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后汉书》中的蔡文姬
蔡琰，陈留蔡邕之女，字文姬。《后汉书·列女传》载：“（文姬）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适河东卫仲道。夫亡无子，归宁于家。兴平中，天下丧乱，文姬为胡骑所获，没于南匈奴左贤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素与邕善，痛其无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赎之，而重嫁于（董）祀。”由此，后世流传蔡文姬的故事梗概得以成型：蔡文姬于乱世为胡所掳，归于左贤王，生育二子，后得曹操相赎而重返汉地。
二、《悲愤诗》非述己身
《后汉书》蔡文姬传文后附其“感伤乱离，追怀悲愤”之《悲愤诗》二章，今人多以为《悲愤诗》乃蔡琰自述身世的“自传体”作品，实非。
《悲愤诗》第一章可分为三部分。开头四十句为第一部分，叙写董卓部下滥杀百姓，掳掠妇女财物。其中
平土人脆弱，来兵皆胡羌。
猎野围城邑，所向悉破亡。
斩截无孑遗，尸骸相牚拒。
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
长驱西入关，迥路险且阻。
所述与董卓部下暴行相符。蔡琰乃陈留大族，董卓入朝当权，蔡邕因名重天下而得到董卓的敬重和提拔。蔡邕无子，当时虽然仓猝入朝，也极可能携爱女文姬一同；即使文姬未随父入京，董卓的部下亦决不至于胆敢公然劫掠名满天下、当时正受董卓宠重的公侯之女。那么，蔡琰不在诗中所述遭难妇女之列，当无可疑。但董卓部下劫杀淫掠陈留的暴行，蔡琰当有目睹或耳闻，于是她用悲悯哀伤的笔触记下了这令人碎心断肠的情景。
第二部分次四十句，叙写被掠妇女不习惯边荒之地的生活，思念父母家乡，期盼着能早日回归故里。且因羁留时间长，有些妇女已育有子女，当侥幸有亲人来接时，又要面临骨肉分离的痛苦。尤其幼子的泣诉，至真至切，令人动容。关于这一段内容，通行的看法是写蔡琰在南匈奴的生活及被赎回时的情景。但结合前面的分析，此部分所写当是被董卓将卒劫掠到西部边地的妇女。董卓久处羌中，中平元年因功封为斄乡侯，西部羌胡地区才是他的大本营。这些被掳的女性，倍受奴役的苦辛，若有亲人来接，实属侥幸。蔡琰的诗，正是要反映战乱加予广大妇女身心之上的无限痛苦与哀伤。
第三部分叙述侥幸得归的妇女归途中的感伤和回家后的凄凉。此中所述，乃战争中遭受流离之苦的妇女悲惨情景的典型概括，而非叙写蔡琰自己的遭遇。蔡氏乃陈留大族，蔡邕与叔父从弟同居，三世不分财。灵帝时，蔡邕为议郎，其叔父蔡质为卫尉。蔡氏家族庞大，在朝廷亦有一定势力。蔡邕罹难，未闻累及家属，则陈留蔡氏家族未受大损。蔡琰还家时当不至于“既至家人尽，又复无中外”。另，曹操既顾念与蔡邕旧情而将蔡琰赎回，亦当给予妥帖照顾，定不至于使其“茕茕对孤影”，孤苦无所依。
三、蔡文姬为胡所获，嫁南匈奴左贤王？
据《后汉书·南匈奴传》记载，南匈奴在灵帝中平年间至献帝建安二十一年这段时间里，除单于于扶罗即位之初，因国人叛乱，向汉廷求助而不得，遂趁天下大乱之机寇掠河内诸郡之外，在其他时间里与汉朝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甚至帮助汉朝军队对付董卓余党，翼卫天子。蔡琰若果为南匈奴所掳，最有可能的时间就是兴平二年李傕、郭汜等人攻入长安，董承、杨奉招引白波帅李乐、韩暹、胡才及南匈奴去卑共同对付李傕、郭汜的这段时间。据《后汉书·献帝纪》，去卑正是南匈奴左贤王。但左贤王去卑此后一直留在汉廷，直到建安二十一年才得以返回南匈奴。如果身为天下名士、高阳乡侯蔡邕之女的蔡琰嫁给了南匈奴左贤王，史书当有记载；且去卑就在汉廷，曹操遣人赴南匈奴赎人之说也难以成立。
四、蔡文姬留胡十二年并育二子？
蔡琰没入匈奴事容或有之，但也不可能归于左贤王，亦不能滞留匈奴太久，更不可能生有二子。蔡琰为名士公侯之女，若与南匈奴左贤王育有二子，那么这两个孩子即为匈奴王子，但不见相关记载，实属可疑。再者，蔡琰所处时代，虽然儒家礼教对妇女的约束尚不严，妇女再嫁尚属寻常事，但流落异族并生有孩子，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以蔡琰这样的大家之女，当不至于将这种事发露于诗作之中。苏东坡言《悲愤诗》“明白感慨”，不够含蓄，实际也包含此意。那么，最大的可能就是范晔误读了蔡琰的作品。范晔之《后汉书》，多采野史、传说入传，其人物事迹多有不相连属甚至扞格难通之处，也多虚假不实之记载，若其将《悲愤诗》看作蔡琰自述身世之作，进而演化出蔡琰滞留匈奴十二年并生有二子的情节亦在情理之中。
（以上内容节选自邢培顺《汉魏文学散论》之《蔡琰〈悲愤诗〉非自述身世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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