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藏稀见八股文集《一隅集》考论
(本文原刊于《复旦学报》2017年第5期)
陆陇其(1630-1693),浙江平湖人,康熙九年进士,历官嘉定、灵寿知县及四川道试监察御史。“清节直声,表著天下”[1]。张师载称他“昭代粹儒,接孔孟之真传,绍程朱之正脉。凡所论述,阐明幽微,黜塞邪伪,亦既家有其书矣”。[2]他“虽位未究用”[3],官阶并不高,但以其“克己之严,造道之勇,自少而老,矻矻不懈”[4]的理学精神而著称。《浙江通志》说他“评生讲学,不为科举。尝云:‘穷理不居敬则玩物丧志,居敬不穷理则师心自用。’点勘宋元诸儒语录,苟与朱子之论似是而非者,必辟之。”[5]清初,为加强政治文化控制,清廷实行了一系列尊儒崇道的措施。尊崇孔子,推重朱熹,编纂刊行儒学经典,重开科举,特开博学鸿词科,选拔理学的奇才硕彦。在康熙朝所推重的理学家名单中,陆陇其榜上有名。在朱子学官方化的过程中,陆陇其功不可没。雍正二年从祀文庙,乾隆元年追谥“清献”。
陆陇其一生致力于儒家经典的研读阐释。自31岁(康熙元年)起,他完成了《增定四书大全》、《四书讲义》及续编、《问学录》、《松阳讲义》等一系列与经学相关的著作。康熙十三年,他儿子定徵15岁,早已到了应该学写八股文的年龄。尽管他“平生讲学,不为科举”,但为了儿子,他还是特意选取明朝先辈制义88篇,编写了《一隅集》。
据陆陇其《三鱼堂日记》,康熙二十七年戊辰七月“廿六日,《一隅集》完工”[6]。这是《一隅集》初刻的具体时间。吴光酉说:“是集本家庭授受之书,先生以习举业者均不可不知,恐流传不广,遂镂板行世。”[7]陆陇其在世时,此书也曾被重刻。当得知周梁(字好生,嘉善人)将重刻他的《一隅集》时,他说:“《一隅集》猥蒙重刻,极承雅爱。但恐未必能多行,徒费足下一番经营耳。”[8]《一隅集》的印数始终不多,陆陇其自己也深知此书并非畅销书,故曰“恐未必能多行”。
《一隅集》的编纂本在于指点、培养有志于对儒家经典、历史文化进行深入全面的修养者。康熙二十八年,陆陇其任直隶灵寿县知县,他在向直隶学院申送书籍的时候说:“今之士子,穷年累月止知用力时文,而一切经史皆不暇读。所以学无根本,而士风日陋。故选先正制义数十篇,名曰《一隅集》,为之指点其开阖虚实之法,使之略知时文路径,而以其暇日,依《程氏分年读书日程》肆力于经史,庶几学有本原,而真才可出,或稍补士风之万一。”[9]将他的《一隅集》与《程氏分年读书日程》定为学校的教材,旨在指导学生尽快通过时文阶段,然后肆力于经史。
雍正二年从祀文庙之后,陆陇其被誉为“醇儒第一”、“传道重镇”[10]。他的《一隅集》始为举业界所高度重视。康熙末年,余庆县知县蒋深(武英殿纂修特授文林郎)捐置给县衙的书籍中就有一部《一隅集制义》。乾隆间赵廷钧(字尧夫)、康万驹(字骏公)都曾仿陆陇其《一隅集》而编选文章集。乾隆五十一年,高嵣将《一隅集》中“论文体”等四条收入《论文集钞》中,题为《陆稼书先生论文》。其《明文钞》之汇评也收入了《一隅集》的一些评语。佚名的《明文传薪》的汇评也收入一些。嘉庆间包世臣在谈到当时八股之训练的普遍情形时说:“习八比者,无论姿性之利钝,父师必宜择《一隅集》、《必自集》中明白简炼之文授之,并使熟读其旁批、总评,以悉一定不易之法。”[11]道光间国子监学正刘传云曾请曾国藩为其物色陆陇其的《一隅集》。[12]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桐城派之传人的陈用光,对陆陇其的《一隅集》推崇备至。道光八年,陈用光提督福建学政时即重刻了陆陇其的这部书。在重刻的序文中,陈用光说:“陆淸献公取先正传文论次为《一隅集》以示为举子业者,就文词章句之末而推极于身心性命之际,盖不啻讲学之书,非世俗选刻科举文字之类也。观凡例中所引朱子言,以浑厚纯正明白俊伟之文为法,亦正人心作士气之一事。可以见公之用心矣。”[13]他把他的仿作直接命名为《续一隅集》。可见桐城派在陆陇其的文章学理念中找到了契合点。直至清末,《一隅集》依然为一些学人所珍视。陈惟彦在其《幼学分年课程》中把《一隅集》定为幼学启蒙的“应读书”,认为此书“所选制艺最简当,读此知路径足矣。”[14]
但曲高和寡,《一隅集》的传播始终只是在特定的范围里。道光间两位著名的八股文批评家梁章钜、钱振伦都曾对《一隅集》给予关注。在《制义丛话》中,梁章钜称陆陇其“其制义亦可传”,并引钮松泉、徐存庵对陆陇其制义的称许。而对于陆陇其的八股文论,梁章钜只引其“先辈作文,必择明白正大之题”一段,并未提及《一隅集》这一书名。这一段其实摘自《一隅集》中王世贞《壹戎衣而有天下……武王末受命》一文的总评(文字上有不少出入)。但也只是偶尔称引而已。而陈用光在谈到《一隅集》时则说:“近人以其文平淡,多简略之,不知其可贵也。”[15]他在提到姚鼐的《四书文选》时说:“然非高才生,或无以得其益。”[16]陆陇其的《一隅集》即面临着同样的命运。在道光年间,“近人”已经“多简略之”,即它在对付科考方面不能满足应试士子的功利性需求。
在科举考试制度上,清代一仍明代之旧制。三场重首场,七艺重四书文。但是,八股文在思想文化的整体格局中的位置,明清两代有着极大的差别。晚明重思想,清代重学术。晚明的性理之辨往往可以发之于制艺。不管是程朱理学,还是陆王心学,不管是阳儒阴释,还是“杂入二氏”,各种思想都可以借八股之体制而进行演绎阐发。自崇祯间艾南英等人的尊朱辟王开始,再经过顾炎武的文化批判与历史反省,尤其是随着改朝换代而形成的新的政治文化专制主义的确立,清初出现了学术转向。学界把它归功于顾炎武。但其间的价值取向却是多元且相悖的。
在这种情况下,清代的八股文论向两个方向发展:一是继续沿着艾南英的尊朱辟王的方向发展,二是对八股文法进行细致、系统的梳理与归纳。前者为“向上一着”的高境界,后者则充分适应举业市场。譬如道光间张鹏翂的《花样集锦》,一部专论小讲的书,把小讲分为14格,归纳出15法,如“小讲三爆升堂双旗拥俊格”、“小讲九爆连珠格”、“小讲双线穿针法”、“小讲一意化雨法”等等。[17]这种花哨的命名和分门归类的做法,对于急功近利的初学者来说有着无法抵挡的魅力。在这类科举实战指南书面前,陆陇其《一隅集》的阅读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至今,《一隅集》已难觅其踪了,《中国古籍总目》等目录书及各大图书馆都已经看不到有关此书的著录。笔者所见到的只有日本内阁文库所收藏的一种重刻本。
日本內阁文库所藏陆陇其《当湖先生评选先正制义一隅集》,共2册,清雍正十三年重刊本。旧藏者为昌平坂学问所。该书版高26cm,宽17cm,页9行,每行24字。首页有三枚印章:“书籍馆印”、“日本政府图书”、“浅草文库”。接着是“原序”,次为“凡例”、“目录”。
该书卷首为初刻本陆陇其的原序,交代其编书的缘起和目的。他说:“曷言乎‘一隅’也?吾见人家子弟殚精弊神于时文中,积案盈箱,矻矻穷年。而一切经史皆不暇读,读亦不暇精。故择此数十篇授之,且为指点其浅深虚实、宾主反正、提挈照应之法,使其因此扩而充之,则时文之规矩尽是矣。此‘举一隅以三隅反’之意也,庶几有余力读天下应读之书,得从容讲究圣贤全学。”可以看出,在时文与经史、古文的关系中,陆陇其认为学习经史、古文无疑更为重要、更为根本。他以庖人治馔为喻,把时文比喻为最终出现在筵席上的佳馔,而一切经史则是用来制成佳馔的“粱肉山珍海错”。“庖中无粱肉山珍海错而徒广收筵席之余馔珍而藏之,欲以此飨嘉宾,其不至臭秽不堪者几希。”所以应以提纲挈领之法尽量缩短学习时文的时间,以便腾出“余力”去研读经史、古文等“应读之书”,去全面深入理解圣贤之学。因而他这部《一隅集》的选文不是如“大题文府”、“小题文府”、“墨选汇编”之类的文山题海,而是以“举一反三”为宗旨。所举者精当,但却具有代表性、典型性。尤其是要揭示八股文的浅深虚实、宾主反正、提挈照应之法,度人以金针。他的任务就是“指示其烹饪之法,观一席而千万席可知”。
选文精当,是这部八股文评本的一大特点。全书分上下两卷,上卷(即上册)选顾宪成等八股文30篇,下卷(即下册)选王鏊等58篇。全书编排不以时间顺序为先后,而是根据内容上的代表性而进行。
该书选文,始于正统年间的岳正、成化间的章懋、王鏊,终于崇祯间的宋学显、黄淳耀。选文最多的是王鏊7篇、顾宪成5篇,唐顺之、冯梦祯、许獬各4篇、瞿景淳、邓以赞、王思任、李继贞各3篇。陆陇其并不偏重于哪一朝代、哪种类型,而是选择明代各个历史时段的时文典范加以评析。杨起元、汤显祖这一类颇具争议的八股文家并未入选。而大名鼎鼎的“江右四家”,除艾南英一篇入选之外,章世纯、罗万藻、陈际泰均榜上无名,张溥、陈子龙也未能入选。在入选的诸家中,有被高嵣评为“竞尚圆熟,日趋凌驾”的邓以赞、冯梦祯、李廷机和“以排叠凌促为工”的许獬(同安)。当然,陆陇其的着眼点主要在于此数人制义中之“义法”可取者。在谈到王鏊《此谓惟仁人为能爱人能恶人》一文时,陆陇其说:“或疑将书中字面反覆串插,此万历中年以来所谓法脉也。其法盛于宣城汤霍林。其弊也丝绪繁而大义鲜,不畅发题理,而专究题字。”[18]陆陇其指出,并不是说串插题面的方法不好,而是关键看其是否阐明了义理。“苟串插而大义愈明,则何恶于串插乎?”[19]
对所选八股文,陆陇其均施以夹批,标明开讲、各股和小结的位置。文后都有总评,总评的篇幅往往超过了正文,具体分析题型及各股的构成,揭示范文的突出特点,有时也指出范文的瑕疵。
该书的“凡例”共列“先立志”、“务正学”、“崇小学”、“敦实学”、“尚实行”、“论文体”、“论篇章”、“论字句”、“论大结”等九条。可以视为一篇八股文话。
苏洵说:“为将之道,当先治心。”[20]为文之道,同样当先治心。这是传统文化对待学习的基本理念。只是每一个人、每一种技艺学问、每一个流派对“心”的理解不同。陆陇其这篇凡例基本上沿袭了明代董其昌《举业蓓蕾》那种由“洗心”、“看书”、“记诵”到“作笔”的学习理路。后来的举业指南书多有采用这一学习理路者,如道光间的《举业渊源》[21]立“养心”、“立行”、“看书”、“学古”、“读本”、“行文”六则。
但是陆陇其的“立志”、“正学”又与董其昌的“洗心”有着本质的不同。董其昌崇尚阳明心学,视心之“灵光”为主宰。他说:“举子业妙在得窍,得窍则事半功倍,不得窍徒日夜疲神,无补尺寸。操觚之士,先须洗涤此心,树一基址,然后将此心求之《四书》本经,以寻其意脉,是谓栋梁。又将此心求之诸经、《性理》等书,以寻其梗概,是谓结构。又将此心求之于子、史、百家等书,以探其色泽,是谓涂垩。墨卷是个匠人,程文是个工师,动必禀奉遵依,而我方寸一点灵光,还是真主人翁。”[22]
作为清初“尊朱辟王”思潮中的一员主将,陆陇其强调了理学的精神。“先立志”是强调士子读书应试,不是为了富贵,而应以圣贤自励。“务正学”则严申尊朱辟王之旨。他指出“士之志气卑靡者”的种种情形:“亦有志气卓然异于流俗,而不知学术有正派。或溺于词章记诵者有之,或入于虚无寂灭者有之,又或阳儒阴释,借孔孟之微言为佛老之藩篱者有之,千态万状。”心偏则学不正。
作为一位终生以“接孔孟之真传,绍程朱之正脉”为使命且身体力行的理学家,陆陇其之编选先辈制义,虽出于“课儿”之初衷,但把理学的信念、把科举的真正目的贯彻到选评中,则是他始终不渝的立场。陆陇其说:“制义者,所以发挥圣贤之理也。能言圣贤之言者,必能行圣贤之行。以若人而寄之股肱耳目,托之民人社稷,则必有安而无危,有治而无乱。是取制义之意也,是五六百年来所以行之而不废也。”[23]陈用光说:“国家以四子书命题取士,盖导以庸行庸言之谨,而勖以温故知新之业。士修其业,宜皆能励实学以应上之求矣。”[24]“学莫先于穷经。《四子书》,穷经者之所首务也。国家取士,沿前朝旧制,以《四书文》觇学者之藴蓄。”[25]由科举之文进而求于经史之贯串,以穷经为致用之本。这是宋代以来经义考的根本目的。
凡例中的“论文体”,既是论文章体裁,如议论、叙事、辞令、诗歌,更是强调了制义的“尊体”问题,即认为文章乃义理之载体,“不得仅以辞章目之者”。陆陇其认为,时文也是“文之一体”。这种文体之所以有存在的价值,是因为它的功能是“代圣贤口气发挥义理,束学者心思于规矩绳墨之中。比之传注,体异而功同。……若不合圣贤义理而徒以夸多斗靡为能事,亦安用此哓哓者乎?”[26]
隆、万文风虽经天、崇间艾南英等人的力挽狂澜,但至康熙间依然成为陆陇其所面对的问题。他说:“然近年翻弄得鬼怪百出,都无诚实正当意思。一味穿穴旁支曲径,以为新奇,此今日莫大之弊。”[27]他认为要扭转这种鬼怪百出、故作新奇的文风,最好的办法是“取三十年前浑厚纯正、明白俊伟之文,诵以为法”,一切以濂洛关闽为规矩。“三十年前”正是明末。故此书所选,起自岳正、王鏊,终于明末,均为明代的八股文家。
八股文的一般结构为破题、承题、起讲、提比、中比、后比、束比、大结,这是一般的应试士子所熟知的,但仅仅符合这个一般结构(所谓“正格”),却不能保证可以把八股文写好。把八股文的写作理解为“八股”形式的完成,或者理解为把四书“讲章”教条填入“八股”形式,都绝非时文高手。八股文虽为诸多明清文人鄙弃为“举子业”,但其体不卑。要写好八股文,首先要尊体。要尊体,就得推重八股文“代圣贤立言”的基本功能;要准确地代圣贤立言,就必须对圣贤的经典有着深入透彻的理悟。这种感觉理悟不仅决定着八股文的思想的正确性,也影响着八股文整体脉理的设置、基本义理的推演之合理与否。八股文的根基是经学,而不是文章学。
科举的思想核心是经学。在明、清的科举考试中,往往是三场只重首场,首场即经义考。对于首场的七艺(《四书》三篇,《五经》四篇。乾隆二十二年之后,首场为《四书》三题),有死记讲章而侥幸及第者,但真正能高占鳌头者,必是对于经学有着精深的体悟。与古文相比,八股文结体偏小,风裁矜整,故用法甚严。应试者的“肖题”、“审脉”功夫,决定了整篇八股文的境界与形态。“肖题”、“审脉”功夫则由应试者的经学功夫所决定。
八股文题是由《四书》《五经》(尤其是《四书》)中取其片断(或一字,或数字,或一句,或数句,或一节,或数节,或全章)而成的。所以任何一道八股文题都是某一整体的局部,某一座冰山的一角,是豹之一斑、鸟之一羽。不了解整体,便无法明白局部。这一特点形成了八股文在写作上和审美上的一系列特点。以王鏊的《有朋自远方来》为例。此题来自《论语·学而第一》,全章为:“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中心是论“学”,而以三个层次展开。对于这一章的理解,即使是理学家之间也大不相同。作为专门应对科场各类题型的专书,张鼐编纂的《新拟科场急出题旨元脉》对这一章的理解是:“此题只重‘学习’二字。下二节正是‘学习’处。盖朋来而乐,含有多少规戒在;人不知不愠,含有多少曲成在。圣人所谓学习,大都不出此二义。若无朋必孤,若愠动与人隔绝,又何处说得学字上。作者体此意敷衍,便是元魁局面。”[28]这样的理解离程朱之注应该说是有相当的距离。王观涛说:“圣人一生只是个‘学而不厌’。”[29]张彦陵说:“工夫全在‘时习’上。”[30]也不够具体。吕留良则说:“‘学’字训效。朱子谓所包甚广,兼学、问、思、辨、行五者,未尝专主读书而言,读书乃学中一事耳。时解每以稽古弦诵典籍等了却,此正是朱子所辟为词章训诂之学,而阳明反以此诬朱子者也。”[31]把“学”理解为“读书”,或者理解为“稽古弦诵典籍”,这种理解太狭隘。如果以吕留良的这种理解去展开诸如《学而时习之》或《有朋自远方来》之类的题目,从学、问、思、辨、行五者去展开,写出来的八股文必然又不同于王鏊此文。
王鏊的八股文题选取的是此章的中间一层“有朋自远方来”。他的构思必须以对全章的理解为基础,以“学”为中心。关于此章,朱熹说:“学之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觉有先后,后觉者必效先觉之所为,乃可以明善而复其初也。……及人而乐者顺而易,不知而不愠者逆而难,故惟成德者能之。”又引程子的话说:“学者,将以行之也。”学的目的是最终使自己成为君子。由程朱之解释,则此题之展开应由学而时习之、学得之先觉(师)、善及于信从(友)、成己成物而为君子。王鏊此文正是由此理路而展开。
程子注“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句云:“以善及人,而信从者众,故可乐。”王鏊此文破题即曰:“即同类之信从,而学之成物可知矣。”然后是起讲:“且天下之德,无孤立之理。君子之学,有类应之机。学而至于悦,则所以成己者至矣。岂无所以及物者乎?”陆陇其指出,这开讲四句,“只是泛以理言,在题之前”[32]。这种不“包完题面”而能“瞻前顾后”的灵动方式得力于对全章及程朱注解的全面理解。
陆陇其的文后总评是:“朋自远来,此是题面。幸先觉之有人,幸同志之多助,故来。此是所以然之故。人性之善,人心之同,又是所以幸先觉、幸同志之故。作文须如此一层进一层。先言自淑,后言自成。先言意气招来,次言风声鼓舞。俱是一浅一深。上言先觉,则接云兴亲炙之思。先觉亲炙,俱是以师道言。上言同志,则接云有聚乐之思,同志聚乐,俱是以友道言。下字皆有斟酌。师如夫子于七十子,友如夫子于蘧伯玉、左丘明。此作手法最高。”[33]
在评点的过程中,陆陇其对先辈的范文,有时会揭其微瑕。这种指瑕同样建立在对儒家元典的完整深入的理解上。对于王鏊的《有朋自远方来》,陆陇其指出其微疵:“据《大全》朱子,‘朋来’乃是从‘学’‘悦’后进一层境界,故曰:‘此学之中也。’今此文落题曰‘今惟学而悦也则’云云,是竟将此节作‘学’‘悦’之效验,无进一层意矣。不无可酌。”
通过对文法的条分缕析去完整而有机地呈现制义背后的经义系统,是《一隅集》的一大特点。
《一隅集》之选评,本为导初学者以路径,故细致解构原文、揭示文脉、辨析字句,从而还原先辈作文之文思,指明得失,具有极强的可复制性和可操作性。这是《一隅集》的制义文法论的一大特点。
在编选《一隅集》的前一年,陆陇其编选了《战国策去毒》以授定徵。书名为“去毒”,有其特别的含义。陆陇其说:“右《战国策》一书,大抵皆纵横家言也。其文章之奇足以悦人耳目,而其机变之巧足以坏人心术。子弟识见未定而读之,其不为渐染者鲜矣。……余惧其毒之中于人也,故取今文士所共读者,指示其得失,使学者知其所以异于孟子者,庶几哜其味而不中其毒也。”[34]一方面视机变奇巧为“毒”,另一方面则明知有“毒”,还是要把它作为儿子的启蒙读物。可见陆陇其对“文章之奇”,对“机变”之法的情有独钟——非奇变不足以开文思。这也是他在《一隅集》里选入许獬等人之文的原因所在。高嵣说:“文至隆、万,变化、治之老法而行之以机,变正、嘉之朴实而运之以巧。竞尚圆熟,日趋凌驾。虽提挈起伏、向背往来之势灵密有加,而气体颓靡。以是为文之衰也。论者谓田(一儁,隆庆戊辰会元)、邓(以赞,隆庆辛未会元)开于前,冯(梦贞,万历丁丑会元)、李(廷机,万历癸未会元)踵于后,以致愈趋愈下。然定宇、具区皆卓然名家,但骨力坚凝,少逊前人。田、李虽精实不逮,而局格自落落大方。以后之滥觞日甚,而遽归咎于前人,似亦过矣。万历自壬辰而降,宣城以穿插纤佻为巧,同安以排叠凌促为工。一时靡然从风,真气销亡。”[35]同安即指许獬。陆陇其把这批人(除田一儁、汤宾尹外)的制义选入,不因人废言,正是看重其文之奇变与局法。
《一隅集》主要从三个方面去阐发制义文法:篇章论、字句论、大结论。
关于制义篇章。陆陇其指出,制义诸股的结构不拘泥于八股,而取决于题型。科举之文之所以称为八股,是因两截题之题型决定的。“题有两截,非上下各自发明,则题意不出。”[36]上、下两截,各发两虚两实四股,则为八股。如果是一句题而用八股,由虚渐实,则称为“一滚格”。二句题和三句题,则用“两扇格”、“三扇格”。而对于全章题,则用“随题挨讲之格”。
明白题型之格,这是审题中的关键一步,陆陇其的评点多有点明。如对于王鏊《邦有道危言危行》一文,陆陇其指出:“此是一头两脚之格。上截作四小股,下截作两大股。下截即两扇体也。”[37]《子曰吾之于人也章》是“下原上格”,即上下两节为因果关系。对此种题,“作者只就题面挑剔明白,不必更推所以然,而理自精妙”。[38]他说:“先辈于一头两脚之题,必于前一截作四股,后一截作二股。此定格也。”[39]这是八股之变格。
各股有各自的功能。起股的功能是承上敷衍,中股正面敷衍题目,后股则别起峰峦,另生意见。陆陇其强调各股之间的有机联系,而把机械拼凑四大块之文称为“四橛”:起讲、起股、中股、后股各为一橛。“八股之文譬如画人,首自首,足自足,各从其位,不相混也;四橛之文如聚首足于一处,颠倒重复,不知其为何物矣。八股之文如一身之气脉,周流贯通;四橛之文则头目之气不贯于手足,手足之气不贯于心腹。”[40]强调的是八股文结构上的生命化特征。
关于字句论。陆陇其除了强调“作文用字用句必有根据,非六经、《语》、《孟》及经周、程、张、朱论定之语,不可轻用”之外,还特别提出八股文语言的雅俗问题。既应避六经字句之古奥,又不可用宋儒之俚俗。比如对于冯梦祯的《管仲之器小哉章》,文中有“虽挥霍有余,其底里可窥也”、“虽勋猷烂然,其边幅易尽也”等句,陆陇其认为“挥霍”、“底里”、“边幅”等语近于俚俗,是不可取的。
关于八股文的大结,由于曾有不肖之徒在大结中暗藏关节以作弊,康熙初年科臣遂建议取消大结,康熙六十年更是悬为禁例。陆陇其认为大结不可废。制义各部分有各自的功能,八股部分是“代圣贤口气”,而前之破、承,后之大结,都是作者自己口气。作者如有精辟之论,当然不能在八股部分混入代言,故必须于八股之后的大结发之。陆陇其此论被后来的唐彪、梁章钜所接受。钱振伦则认为,今人忿语鄙谈,喧嚣盈幅,若令再作大结,岂不是横议泛滥!钱振伦此论显然是为了迎合现存体制,而不具说服力。
在具体的评点中,陆陇其还提及“正题先反之法”、“由宾及主之法”、“由虚渐实之法”、“由浅及深法”、“两股开阖之法”、“股内开阖之法”、“作文对股法”等等。
把陆陇其与吕留良作一个比较,是一件有趣的事情。陆陇其比吕留良小一岁多,“先生于晚邨出处虽不同,而任道之心则一,恃为辟邪崇正之助”[41]。在不遗余力地尊朱辟王上,陆与吕可谓并肩作战。但吕为早慧,而陆则晚成。吕留良13岁即组织徵书社,顺治十年,25岁,应试为诸生,后隐居不出。27岁开始了他的八股文选家生涯。陆陇其直至康熙五年,37岁,始领乡荐。41岁捷南宫,会试中式第35名。当吕留良作为八股文选家而名满天下的时候,陆陇其还在奔波于权贵之家坐馆。康熙十一年,两人初晤,吕即对陆“从容指示”[42]。吕留良去世后,陆陇其在给其子吕葆中的信中说:“不佞服膺尊公先生之学,有如饥渴。所不同者,出处耳。”[43]吕留良于康熙五年因拒岁试而被革去秀才,康熙十七年又拒绝鸿博之征,后竟削发为僧。陆陇其虽于28岁应乡试下第,但他更加发愤研读《大全》诸书,走完了举人、进士的科举历程。两人对儒学都有深入的体悟,也都以探寻孔孟正脉为己任。但吕留良长期作为时文选家,直接面对士子的科场实战,他的选题和评点姿态,时刻贴近应试士子的需求。他的墨选集如《庚子程墨》、《十二科小题观略》、《江西五家稿》等,都是颇具实战意味的书名。至于《晚村四书讲义》,则是吕留良死后,吕葆中在陆陇其的鼓励鞭策下编辑刊行的结果。陆陇其则主要致力于《四书讲义》之类的儒家元典之解读。其《一隅集》实为不得已之作。当他听知周好生将把他的手稿《八科问答》附刊于《一隅集》之后时,他赶紧叮咛:“万祈为之藏拙,不可画蛇添足也。” [44]可以说,《一隅集》是给“高才”考生看的,而吕留良的墨选则是给千千万万应试士子临场实战看的。这或许是《一隅集》虽经多次重刻而最终仍被那些“干禄”鄙书所淹没的原因之一吧。
在具体的批评旨趣和形态上,陆陇其与吕留良也是各有特点的。与吕留良一样,陆陇其也是“义”“法”并重的。吕留良说:“非谓可以无法也。法从理生,即虚神语气亦从理生。理不足而单论法,此时下之似法而非法也。理既足而法有未尽,此古人之所轻,而非其所不知不能也。”[45]相比之下,吕留良更重义理脉络之串讲推衍,陆陇其更着力于文理脉络之梳理条析。比如对于唐顺之的《克伐怨欲不行焉章》,两人的评点都各有其独特的特点。该题来自《论语·宪问》第二章:“‘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子曰:‘可以为难矣,仁则吾不知也。’”朱熹说,能克制好胜、自矜、忿恨、贪欲四者,还不能算是仁。仁则天理浑然,自无四者之累。有人问:“让这四者不发生作用,这不能算是仁。但这难道不也是克己求仁之途径吗?”朱熹回答说:“去一己之私以复礼,私欲就不能存在,天理的本来面貌也就恢复了。”[46]指出只是制止四者不发生作用,并未从根本上拔去病根。强调了克己复礼的重要性。唐顺之的破题是:“贤者以制私为仁,圣人所以抑之也。”(原宪把制私当成仁,孔子则因其并未釜底抽薪地去私而否定他。)然后以“仁者”与“不仁者”、“克伐”与“怨欲”对举,形成八股的主体部分。对于此文,吕留良重在义疏:“‘人欲净尽,天理流行’八字是‘仁’字全象。然必人欲净尽,而后天理流行。……今于四者,但曰‘不行’而已,则其根荄隐伏于中,而天理反强制于外。……细玩通篇曲折剖析处,真是滴水滴冻。”[47]陆陇其对此文的文法与义理都作了深入细致的分析。他说:“开讲先将‘仁者’、‘不仁者’两路说明,则克、伐、怨、欲不行所以胜于不仁、而未得为仁者,已晓然矣。此是题前总发所以然之故。”所谓“题前”,即此章之前的“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48]即唐顺之此文开讲部分,所谓“今夫仁者宽裕温柔,本自无所克伐;而不仁者矜己夸人,则有是而必行焉者也。仁者,不忮不求,本自无所怨欲;而不仁者恣情徇物,则有是而必行焉者也”[49],这是题前总发。对于这种写法,陆陇其甚为推许,认为它是文思灵动的表现。
北京匡时2012春拍《种菜诗唱和册》之吕留良墨迹
唐顺之制义的一大特点是“大开大阖”。陆陇其以此文为例而进行更加细致的剖析:“今以此文观之,通篇俱就‘不行’处说。而开讲先将‘仁者’‘不仁者’形起,此是一篇大开阖。要说宪之未识仁,先说宪之能不行;要说不行所以未得为仁,先说不行所以为难,此是逐段开阖之法。要说有克伐,先说人心惟无所克伐;要说防其溃,先说天人交战;要说潜滋暗长,先说藏蓄不化,又先说非必人欲横流,此是逐股内开阖之法。”[50]点明了全文的大开阖、各段之间的开阖、各股之内的开阖,由此去揭示唐顺之制义“意思周密”[51]的特点是如何形成的。
王应奎说:“本朝时文选家,惟天盖楼本子风行海内,远而且久。尝以发卖坊间,其价一兑至四千两,可云不胫而走矣。然而浙中汲古之士如黄梨州、万季野辈,颇薄其所为,目为‘纸尾之学’云。”[52]尽管曾为黄宗羲等所薄,但在中国古代文章学史上,吕留良的重要性已被当今学界所高度重视。而陆陇其作为制义评选家的另一类型,尚未得到应有的关注与研究。尊孔崇经、尊朱辟王,是陆陇其制义批评的基本立场;由“义”取“法”,以“法”见“义”,是陆陇其制义批评的重要特点。在清初“醇雅”文风的建构上,在“义”“法”并重的批评实践上,其《一隅集》乃是桐城派之先声,应在八股文的批评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方苞说:“《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而后深于文者亦具焉。”[53]陆陇其的《一隅集》应即属于此类“深于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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