庭熏陶,姜先生从小临帖、观画、诵读传统经典,大学又读的是中文系,受过系统的文学训练,诗书功底深厚,文艺鉴赏力很高。
那时,姜先生刚从省艺校调来贵大不久,40多岁的样子,面貌清瘦,戴一顶灰色呢帽,架一副深度近视眼镜,整日烟不离手,风度并不“翩翩”。但他一上课,见识和趣味,就镇住了我们。 姜先生第一次上写作课,就泼这门课的冷水,说你们千万别相信写作可以教,想搞创作,除了天分和经验之外,趣味的熏陶和情操的培养也很重要。熏陶的方法别无它途,就是多读,多看,尤其是要从第一流的作品读起,庶几可以揣摩到创作的玄机。 那时,并无写作教材,姜先生上课也不用讲稿,不罗列后来的很多写作教材都要塞入的枯燥无用的写作条规。他就这么讲着,海阔天空,信手就拈来古今中外各种具体文艺事例,娓娓而谈:他讲《玩偶之家》的结尾,娜拉离去,海尔茂伤心欲绝,剧场里响起了摔门的声音,戛然而止,余音袅袅;他讲《安娜·卡列尼那》的开头,托尔斯泰用一个警句,既引出卡列宁的家事,也给整个作品的悲剧定了调;他讲国画重“气韵”,而不像西画讲块面和造型,造成了中国艺术的“玄学”追求;他讲《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警句迭出,逻辑井然而激情奔涌,《反对党八股》则平易而曲折,从容中蕴含着中式智谋,等等。讲着讲着,他也会不时地穿插一些古人的游戏文字,如讲讲苏伯玉妻的盘中回文诗、讲讲苏轼“长亭短景无人画”的“神智体”诗歌,讲点与文艺创作有关的逸闻趣事,以作课堂佐料。说者精鹜八极,听者心游万仞,这也是一种趣味的熏陶。
姜老师所用的分析事例,很多都来自各类名篇、典籍或现代学术著作。有一次,他讲到对同一事件,可以有不同表达方式和风格时,举了《梦溪笔谈》、《扪虱新话》等书中记载的事例,说一匹奔马踩死了一条黄狗,不同文人以一句话记下此事,形成了不同风格的句子:“马逸,有黄犬遇蹄而毙”,“有犬死奔马之下”,“有奔马践死一犬”,“有奔马毙犬于道”“有犬卧通衢,逸马蹄而死之”“逸马杀犬于道”,等等。让人意识到,即使是写一个句子,如何表达得简洁到位,也是要斟酌的。 姜先生的课,从容散漫中自有博识和情趣,而他不时闪出的睿智和幽默,也常常引起哄堂大笑。不过,也有些喜欢把笔记记得纲目清晰的同学,上他的课就有点一筹莫展。一次某君抱怨道,上姜老师的课抓不到重点,不好记笔记,听的时候很开心,过后却不知道说了些什么。但对我而言,这种散漫、博识而富有趣味的课却比那些纲目清晰的高头讲章更让人有获益,许多干枯概念的阐释和条规的陈述早已化为一片扬尘,无影无踪,但心灵的感悟和熏陶却变成了潜意识而沉淀下来。条理清晰的教科书好找,但这样的课却无法复制。正是从他的课堂上,我听说到了不少书籍和作品,然后按图索骥,找来阅读,常有斩获。 姜先生讲写作,也并不纸上谈兵,他很注重写作练习。最初会在课堂上搞点命题作文。但更多的时候,是布置课后作文,除诗歌外,体裁不限,大家多以小说、散文为主。全班63人,每次作文,他都认真批改,有好句子或段落,他就行行圈点,写得不好的地方,他也会划出来或更正,文末都有评语。不过,我虽然从写作课上学到不少东西,作文却没出过采。一次课堂作文,我文思枯涩,胡编乱造,姜老师一眼看穿,只给了65分,还在文末批道:写作文不能胡编乱造,否则破绽百出,写完后要多读几遍,删除可有可无的字句。这也算是从写作课获得的教训之一。 一般而言,中文系老师多对学生创作并不热心,反而不时泼点冷水,让学生回归学术“正途”,但姜先生却很鼓励有创作能力的同学写作。那时班上,颇有一些文字功夫不错的同学,有几个人的高考作文曾被选入77年的高考优秀作文编辑出版,入学后,也有很多人热心写作。姜先生因势利导,加以鼓励,不仅在课堂上对好作文加以讲评,还把不错的习作编为专辑,刻印出来,发给全班观摩,这本姜先生组织编选的77级作文选,我至今手头还保存着。
这种对创作的鼓励和奖掖,也让那个文学时代里学生的创作热情燃烧得很旺盛。下午没有课时,常常有人将带有写字板的扶手椅搬到教室外的树荫下,在厚厚一叠稿子上写着小说。那时的大学比较自由,既看不到什么辅导员,也没有宿管员,教室和宿舍也没有灯火管制,所以,夜游神们往往写到很晚才回来,进屋之后。又开始兴奋地谈起自己的某篇小说构思。这种写作热情也结出了果实,班上不少同学的大作,都在当时的一些文学刊物和报纸上得以刊载。有人还成为本省小有名气的校园作家。
姜先生对学生如师亦如友。那时的学生大多工作过,所以先生并不完全拿我们当学生看,下课休息时,掏出香烟,就散发给与他交谈的同学,瘾君子们一起吞云吐雾,谈玄探幽,这种景象在今天各个已经体制化的大学,已经完全不可思议。
晚上,常有同学到姜老师那里去,听他坐而论道。喜欢书法的同学,从他那里获益尤多。第一次全国大学生书法竞赛,我班同学就斩获过包括一等奖在内的几个奖项,鲍贤伦君与78级历史系的包俊宜君,都获得了一等奖,这在一般高校是少有的。这两位如今已是浙江和贵州省书协主席了,而杨光融、黄天舜、熊洪斌等同学,也是当今贵州书法界的名家。
可惜,愚顽如我者,辜负了与姜老师在一起的机会,虽然也曾随大流临了两天“多宝塔”,却至今对书法一窍不通,完全是外行。记得当时拿到发还的作文,看到上面姜老师的钢笔批语,我心中还不免嘀咕,为啥姜老师的字写得这么歪歪扭扭的?
在校读书期间,姜先生在学术上尚未发力,所以当时没有读过他的学术文章,只在《贵州日报》上看过他的一篇杂文,文白夹杂,辛辣生动,颇有点鲁迅风。很多年后,在济南的一家书店里,我见到他的《易经与中国艺术精神》一书,买来读后,又好像重回课堂听他论道。我给他去了一封信,那时,他已做了多年的贵大图书馆长,在回信中,依然用他如昔的幽默,历数当时“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荒唐,并戏称自己“文化官不懂官文化”。
姜先生在书画领域著作颇多,散文也写得别有洞天,但他从来不是皓首穷经的学究,而更像一个讲求“性灵”的名士。他治学和写作都是为了乐趣。他喜欢玩,在学生中也是有名的,除了通过读书论学、赏诗谈画来获得乐趣外,跳舞、筑方城也是他的赏心乐事之一。
那时,交际舞刚刚复苏,学校和班级周末经常举办舞会,在舞会上,不少同学都不会跳,老师们却都舞姿翩翩。没想到,平时看起来有些萎靡的姜先生也是“舞林高手”,他常常教人学舞步,也培养了几个“舞林弟子”。一次,他组织我们班到花溪公园去野餐和跳舞,带了许多啤酒去,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啤酒,那以后,啤酒逐渐成为我唯一能接受的酒类。
姜老师余暇时也常常打麻将,据说,他是麻将高手。毕业后这么多年,班上的一些同学每到春节,都会聚到他家去,师母给大家煮汤圆、做饭,其他人就在那里幺三喝四地筑方城。这样的聚会,我在毕业多年之后参加过一次。
退休之后,姜先生玩性似乎更浓,他不仅在读书作文中找乐子,也写写画画,在书画中寄托自己的兴致。如今80多岁了,依然烟不离口,或谈玄探幽,或翰墨写意,或方城小憩,或远游天涯,一直玩兴不减。
是真名士自风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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