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該文雖未明言與鄧廣銘先生商榷，然實則處處針對鄧先生《論〈四庫全書存目叢書〉不宜刊行》一文而發。鄧文以存目之書多有與庫書重複者爲由，反對無謂印行，該文則認爲雖重複之書亦需甄別版本而定；鄧文言存目中多有僞書，該文則認爲僞書亦有價值；鄧文舉王洙《宋史質》、柯維騏《宋史新編》爲例，認爲不必印行，該文則認爲王、柯二書之存目，實因政治而非學術。以今日之見而言，似以王紹曾先生之說爲勝。
清代著名學者、“儒藏說”的倡導者和實踐者周永年曾經說過：“書籍燦陳,且如淮陰用兵，多多益善。”大藏書家、目錄版本學家黃丕烈也說：“讀書在廣見博聞,余謂藏書之道亦然。”藏書的目的在讀書，讀書要廣見博聞,首先要藏書廣見博聞。這就是周永年把藏書比作韓信用兵的重要原因。藏書無論對個人、對國家,還是對所有的圖書館來說，為科學研究提供豐富的圖書資料，都是至關重要的。因此，圖書是從來不嫌多的。我國有五千年光輝燦爛的文化，有豐富的典籍，但由於漫長的封建社會，戰亂頻仍，政府缺乏妥善保護圖書的有效措施，加上水火蟲魚的侵蝕、封建統治者的肆意禁毀，留存下來的圖書，本來只有十之一二，是怪可憐的。歷代史志、藝文志著錄的圖書，流傳下來的，為數寥寥，這就是最好的見證。清修《四庫全書》，收錄圖書3461種（文淵閣本）。人們都承認它是中國歷史上最浩大的文化工程。然而以此與歷代史志藝文著錄的圖書相較，就微不足道。有人估計，現存的古籍有12萬至15萬種，光清代人的著作就有將近八萬種，如果這個數字可靠的話，那麼《四庫全書》之外，還有大量的典籍需要我們去搶救整理。就拿纂修《四庫全書》來說，四庫館臣秉承統治者的意旨，把全國徵集來的大量圖書6793種，摒棄在《四庫全書》之外，幾乎是《四庫全書》的兩倍。他們把這些書列入《四庫全書總目》的存目，不予流傳。當時四庫館臣是親自見到的，事隔兩個世紀，這6793種圖書，現在實際流傳下來的，不過四千餘種，而且大都傳本稀罕，有不少已是孤本。如果說，《四庫全書》基本上囊括了我國18世紀中葉以前的主要典籍，那麼應該說還是不完全的。為了弘揚我國優秀的傳統文化，為了妥善保存古代典籍，為全國科學工作者提供更豐富的圖書資料，編纂《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自有它的必要性和緊迫感。我們不談古籍整理則已，如果僅僅注意少數名著的點校、注釋、今譯，而忽略這樣整批、大量的典籍，聽其自生自滅，不予搶救、整理、影印流傳，那就是見羽毛而不見輿薪。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再過一二百年，就連現存的四千餘種，也未必能長期保存，更談不上充分利用這樣的圖書資源了。
最近幾年，由於工作的需要，對《四庫全書總目》作了一些探討，我發現四庫館臣之所以把近七千餘種古籍列入存目，從表面上看，不外兩種原因：一是“言非立訓，義或違經”；二是“尋常著述，未越群流”。這兩種原因，自然是帶著統治階級的偏見的。實際上在這兩種原因的背後，另有一種極為重要的指導思想，就是要把《四庫全書》的規模，限制在3500種左右。為了纂修《四庫全書》，弘曆動用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先後集中四千余人，歷時十五年之久，才得以完成。如果再要擴大規模，勢必曠日持久，觀成無期，而且也超過了清朝政府在人力物力上所能承受的能力。即便如此，弘曆當時已經發覺《四庫全書》的卷帙浩繁，擔心他自己看不到全書的最後告成，因而在纂修《四庫全書》的同時，又命令總裁官于敏中和王際華等，從全書中選取經、史、子、集各部分書472種，纂成《四庫全書薈要》，用五年時間抄成兩部，以備宸覽。可見纂修《四庫全書》的規模，有着一定的限度。為了把六千七百餘種書列入存目，不得不製造藉口，錚錚有詞地舉出這樣那樣的理由。其中少數在統治者看來是“言非立訓，義或違經”的著作，自然要口誅筆伐；所謂“尋常著述，未越群流”，就有很大的彈性。無怪乎在《四庫》存目的提要中有不少著作的評論是瑕瑜互見，與收入《四庫》的書並無多大差別。這就不難看出《四庫》與存目之間，並不存在鴻溝。假使《四庫全書》可以擴大規模，存目中有很大一部分書是可以入錄的。至於是不是偽書，並不是《四庫全書》取捨的標準，這在《四庫全書總目·凡例》中有明確交代。偽《古文尚書》、《關尹子》、《列子》、《亢倉子》、《無能子》，是盡人皆知托名的偽作，不是照樣著錄嗎？五代王仁裕的《開元天寶遺事》，洪邁《容齋隨筆》即已指其偽托，而且“委巷相傳，語多失實”，照樣著錄在子部小說家類。這一點，倒是四庫館臣們的明智之舉。因此，我們大可不必因為存目中有部分偽書而大驚小怪。梁任公早就說過“偽書中有真史料”，這是早已為學術界公認的常識。
根據我的體會，四庫館臣所說的“言非立訓，義或違經”，這是冠冕堂皇的話，很容易引起人們誤解，以為指的是學術上的“異端邪說”。其實這類著作，不光如李贄的《藏書》“狂悖乖謬，非聖無法”，更為重要的是直接觸犯清朝統治者的利益。如王洙的《宋史質》、柯維騏的《宋史新編》，他們居然無視遼金元三朝的天下，以明繼承宋統，甚至“以遼金二朝，置之外國，與西夏、高麗同列”，真正觸到清朝統治者的痛處，所以把王洙說成“自有史以來，未有病狂喪心如此人者，其書可焚，其版可斧。其目本不宜存，然其書自明以來，印本已多，恐其說或存於世，熒無識者之聽，為世道人心之害。故辭而闢之，俾人人知此書為狂吠，使邪說不至於誣民焉”。《四庫全書總目》雖然肯定《宋史新編》“糾繆補遺、亦頗有所考訂”，但因作者未將遼金元繼承宋統，這在清朝統治者看來，無疑是當頭一棒，遂被視為邪說誣民的著作，而入於存目。這分明是政治上的觸犯，而非學術上的異端。這樣的取捨標準，顯然是以是否符合清朝統治者的利益為前提的。這類例子，恕不縷舉。至於因學術上的門戶之見而排斥一部分著作不予著錄，也是司空見慣的事。《四庫全書總目》總的傾向是揚漢抑宋，對宋儒動輒微文譏刺，曲肆詆諆，特別對朱熹的著作每多挾持成見。在宋明理學上，則又尊程朱而貶陸王。對於王學傳人的著作，如王艮的《心齋約言》、王畿的《龍溪語錄》、《龍溪全集》，鄒守益的《東廓集》都列入存目。在存目中，在類目上也有講究，如朱得之的《宵練匣》、羅汝芳的《近溪子明道錄》，都被貶入子部雜家類存目，表示他們迥非儒家著作。這類學術上的偏見，在《總目》中屢見不鮮。這就是余嘉錫先生在《目錄學發微》中所說的“好惡奪於中，而是非亂於外”。儘管《總目》在總體上是劉向、劉歆以後僅有的著作，但具體到每種書的評價上則不能無失。因此,我們對《四庫》存目的書，決不能以《總目》的評價為依據，而是應該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重新加以衡量。當然，要正確評價一部書，並不那麼容易，需要有充裕的時間，由專家們來做。我同意《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委會首先把分散在全國200多家圖書館、博物館的《四庫》存目4000餘種書，分別攝照影印，使《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繼軌全書，沾溉藝林。這的確是繼《四庫全書》之後，我國文化史上的又一座豐碑。有人懷疑這樣是不是古籍整理? 我認為這是地地道道的古籍整理。首先，要把分散在全國各地的4000多種書拍下膠片。並不是輕而易舉的事。其次，每種書可能有幾個不同的版本，需要精細的鑒別，決定棄取。其三，每一種書都可能有缺卷缺頁，或版刻模糊之頁，不但需要補缺，而且需要描潤，描潤的加工程式是十分複雜的。要保證描潤不出差錯，也絕非易事。
關於《四庫全書》已經收錄，而又在存目中裁篇別出的書，到底要不要保留。我以為必須視具體情況而定。如果在存目中裁篇別出的書，版本勝於庫本，仍然需要保留。因為庫本的底本，可能刻印較早，或者並非足本；裁篇別出的單行本，如果刻印較後，又經過一番校訂，在版本上肯定優於庫本。因此，對待這樣一類書，必須經過嚴格核對，決不能以耳代目。
總之，編纂出版《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是搶救保存古代典籍、弘揚優秀傳統文化的一大盛舉。這4000餘種書，一旦在國內外廣為流傳，使讀者得以恣意披讀，則對學術文化的發展，必將起到越來越大的作用。
（原載《光明日報》1994年12月2日第5版，
又載《北京大學學報﹒社科版》1997年第5期）
選自｜王紹曾：《目錄版本校勘學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編輯：高祺琪
排版：榖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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