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丁会客厅,往来皆鸿儒。”白丁会客厅是中国教育智库网倾心打造的高端的视频访谈栏目,是有高度、有广度、有深度、有温度的教育主题空间。12月18日下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生导师、知名学校发展规划专家、教育部校长培训专家、北京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北京师范大学国家教育考试评价研究院执行副院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洪成文教授做客白丁会客厅,详细讲述高校战略规划的制定问题。
高校战略规划=理想+路径+实施
白丁:请您用通俗的语言,谈谈高校的战略规划这个概念的含义以及背后的逻辑。
鸿儒(洪成文):高校战略发展规划,如同制定和实施一个旅行规划。去旅游前,需要做旅游计划。比如,要去爬山,可能去泰山,也可能去五台山。首先要选定目标,这是第一步。
如果自驾去泰山,就面临路径选择的问题,是走高速、国道,还是县道乡道,有三种或四种选择。每条道路都有优点,也有不利的地方。如果走高速,道路好走,但要收费,如果走县道乡道或者国道,虽然不收费,但有可能车比较多,可能会堵车。对学校来讲也是这样,学校发展同样有不同的路,没有哪条道路是十全十美的。所以一定要根据学校的情况,选择通向目标的路径。
接下来要驾车上路,路上行驶需要一定时间,可能还要去加油站去加油。对于学校来讲,要落实发展规划,需要一定的时间,需要持续投入,才能够达成目标。另外,在路上,可能会遇到风险,比如,堵车、塞车、汽车抛锚,或者其他一些事故。为了应对风险,在规划的执行过程中,要不断调整,要投放足够的资源。
所以,院校战略发展规划,需要做三件事:第一,确定中长期目标,也就是理想;第二,要确定通向理想的路径;第三,义无反顾地向着目标前进。这三点构成了战略发展规划的制定和实施过程,就如同制定旅行计划。确定目标在哪里以及走什么路径是战略发展规划中两项最基础的工作。接下来的工作就比较简单了,相当于旅行计划的落实。
破解高校战略规划中的难点问题
白丁:当前我国的高校的战略规划中存在着哪些难点问题?如何来解决这些问题?
鸿儒(洪成文):个人认为,战略规划的难点归纳起来,有三个代表性的问题:
第一,目标的确定问题。目标最理想的状态可以用四个字概括——顶天立地。战略规划是学校的总体规划,所谓的“顶天”是指一定要把高度拔高,有一定高度的规划才是有水平的规划,如果没有高度,就只能说是普通的规划。
怎样才能让规划顶天?学校一定要讲好自己的故事,为国家重大战略发展做贡献,国家需要什么样的科研?学校能做什么样的科研?国家需要什么人才?学校能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些是需要重点考虑的。另外,不只是为国家服务,还要考虑另外一件事情:不是所有的学校都可以为国家的重大科研战略需求提供服务。学校还可以为地方的经济发展,为某一个行业的发展作出贡献,这叫作立地,这方面还有待于加强。目前的情况是顶天没顶上去,立地没有走踏实,这是规划中第一个大问题。
第二,规划中存在平均用力的问题,重点不突出。因为规划涉及学校方方面面,所以就存在平均用力的情况。一旦平均用力,重点战略目标以及在五年、十年必须实现的目标就很难凸显。
第三,存在重规划轻落实的倾向。学校对于战略规划的制定是重视的。但是,在现实中,很多学校制定规划后,却不太重视规划的执行。虽然制定规划的过程中,学校用了很大力量,但是在最关键的环节——落实的环节,有所放松。这就导致很多人认为规划就是文本,是挂在墙上的东西,导致规划得不到广大教职工的信任。
白丁:现实中,怎样破解这些难题?
鸿儒(洪成文):要有针对性地解决这些问题。
首先谈如何顶天的问题。国外高校和国内高校都有一些经验可以借鉴。高校要借鉴同行的经验,丰富规划内容,提高规划水平。比如,很多学校提出要建设一流大学,那么什么是一流大学?在世界排行榜中,排在100名左右是不是一流?排行20名以内是不是一流?好像都可以算,中间的水分很大。可以向一些国际上的大学学习,将目标具体化,顶天要“顶”到哪里,一流要“流”在什么地方,用数字说话。
比如,澳大利亚的悉尼大学提出的战略计划很简单——要成为澳洲大学的老大,要在世界大学排行榜中占到前25名。我们可以发现,这所大学没有用“一流”这个词,但是具体的数字给了自己可操作的空间,只要看到这个目标,听到这个目标,就知道应该做到什么程度。如果一所中国大学计划经过20年的努力,进入全球排行前30名,这就是很具体的目标。有了具体目标,学校才会有奋斗动力,否则就永远在一流这个宽泛的词里思考问题,在最后的评价阶段,却没有很得力的东西作抓手。
其次,关于重点不突出的问题。现在很多高校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目前存在一个现象:学校做规划时,都做整体规划,往往面面俱到,党政工青妇都在规划里提到一笔。规划讲究精简,但规划的字数一直很难缩减。又不能不提某个部门,否则,没被提到的部门可能说:“难道我所在的部门不重要吗?”但如果每个部门都要在规划中有一句话,目标就过多了。
我们研究了国外一些大学的经验。以耶鲁大学为例,耶鲁大学2003年的十年规划,要做的只有四件事情。如果一所大学做四件事情,达成四项目标,能不能把我们的党政工青妇全部概括了?有可能概括,有可能概括不了。如果概括不了,就要找到大学发展的重中之重,即优先发展项目。做规划是要优先发展,有些工作即便不规划,也依然可以朝前走,但如果是重点工程,就必须要突出,而且还要在资源方面有所倾斜,这样重点项目才能发展更快。这也是现在“双一流”建设所追求的一个重要方面,并不期望学校的几十个专业都发展得很好。
高校应该要思考:学校有没有最好的学科?最好的学科在全国排名多少?在世界上排名1%的学科有多少?在全球排名千分之一的学科有多少?最突出的优势是什么?最想发展的方面是哪些?这些也是“双一流”建设中需要高校管理者深入思考的问题。
用评价手段促进高校战略规划
白丁:规划落实的难题怎么破解?是否可以通过评价手段促进高校的战略规划?
鸿儒(洪成文):规划落实中存在很大问题,可以思考是否是评价手段出了问题或评价手段不够。
提到评价,我们再重视评价的重要性都不会过分。现在的规划,重制定,轻落实,几乎没有评估。比如,五年规划,学校制定时轰轰烈烈,但很少有高校在五年后做全面评估。缺少对前面工作的总结和评估,不知道这五年规划到底做得好不好。所以,有人说规划有也罢,没有也罢,这使得规划被束之高阁,好看不好用。
评估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阶段性评估,比如,五年规划、十年规划可以分两三个阶段进行评估。可以评估到某个阶段时,学校实现了哪些目标,哪些目标没有实现,为什么没有实现,是否缺资源。
第二个评估是总结性评估。在五年、十年规划快要结束时,要对规划工作进行评估,无论评估是深是浅,有与没有还是完全不同的。在这里提个倡议,希望各高校在五年规划实施快要结束时,在新的五年规划快要启动时,要做自我评估,发现问题,肯定成绩,然后寻找下一阶段的发展方向和目标。
白丁:有些高校经过几年有方向、有重点的发展,从同层次的学校中脱颖而出,这是否与背后有好的规划紧密相关?另外,您觉得规划中还有哪些有待提高的地方?
鸿儒(洪成文):学校的发展与规划有很大关系,尽管我们不能说规划代表了一切,但规划使行动多了计划性,所以规划很重要。
目前,规划在启动阶段做得不错,但还存在着两个小问题:第一,对于规划目标的实现,高校的信心不够,没有理解什么是规划目标。规划目标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实的,是必须实现的。另一部分是虚的,是可以在将来实现的。规划目标要虚实结合,现在规划的制定和执行中存在一个问题——理念上还没先进到这种程度,没有意识到原来规划目标可以放到之后实现。规划一般要由领导修改最后一稿,有些领导会担心,自己校长任期只有五年,如果目标定高了就难以实现,所以就降低目标。
第二,与国际同行相比,执行规划时,我们缺乏对目标的修改。目标是可以调整的。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可以从一个目标转移到另外一个目标时,学校就可以做出调整,对资源配置进行调整。我们往往机械地理解规划的文本,缺乏灵活性处理。
白丁:灵活性不够,与高等教育的管理体制有没有关系?
鸿儒(洪成文):这里暂不说管理体制,可以从一个人做事的繁忙程度来思考。实现拟定的目标,一定要投入时间。目标的实现靠大学的主要负责人来推动,如果大学的主要负责人有足够的时间用于规划的跟踪、推进、修正、修改,是不是更好?但是,现在的大学校长很忙,因为忙,所以乱,因为乱,所以就忽视了规划目标的跟踪、监督和推动,所以个人认为这个工作状态可能是主要问题之一。
白丁:地方本科院的战略规划,与央属学校、民办学校比较,有没有区别?
鸿儒(洪成文):区别是存在的。你不可以想象,一所研究型大学的规划和一所普通的地方本科学校的规划是一样的。这也涉及到为什么要规划的问题。规划一定要挖掘这所学校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发展的目标,要由问题导向目标。所以规划不是简单的规划,而是要解决问题的。
不同的学校要解决的问题不一样,所以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学校应该做不同的规划。推到极致来讲,每所高等院校的规划都应是特别的,即“一校一规划”,规划最反对的是千篇一律。如果花园栽同一种花,即便是牡丹,也会很单调,这也不是中央政府希望看到的,所以,大学规划就是要规划特点,一定要把自己的特点踩实,这样,规划才是自己学校的规划,而不是所有学校的规划。
大学怎样寻找自己的特点?首先要研究自己,高校在做规划的时候,存在的问题之一是研究自身的程度不够,也可以说,并不是每所高校都有研究好自己的能力。
白丁:地方普通本科院校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在做战略规划的时候,应注重哪些方面?
鸿儒(洪成文):地方普通高校做规划,主要是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定位问题。因为地方普通高校在高等学校中所占的比例最大,也最容易发展成趋同性的学校。当然,也不很难想象每所学校都发展得有特色,因为毕竟是几百所、近千所高校,所以一校一特点是理想状态。
地方高校的定位很难,那应如何定位?第一,向综合型、学术型方向发展;第二,定位于应用型。如果还有第三类,就是二者兼顾。关键问题不在这三大类。现在大家都在提转型,高校自己也希望转型,关键是向什么方向转,如何转型。
大概有两个依据:第一,转型一定要考虑学校所在社区、城市的发展需求。要调整专业和课程,为地区服务。第二,可以考虑行业。很多高校都有行业背景,比如,有些学校以师范专业为主,有些学校以农林水为主,有些学校以石油或者是地矿、煤炭为主......高校还需要多挖掘行业系统的背景。
第二个方面是资源问题。地方高校在制定发展规划的过程中,遇到的最大瓶颈是资源不足。生均拨款一般在两万元上下,低的大概一万二。一所两万学生的高校,一年预算大概从5亿到10亿不等,这样的资源配置是很紧张的,政府也做出了很大努力,但这些钱相比于其他类型的学校,比如,央属学校或发达城市的一些学校,实在相差太大,所以,谈到学校发展规划,校长、书记几乎异口同声地说:“我们缺钱,如何在没有资源的情况下做规划?”学校可以制定美好的目标,但如果没有资源,不能实现目标,就是很大的难题。所以,地方本科院校在制定发展规划时,一定要有资源意识,也就是说,在规划目标时,最终要落脚到能否获取更多资源,如果能获取,规划就是有效的,就能被教职工信任。如果规划目标的实现要消耗大量资源,又不能拿到资源,规划就还有待改善,
白丁:央属高校资源条件和各种积淀都比较好,这些学校在做规划时,应更关注哪些因素?
鸿儒(洪成文):央属院校比起地方本科院校、民办高校、行业院校有一些优势,但并不表示央属高校不缺钱。缺钱是普遍性问题,清华、北大也会缺钱。在发展面前资源永远不够。所以部属高校、央属学校也需要把资源意识渗透到学校发展规划中。
可喜的是,央属院校在自筹经费方面表现得好一些,从大学经费组成比例中可以发现这一点。在央属学校里,政府拨款占学校总预算的比重相对较低,而地方普通高校的总预算中,政府拨款所占的比例相对较高。除了可以拿到比较高的国家重点项目资金,一些央属院校的社会财政的自我挖掘能力比较强,值得地方院校借鉴,另外,央属院校在挖掘社会资金的能力方面差异很大,有些学校表现很好,但也有一些学校基本是以财政拨款为主。发展快的学校,一定是与市场结合得比较紧密,自主财政能力比较好。如果仅靠政府财政,缺钱状况会很严重。
所以,高校在做规划时,很重要的一点是自主筹资的能力。一所学校想要发展得更好,走得更快,这方面就要加强。
白丁:民办高校作为我国高等教育序列中不容忽视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去年民办教育促进法调整后,民办院校的战略发展规划显得尤为重要。请您解读一下民办高校的发展规划。
鸿儒(洪成文):民办高校的战略规划意识并不比公办学校弱,甚至还表现得更强一些。在民办高校里,两极化倾向比较明显:一部分高校非常重视规划,另一部分高校确实非常不重视。西安欧亚学院在规划制定和实施方面比较成功,从一定程度上说,是比较成功的案例,这说明重视战略规划的高校,最后往往发展得好,反之亦然。
白丁:有些院校不重视规划的原因是什么?
鸿儒(洪成文):个人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举办人和主要负责人过于自信;第二,举办人和主要负责人对战略发展规划价值的理解不够,认为规划没有价值。
白丁:现在民办高校目前的领军人,或者说掌舵人大多还是创始人。从年龄上,对新生事物的敏感度可能不是那么强烈,这是不是也是不重视规划的原因之一?
鸿儒(洪成文):也可以这么说。从1980年、1981年我国开始建立民办高校以来,有将近40年的历史,一些举办者已经80岁上下,这些老同志确确实实为中国的民办高校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部分校长和举办人已经完成了交接任务。一些还在位的民办学校领导者年纪稍微年轻一些,六十岁、七十岁左右,他们有丰富的办学经验以及跟社会交流的经验,其中部分人很开放,对规划价值的认识会更强烈。但有部分领导者,因为经验比较丰富,喜欢用经验思考问题,继续沿用自己的老方法,这就有可能出现您刚才讲的情况,因为经验丰富,反而可能阻碍了开放的思维。
白丁:您提到,一部分学校可能没有能力研究好自己,定位好自己。提高地方高校的战略规划能力是否需要引进外脑?外脑与内脑如何合作才能够更好地完成高校发展规划?
鸿儒(洪成文):外脑能发挥作用,是因为几个原因:
第一,外脑是专业的,是做这方面研究和咨询工作的。
第二,外脑有足够的时间做保障。现在校内做规划的人员,除了规划处处长外,几乎都是兼职的,甚至很多规划处处长也是兼职的。做规划工作的人员还要做很多别的工作,他们是想做好规划,但投入的绝对时间不够,而一定的外脑可以弥补时间的不足。
第三,外脑的视野相对广阔。外脑毕竟看过的学校比较多,视野开阔,可以弥补内脑在这方面的不足。当然,我们并不能认为内脑就一定没有对自己做出客观准确评价和做好规划的能力。
关于如何更好地利用外脑,高校一定要明确:外脑不是起主导作用,而是协助性的,外脑和内脑要共同工作,互相启发。引进外脑最终目的不是要代替内脑做一份工作。外脑最重要的作用是充当拐杖,帮助内脑做事情,最终落脚点是内脑可以脱离拐杖,直接做事。所以,外脑不要把事情全包了,要带动内脑一起发展,当一所学校内部具备了发展规划能力,外脑的作用才最终实现。
白丁:“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高校应如何做好一流学科建设的规划工作?
鸿儒(洪成文):一流学科建设是一个既复杂又简单的问题,在“双一流”建设过程中,要考虑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中国特色。如果经过五年或十年的时间,没有形成中国特色的东西,我不认为这种建设是成功的。
一流学科规划建设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对标。对标很简单,世界一流学科有一些基本要素,比如,教授水平、学生素质、经费投入、成果发表、知识创造等。只有对标完成,才知道世界顶尖水平,才会了解学校与世界顶尖水平的距离。开始时,与世界顶尖水平的距离也许是5公里,经过十年发展,只剩1公里,对标任务基本完成,接近世界一流水平。
第二个阶段是制标。如果“双一流”建设最终只完成对标,显然不能满足中央对高等教育发展的需求,必须要有制标的过程,要一边对标,一边体现中国标准,要适当做一些战略安排,要制定自己的标准,还要参与全球学术发展标准的制定。
第三个阶段是好标分享,将制定的标准分享给他人。中国的标准出来后不能只为中国服务,否则标准就是狭隘的。开放的标准一定是为世界上任何国家服务的。所以,在最后一个阶段,要考虑中国高等教育能为世界高等教育做出什么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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