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藏稀见八股文集《一隅集》考论
（本文原刊于《复旦学报》2017年第5期）
陆陇其(1630-1693)，浙江平湖人，康熙九年进士，历官嘉定、灵寿知县及四川道试监察御史。“清节直声，表著天下”[1]。张师载称他“昭代粹儒，接孔孟之真传，绍程朱之正脉。凡所论述，阐明幽微，黜塞邪伪，亦既家有其书矣”。[2]他“虽位未究用”[3]，官阶并不高，但以其“克己之严，造道之勇，自少而老，矻矻不懈”[4]的理学精神而著称。《浙江通志》说他“评生讲学，不为科举。尝云：‘穷理不居敬则玩物丧志，居敬不穷理则师心自用。’点勘宋元诸儒语录，苟与朱子之论似是而非者，必辟之。”[5]清初，为加强政治文化控制，清廷实行了一系列尊儒崇道的措施。尊崇孔子，推重朱熹，编纂刊行儒学经典，重开科举，特开博学鸿词科，选拔理学的奇才硕彦。在康熙朝所推重的理学家名单中，陆陇其榜上有名。在朱子学官方化的过程中，陆陇其功不可没。雍正二年从祀文庙，乾隆元年追谥“清献”。
陆陇其一生致力于儒家经典的研读阐释。自31岁（康熙元年）起，他完成了《增定四书大全》、《四书讲义》及续编、《问学录》、《松阳讲义》等一系列与经学相关的著作。康熙十三年，他儿子定徵15岁，早已到了应该学写八股文的年龄。尽管他“平生讲学，不为科举”，但为了儿子，他还是特意选取明朝先辈制义88篇，编写了《一隅集》。
据陆陇其《三鱼堂日记》，康熙二十七年戊辰七月“廿六日，《一隅集》完工”[6]。这是《一隅集》初刻的具体时间。吴光酉说：“是集本家庭授受之书，先生以习举业者均不可不知，恐流传不广，遂镂板行世。”[7]陆陇其在世时，此书也曾被重刻。当得知周梁（字好生，嘉善人）将重刻他的《一隅集》时，他说：“《一隅集》猥蒙重刻，极承雅爱。但恐未必能多行，徒费足下一番经营耳。”[8]《一隅集》的印数始终不多，陆陇其自己也深知此书并非畅销书，故曰“恐未必能多行”。
《一隅集》的编纂本在于指点、培养有志于对儒家经典、历史文化进行深入全面的修养者。康熙二十八年，陆陇其任直隶灵寿县知县，他在向直隶学院申送书籍的时候说：“今之士子，穷年累月止知用力时文，而一切经史皆不暇读。所以学无根本，而士风日陋。故选先正制义数十篇，名曰《一隅集》，为之指点其开阖虚实之法，使之略知时文路径，而以其暇日，依《程氏分年读书日程》肆力于经史，庶几学有本原，而真才可出，或稍补士风之万一。”[9]将他的《一隅集》与《程氏分年读书日程》定为学校的教材，旨在指导学生尽快通过时文阶段，然后肆力于经史。
雍正二年从祀文庙之后，陆陇其被誉为“醇儒第一”、“传道重镇”[10]。他的《一隅集》始为举业界所高度重视。康熙末年，余庆县知县蒋深（武英殿纂修特授文林郎）捐置给县衙的书籍中就有一部《一隅集制义》。乾隆间赵廷钧（字尧夫）、康万驹（字骏公）都曾仿陆陇其《一隅集》而编选文章集。乾隆五十一年，高嵣将《一隅集》中“论文体”等四条收入《论文集钞》中，题为《陆稼书先生论文》。其《明文钞》之汇评也收入了《一隅集》的一些评语。佚名的《明文传薪》的汇评也收入一些。嘉庆间包世臣在谈到当时八股之训练的普遍情形时说：“习八比者，无论姿性之利钝，父师必宜择《一隅集》、《必自集》中明白简炼之文授之，并使熟读其旁批、总评，以悉一定不易之法。”[11]道光间国子监学正刘传云曾请曾国藩为其物色陆陇其的《一隅集》。[12]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桐城派之传人的陈用光，对陆陇其的《一隅集》推崇备至。道光八年，陈用光提督福建学政时即重刻了陆陇其的这部书。在重刻的序文中，陈用光说：“陆淸献公取先正传文论次为《一隅集》以示为举子业者，就文词章句之末而推极于身心性命之际，盖不啻讲学之书，非世俗选刻科举文字之类也。观凡例中所引朱子言，以浑厚纯正明白俊伟之文为法，亦正人心作士气之一事。可以见公之用心矣。”[13]他把他的仿作直接命名为《续一隅集》。可见桐城派在陆陇其的文章学理念中找到了契合点。直至清末，《一隅集》依然为一些学人所珍视。陈惟彦在其《幼学分年课程》中把《一隅集》定为幼学启蒙的“应读书”，认为此书“所选制艺最简当，读此知路径足矣。”[14]
但曲高和寡，《一隅集》的传播始终只是在特定的范围里。道光间两位著名的八股文批评家梁章钜、钱振伦都曾对《一隅集》给予关注。在《制义丛话》中，梁章钜称陆陇其“其制义亦可传”，并引钮松泉、徐存庵对陆陇其制义的称许。而对于陆陇其的八股文论，梁章钜只引其“先辈作文，必择明白正大之题”一段，并未提及《一隅集》这一书名。这一段其实摘自《一隅集》中王世贞《壹戎衣而有天下……武王末受命》一文的总评（文字上有不少出入）。但也只是偶尔称引而已。而陈用光在谈到《一隅集》时则说：“近人以其文平淡，多简略之，不知其可贵也。”[15]他在提到姚鼐的《四书文选》时说：“然非高才生，或无以得其益。”[16]陆陇其的《一隅集》即面临着同样的命运。在道光年间，“近人”已经“多简略之”，即它在对付科考方面不能满足应试士子的功利性需求。
在科举考试制度上，清代一仍明代之旧制。三场重首场，七艺重四书文。但是，八股文在思想文化的整体格局中的位置，明清两代有着极大的差别。晚明重思想，清代重学术。晚明的性理之辨往往可以发之于制艺。不管是程朱理学，还是陆王心学，不管是阳儒阴释，还是“杂入二氏”，各种思想都可以借八股之体制而进行演绎阐发。自崇祯间艾南英等人的尊朱辟王开始，再经过顾炎武的文化批判与历史反省，尤其是随着改朝换代而形成的新的政治文化专制主义的确立，清初出现了学术转向。学界把它归功于顾炎武。但其间的价值取向却是多元且相悖的。
在这种情况下，清代的八股文论向两个方向发展：一是继续沿着艾南英的尊朱辟王的方向发展，二是对八股文法进行细致、系统的梳理与归纳。前者为“向上一着”的高境界，后者则充分适应举业市场。譬如道光间张鹏翂的《花样集锦》，一部专论小讲的书，把小讲分为14格，归纳出15法，如“小讲三爆升堂双旗拥俊格”、“小讲九爆连珠格”、“小讲双线穿针法”、“小讲一意化雨法”等等。[17]这种花哨的命名和分门归类的做法，对于急功近利的初学者来说有着无法抵挡的魅力。在这类科举实战指南书面前，陆陇其《一隅集》的阅读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至今，《一隅集》已难觅其踪了，《中国古籍总目》等目录书及各大图书馆都已经看不到有关此书的著录。笔者所见到的只有日本内阁文库所收藏的一种重刻本。
日本內阁文库所藏陆陇其《当湖先生评选先正制义一隅集》，共2册，清雍正十三年重刊本。旧藏者为昌平坂学问所。该书版高26cm，宽17cm，页9行，每行24字。首页有三枚印章：“书籍馆印”、“日本政府图书”、“浅草文库”。接着是“原序”，次为“凡例”、“目录”。
该书卷首为初刻本陆陇其的原序，交代其编书的缘起和目的。他说：“曷言乎‘一隅’也？吾见人家子弟殚精弊神于时文中，积案盈箱，矻矻穷年。而一切经史皆不暇读，读亦不暇精。故择此数十篇授之，且为指点其浅深虚实、宾主反正、提挈照应之法，使其因此扩而充之，则时文之规矩尽是矣。此‘举一隅以三隅反’之意也，庶几有余力读天下应读之书，得从容讲究圣贤全学。”可以看出，在时文与经史、古文的关系中，陆陇其认为学习经史、古文无疑更为重要、更为根本。他以庖人治馔为喻，把时文比喻为最终出现在筵席上的佳馔，而一切经史则是用来制成佳馔的“粱肉山珍海错”。“庖中无粱肉山珍海错而徒广收筵席之余馔珍而藏之，欲以此飨嘉宾，其不至臭秽不堪者几希。”所以应以提纲挈领之法尽量缩短学习时文的时间，以便腾出“余力”去研读经史、古文等“应读之书”，去全面深入理解圣贤之学。因而他这部《一隅集》的选文不是如“大题文府”、“小题文府”、“墨选汇编”之类的文山题海，而是以“举一反三”为宗旨。所举者精当，但却具有代表性、典型性。尤其是要揭示八股文的浅深虚实、宾主反正、提挈照应之法，度人以金针。他的任务就是“指示其烹饪之法，观一席而千万席可知”。
选文精当，是这部八股文评本的一大特点。全书分上下两卷，上卷（即上册）选顾宪成等八股文30篇，下卷（即下册）选王鏊等58篇。全书编排不以时间顺序为先后，而是根据内容上的代表性而进行。
该书选文，始于正统年间的岳正、成化间的章懋、王鏊，终于崇祯间的宋学显、黄淳耀。选文最多的是王鏊7篇、顾宪成5篇，唐顺之、冯梦祯、许獬各4篇、瞿景淳、邓以赞、王思任、李继贞各3篇。陆陇其并不偏重于哪一朝代、哪种类型，而是选择明代各个历史时段的时文典范加以评析。杨起元、汤显祖这一类颇具争议的八股文家并未入选。而大名鼎鼎的“江右四家”，除艾南英一篇入选之外，章世纯、罗万藻、陈际泰均榜上无名，张溥、陈子龙也未能入选。在入选的诸家中，有被高嵣评为“竞尚圆熟，日趋凌驾”的邓以赞、冯梦祯、李廷机和“以排叠凌促为工”的许獬（同安）。当然，陆陇其的着眼点主要在于此数人制义中之“义法”可取者。在谈到王鏊《此谓惟仁人为能爱人能恶人》一文时，陆陇其说：“或疑将书中字面反覆串插，此万历中年以来所谓法脉也。其法盛于宣城汤霍林。其弊也丝绪繁而大义鲜，不畅发题理，而专究题字。”[18]陆陇其指出，并不是说串插题面的方法不好，而是关键看其是否阐明了义理。“苟串插而大义愈明，则何恶于串插乎？”[19]
对所选八股文，陆陇其均施以夹批，标明开讲、各股和小结的位置。文后都有总评，总评的篇幅往往超过了正文，具体分析题型及各股的构成，揭示范文的突出特点，有时也指出范文的瑕疵。
该书的“凡例”共列“先立志”、“务正学”、“崇小学”、“敦实学”、“尚实行”、“论文体”、“论篇章”、“论字句”、“论大结”等九条。可以视为一篇八股文话。
苏洵说：“为将之道，当先治心。”[20]为文之道，同样当先治心。这是传统文化对待学习的基本理念。只是每一个人、每一种技艺学问、每一个流派对“心”的理解不同。陆陇其这篇凡例基本上沿袭了明代董其昌《举业蓓蕾》那种由“洗心”、“看书”、“记诵”到“作笔”的学习理路。后来的举业指南书多有采用这一学习理路者，如道光间的《举业渊源》[21]立“养心”、“立行”、“看书”、“学古”、“读本”、“行文”六则。
但是陆陇其的“立志”、“正学”又与董其昌的“洗心”有着本质的不同。董其昌崇尚阳明心学，视心之“灵光”为主宰。他说：“举子业妙在得窍，得窍则事半功倍，不得窍徒日夜疲神，无补尺寸。操觚之士，先须洗涤此心，树一基址，然后将此心求之《四书》本经，以寻其意脉，是谓栋梁。又将此心求之诸经、《性理》等书，以寻其梗概，是谓结构。又将此心求之于子、史、百家等书，以探其色泽，是谓涂垩。墨卷是个匠人，程文是个工师，动必禀奉遵依，而我方寸一点灵光，还是真主人翁。”[22]
作为清初“尊朱辟王”思潮中的一员主将，陆陇其强调了理学的精神。“先立志”是强调士子读书应试，不是为了富贵，而应以圣贤自励。“务正学”则严申尊朱辟王之旨。他指出“士之志气卑靡者”的种种情形：“亦有志气卓然异于流俗，而不知学术有正派。或溺于词章记诵者有之，或入于虚无寂灭者有之，又或阳儒阴释，借孔孟之微言为佛老之藩篱者有之，千态万状。”心偏则学不正。
作为一位终生以“接孔孟之真传，绍程朱之正脉”为使命且身体力行的理学家，陆陇其之编选先辈制义，虽出于“课儿”之初衷，但把理学的信念、把科举的真正目的贯彻到选评中，则是他始终不渝的立场。陆陇其说：“制义者，所以发挥圣贤之理也。能言圣贤之言者，必能行圣贤之行。以若人而寄之股肱耳目，托之民人社稷，则必有安而无危，有治而无乱。是取制义之意也，是五六百年来所以行之而不废也。”[23]陈用光说：“国家以四子书命题取士，盖导以庸行庸言之谨，而勖以温故知新之业。士修其业，宜皆能励实学以应上之求矣。”[24]“学莫先于穷经。《四子书》，穷经者之所首务也。国家取士，沿前朝旧制，以《四书文》觇学者之藴蓄。”[25]由科举之文进而求于经史之贯串，以穷经为致用之本。这是宋代以来经义考的根本目的。
凡例中的“论文体”，既是论文章体裁，如议论、叙事、辞令、诗歌，更是强调了制义的“尊体”问题，即认为文章乃义理之载体，“不得仅以辞章目之者”。陆陇其认为，时文也是“文之一体”。这种文体之所以有存在的价值，是因为它的功能是“代圣贤口气发挥义理，束学者心思于规矩绳墨之中。比之传注，体异而功同。……若不合圣贤义理而徒以夸多斗靡为能事，亦安用此哓哓者乎？”[26]
隆、万文风虽经天、崇间艾南英等人的力挽狂澜，但至康熙间依然成为陆陇其所面对的问题。他说：“然近年翻弄得鬼怪百出，都无诚实正当意思。一味穿穴旁支曲径，以为新奇，此今日莫大之弊。”[27]他认为要扭转这种鬼怪百出、故作新奇的文风，最好的办法是“取三十年前浑厚纯正、明白俊伟之文，诵以为法”，一切以濂洛关闽为规矩。“三十年前”正是明末。故此书所选，起自岳正、王鏊，终于明末，均为明代的八股文家。
八股文的一般结构为破题、承题、起讲、提比、中比、后比、束比、大结，这是一般的应试士子所熟知的，但仅仅符合这个一般结构（所谓“正格”），却不能保证可以把八股文写好。把八股文的写作理解为“八股”形式的完成，或者理解为把四书“讲章”教条填入“八股”形式，都绝非时文高手。八股文虽为诸多明清文人鄙弃为“举子业”，但其体不卑。要写好八股文，首先要尊体。要尊体，就得推重八股文“代圣贤立言”的基本功能；要准确地代圣贤立言，就必须对圣贤的经典有着深入透彻的理悟。这种感觉理悟不仅决定着八股文的思想的正确性，也影响着八股文整体脉理的设置、基本义理的推演之合理与否。八股文的根基是经学，而不是文章学。
科举的思想核心是经学。在明、清的科举考试中，往往是三场只重首场，首场即经义考。对于首场的七艺（《四书》三篇，《五经》四篇。乾隆二十二年之后，首场为《四书》三题），有死记讲章而侥幸及第者，但真正能高占鳌头者，必是对于经学有着精深的体悟。与古文相比，八股文结体偏小，风裁矜整，故用法甚严。应试者的“肖题”、“审脉”功夫，决定了整篇八股文的境界与形态。“肖题”、“审脉”功夫则由应试者的经学功夫所决定。
八股文题是由《四书》《五经》（尤其是《四书》）中取其片断（或一字，或数字，或一句，或数句，或一节，或数节，或全章）而成的。所以任何一道八股文题都是某一整体的局部，某一座冰山的一角，是豹之一斑、鸟之一羽。不了解整体，便无法明白局部。这一特点形成了八股文在写作上和审美上的一系列特点。以王鏊的《有朋自远方来》为例。此题来自《论语·学而第一》，全章为：“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中心是论“学”，而以三个层次展开。对于这一章的理解，即使是理学家之间也大不相同。作为专门应对科场各类题型的专书，张鼐编纂的《新拟科场急出题旨元脉》对这一章的理解是：“此题只重‘学习’二字。下二节正是‘学习’处。盖朋来而乐，含有多少规戒在；人不知不愠，含有多少曲成在。圣人所谓学习，大都不出此二义。若无朋必孤，若愠动与人隔绝，又何处说得学字上。作者体此意敷衍，便是元魁局面。”[28]这样的理解离程朱之注应该说是有相当的距离。王观涛说：“圣人一生只是个‘学而不厌’。”[29]张彦陵说：“工夫全在‘时习’上。”[30]也不够具体。吕留良则说：“‘学’字训效。朱子谓所包甚广，兼学、问、思、辨、行五者，未尝专主读书而言，读书乃学中一事耳。时解每以稽古弦诵典籍等了却，此正是朱子所辟为词章训诂之学，而阳明反以此诬朱子者也。”[31]把“学”理解为“读书”，或者理解为“稽古弦诵典籍”，这种理解太狭隘。如果以吕留良的这种理解去展开诸如《学而时习之》或《有朋自远方来》之类的题目，从学、问、思、辨、行五者去展开，写出来的八股文必然又不同于王鏊此文。
王鏊的八股文题选取的是此章的中间一层“有朋自远方来”。他的构思必须以对全章的理解为基础，以“学”为中心。关于此章，朱熹说：“学之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觉有先后，后觉者必效先觉之所为，乃可以明善而复其初也。……及人而乐者顺而易，不知而不愠者逆而难，故惟成德者能之。”又引程子的话说：“学者，将以行之也。”学的目的是最终使自己成为君子。由程朱之解释，则此题之展开应由学而时习之、学得之先觉（师）、善及于信从（友）、成己成物而为君子。王鏊此文正是由此理路而展开。
程子注“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句云：“以善及人，而信从者众，故可乐。”王鏊此文破题即曰：“即同类之信从，而学之成物可知矣。”然后是起讲：“且天下之德，无孤立之理。君子之学，有类应之机。学而至于悦，则所以成己者至矣。岂无所以及物者乎？”陆陇其指出，这开讲四句，“只是泛以理言，在题之前”[32]。这种不“包完题面”而能“瞻前顾后”的灵动方式得力于对全章及程朱注解的全面理解。
陆陇其的文后总评是：“朋自远来，此是题面。幸先觉之有人，幸同志之多助，故来。此是所以然之故。人性之善，人心之同，又是所以幸先觉、幸同志之故。作文须如此一层进一层。先言自淑，后言自成。先言意气招来，次言风声鼓舞。俱是一浅一深。上言先觉，则接云兴亲炙之思。先觉亲炙，俱是以师道言。上言同志，则接云有聚乐之思，同志聚乐，俱是以友道言。下字皆有斟酌。师如夫子于七十子，友如夫子于蘧伯玉、左丘明。此作手法最高。”[33]
在评点的过程中，陆陇其对先辈的范文，有时会揭其微瑕。这种指瑕同样建立在对儒家元典的完整深入的理解上。对于王鏊的《有朋自远方来》，陆陇其指出其微疵：“据《大全》朱子，‘朋来’乃是从‘学’‘悦’后进一层境界，故曰：‘此学之中也。’今此文落题曰‘今惟学而悦也则’云云，是竟将此节作‘学’‘悦’之效验，无进一层意矣。不无可酌。”
通过对文法的条分缕析去完整而有机地呈现制义背后的经义系统，是《一隅集》的一大特点。
《一隅集》之选评，本为导初学者以路径，故细致解构原文、揭示文脉、辨析字句，从而还原先辈作文之文思，指明得失，具有极强的可复制性和可操作性。这是《一隅集》的制义文法论的一大特点。
在编选《一隅集》的前一年，陆陇其编选了《战国策去毒》以授定徵。书名为“去毒”，有其特别的含义。陆陇其说：“右《战国策》一书，大抵皆纵横家言也。其文章之奇足以悦人耳目，而其机变之巧足以坏人心术。子弟识见未定而读之，其不为渐染者鲜矣。……余惧其毒之中于人也，故取今文士所共读者，指示其得失，使学者知其所以异于孟子者，庶几哜其味而不中其毒也。”[34]一方面视机变奇巧为“毒”，另一方面则明知有“毒”，还是要把它作为儿子的启蒙读物。可见陆陇其对“文章之奇”，对“机变”之法的情有独钟——非奇变不足以开文思。这也是他在《一隅集》里选入许獬等人之文的原因所在。高嵣说：“文至隆、万，变化、治之老法而行之以机，变正、嘉之朴实而运之以巧。竞尚圆熟，日趋凌驾。虽提挈起伏、向背往来之势灵密有加，而气体颓靡。以是为文之衰也。论者谓田（一儁，隆庆戊辰会元）、邓（以赞，隆庆辛未会元）开于前，冯（梦贞，万历丁丑会元）、李（廷机，万历癸未会元）踵于后，以致愈趋愈下。然定宇、具区皆卓然名家，但骨力坚凝，少逊前人。田、李虽精实不逮，而局格自落落大方。以后之滥觞日甚，而遽归咎于前人，似亦过矣。万历自壬辰而降，宣城以穿插纤佻为巧，同安以排叠凌促为工。一时靡然从风，真气销亡。”[35]同安即指许獬。陆陇其把这批人（除田一儁、汤宾尹外）的制义选入，不因人废言，正是看重其文之奇变与局法。
《一隅集》主要从三个方面去阐发制义文法：篇章论、字句论、大结论。
关于制义篇章。陆陇其指出，制义诸股的结构不拘泥于八股，而取决于题型。科举之文之所以称为八股，是因两截题之题型决定的。“题有两截，非上下各自发明，则题意不出。”[36]上、下两截，各发两虚两实四股，则为八股。如果是一句题而用八股，由虚渐实，则称为“一滚格”。二句题和三句题，则用“两扇格”、“三扇格”。而对于全章题，则用“随题挨讲之格”。
明白题型之格，这是审题中的关键一步，陆陇其的评点多有点明。如对于王鏊《邦有道危言危行》一文，陆陇其指出：“此是一头两脚之格。上截作四小股，下截作两大股。下截即两扇体也。”[37]《子曰吾之于人也章》是“下原上格”，即上下两节为因果关系。对此种题，“作者只就题面挑剔明白，不必更推所以然，而理自精妙”。[38]他说：“先辈于一头两脚之题，必于前一截作四股，后一截作二股。此定格也。”[39]这是八股之变格。
各股有各自的功能。起股的功能是承上敷衍，中股正面敷衍题目，后股则别起峰峦，另生意见。陆陇其强调各股之间的有机联系，而把机械拼凑四大块之文称为“四橛”：起讲、起股、中股、后股各为一橛。“八股之文譬如画人，首自首，足自足，各从其位，不相混也；四橛之文如聚首足于一处，颠倒重复，不知其为何物矣。八股之文如一身之气脉，周流贯通；四橛之文则头目之气不贯于手足，手足之气不贯于心腹。”[40]强调的是八股文结构上的生命化特征。
关于字句论。陆陇其除了强调“作文用字用句必有根据，非六经、《语》、《孟》及经周、程、张、朱论定之语，不可轻用”之外，还特别提出八股文语言的雅俗问题。既应避六经字句之古奥，又不可用宋儒之俚俗。比如对于冯梦祯的《管仲之器小哉章》，文中有“虽挥霍有余，其底里可窥也”、“虽勋猷烂然，其边幅易尽也”等句，陆陇其认为“挥霍”、“底里”、“边幅”等语近于俚俗，是不可取的。
关于八股文的大结，由于曾有不肖之徒在大结中暗藏关节以作弊，康熙初年科臣遂建议取消大结，康熙六十年更是悬为禁例。陆陇其认为大结不可废。制义各部分有各自的功能，八股部分是“代圣贤口气”，而前之破、承，后之大结，都是作者自己口气。作者如有精辟之论，当然不能在八股部分混入代言，故必须于八股之后的大结发之。陆陇其此论被后来的唐彪、梁章钜所接受。钱振伦则认为，今人忿语鄙谈，喧嚣盈幅，若令再作大结，岂不是横议泛滥！钱振伦此论显然是为了迎合现存体制，而不具说服力。
在具体的评点中，陆陇其还提及“正题先反之法”、“由宾及主之法”、“由虚渐实之法”、“由浅及深法”、“两股开阖之法”、“股内开阖之法”、“作文对股法”等等。
把陆陇其与吕留良作一个比较，是一件有趣的事情。陆陇其比吕留良小一岁多，“先生于晚邨出处虽不同，而任道之心则一，恃为辟邪崇正之助”[41]。在不遗余力地尊朱辟王上，陆与吕可谓并肩作战。但吕为早慧，而陆则晚成。吕留良13岁即组织徵书社，顺治十年，25岁，应试为诸生，后隐居不出。27岁开始了他的八股文选家生涯。陆陇其直至康熙五年，37岁，始领乡荐。41岁捷南宫，会试中式第35名。当吕留良作为八股文选家而名满天下的时候，陆陇其还在奔波于权贵之家坐馆。康熙十一年，两人初晤，吕即对陆“从容指示”[42]。吕留良去世后，陆陇其在给其子吕葆中的信中说：“不佞服膺尊公先生之学，有如饥渴。所不同者，出处耳。”[43]吕留良于康熙五年因拒岁试而被革去秀才，康熙十七年又拒绝鸿博之征，后竟削发为僧。陆陇其虽于28岁应乡试下第，但他更加发愤研读《大全》诸书，走完了举人、进士的科举历程。两人对儒学都有深入的体悟，也都以探寻孔孟正脉为己任。但吕留良长期作为时文选家，直接面对士子的科场实战，他的选题和评点姿态，时刻贴近应试士子的需求。他的墨选集如《庚子程墨》、《十二科小题观略》、《江西五家稿》等，都是颇具实战意味的书名。至于《晚村四书讲义》，则是吕留良死后，吕葆中在陆陇其的鼓励鞭策下编辑刊行的结果。陆陇其则主要致力于《四书讲义》之类的儒家元典之解读。其《一隅集》实为不得已之作。当他听知周好生将把他的手稿《八科问答》附刊于《一隅集》之后时，他赶紧叮咛：“万祈为之藏拙，不可画蛇添足也。” [44]可以说，《一隅集》是给“高才”考生看的，而吕留良的墨选则是给千千万万应试士子临场实战看的。这或许是《一隅集》虽经多次重刻而最终仍被那些“干禄”鄙书所淹没的原因之一吧。
在具体的批评旨趣和形态上，陆陇其与吕留良也是各有特点的。与吕留良一样，陆陇其也是“义”“法”并重的。吕留良说：“非谓可以无法也。法从理生，即虚神语气亦从理生。理不足而单论法，此时下之似法而非法也。理既足而法有未尽，此古人之所轻，而非其所不知不能也。”[45]相比之下，吕留良更重义理脉络之串讲推衍，陆陇其更着力于文理脉络之梳理条析。比如对于唐顺之的《克伐怨欲不行焉章》，两人的评点都各有其独特的特点。该题来自《论语·宪问》第二章：“‘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子曰：‘可以为难矣，仁则吾不知也。’”朱熹说，能克制好胜、自矜、忿恨、贪欲四者，还不能算是仁。仁则天理浑然，自无四者之累。有人问：“让这四者不发生作用，这不能算是仁。但这难道不也是克己求仁之途径吗？”朱熹回答说：“去一己之私以复礼，私欲就不能存在，天理的本来面貌也就恢复了。”[46]指出只是制止四者不发生作用，并未从根本上拔去病根。强调了克己复礼的重要性。唐顺之的破题是：“贤者以制私为仁，圣人所以抑之也。”（原宪把制私当成仁，孔子则因其并未釜底抽薪地去私而否定他。）然后以“仁者”与“不仁者”、“克伐”与“怨欲”对举，形成八股的主体部分。对于此文，吕留良重在义疏：“‘人欲净尽，天理流行’八字是‘仁’字全象。然必人欲净尽，而后天理流行。……今于四者，但曰‘不行’而已，则其根荄隐伏于中，而天理反强制于外。……细玩通篇曲折剖析处，真是滴水滴冻。”[47]陆陇其对此文的文法与义理都作了深入细致的分析。他说：“开讲先将‘仁者’、‘不仁者’两路说明，则克、伐、怨、欲不行所以胜于不仁、而未得为仁者，已晓然矣。此是题前总发所以然之故。”所谓“题前”，即此章之前的“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48]即唐顺之此文开讲部分，所谓“今夫仁者宽裕温柔，本自无所克伐；而不仁者矜己夸人，则有是而必行焉者也。仁者，不忮不求，本自无所怨欲；而不仁者恣情徇物，则有是而必行焉者也”[49]，这是题前总发。对于这种写法，陆陇其甚为推许，认为它是文思灵动的表现。
北京匡时2012春拍《种菜诗唱和册》之吕留良墨迹
唐顺之制义的一大特点是“大开大阖”。陆陇其以此文为例而进行更加细致的剖析：“今以此文观之，通篇俱就‘不行’处说。而开讲先将‘仁者’‘不仁者’形起，此是一篇大开阖。要说宪之未识仁，先说宪之能不行；要说不行所以未得为仁，先说不行所以为难，此是逐段开阖之法。要说有克伐，先说人心惟无所克伐；要说防其溃，先说天人交战；要说潜滋暗长，先说藏蓄不化，又先说非必人欲横流，此是逐股内开阖之法。”[50]点明了全文的大开阖、各段之间的开阖、各股之内的开阖，由此去揭示唐顺之制义“意思周密”[51]的特点是如何形成的。
王应奎说：“本朝时文选家，惟天盖楼本子风行海内，远而且久。尝以发卖坊间，其价一兑至四千两，可云不胫而走矣。然而浙中汲古之士如黄梨州、万季野辈，颇薄其所为，目为‘纸尾之学’云。”[52]尽管曾为黄宗羲等所薄，但在中国古代文章学史上，吕留良的重要性已被当今学界所高度重视。而陆陇其作为制义评选家的另一类型，尚未得到应有的关注与研究。尊孔崇经、尊朱辟王，是陆陇其制义批评的基本立场；由“义”取“法”，以“法”见“义”，是陆陇其制义批评的重要特点。在清初“醇雅”文风的建构上，在“义”“法”并重的批评实践上，其《一隅集》乃是桐城派之先声，应在八股文的批评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方苞说：“《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而后深于文者亦具焉。”[53]陆陇其的《一隅集》应即属于此类“深于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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