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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尖上的中国
                                                                                                                              李斌
          
   2014年的一天，我合上电脑，长出了一口气。4个小时的纪录长片《针灸》终于完成。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工程。一年的前期调研，一年的蹲守拍摄，半年的辛苦剪辑，终于结束了。
 
    仰天无泪，笑对人生。面对一个小小的社区诊所，100多个病人的真实纪录；面对一个个无奈艰忍的面孔，我屡屡反思，要把这些呈现给世人吗？这个社会，人们已麻木，他们不愿去看望苦难，一听到哭声都会捂起耳朵，何必自讨没趣呢？于是决定痛下杀手，砍掉了大量地哭号，努力寻找没有泪水的笑脸。
 
认识武耀成是在2012年夏天。那时正准备赴陕北神木拍摄环保纪录片《湖殇》。临行前，司机王师傅突患腰椎间盘突出，疼痛难忍，无法行走。我和徒弟架着他来到武大夫诊所扎针灸，武大夫一针扎在他的屁股蛋上，王师傅惊声惨叫，从病床上一跃而起，我大为惊讶，针灸有这么神奇吗？
 
我从事电视工作也有20年了，见过很多中医，从未有如此体验，于是与武大夫攀谈起来。中医的深奥在武大夫这儿变得通俗易懂，比如说中药为什么要放蝎子蜈蚣？因为过去生活困难，病人们营养不良，蝎子蜈蚣是高蛋白，能补充体力。再比如所谓其经八脉，各种穴位的物质存在是什么？从解剖学上解释就是神经和神经结。这些武氏理论估计会在中医界引起激烈争论，但让我这个外行人一下子听明白了。

后来武大夫给了我一本他写的书，已经印刷成样书，没有书号，书名叫《不要因为伤害就放弃善良》，写的是他20多年的行医记录，有100多个小故事，20万字。粗粗翻了一遍，里面有很多有意思的故事，当时就想：如果这些故事都用影像纪录下来会是一部什么样的影片呢？
 
武耀成那年40多岁，是一个从部队复原的退伍军人，他的外公是旧时的老中医，骑着毛驴，驼着中药走乡串村，赊药看病。武耀成依靠祖传的针灸术，在西安一个部队医院的针灸科服役，复员后在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开了一个针灸门诊。
 
因为太年轻，得不到病人信任，来找他看病的人很少。于是他在诊所门口贴了一张告示：先看病，后收钱，看不好不要钱。周围看不起病的人们纷纷上门，病人越来越多，对一些家庭特别贫困的病人，病看好了武大夫也不忍心收钱。所以当地的老百姓称他为“穷人大夫”。
 
 2000年，武大夫在当地名气越来越大。但也就在这一年，全国整顿私人门诊，卫生局收回曾发给他的行医执照，要求他参加专业资格考试。武大夫生性叛逆，在大量的临床实践中，他对当前的中医理论嗤之以鼻，认为其是故弄玄虚。他认为针灸其实是兴奋神经和抑制神经，所以他拒绝参加考试，于是他的行医执照被吊销，诊所被列为“非法诊所”，但因为他在当地名气大，卫生部门对他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其发展。
 
武大夫上午坐诊，下午出诊。每天来就医的病人有50多人，有小到刚出生的婴儿，大到80多岁的老人；有一夜之间因病返贫的农民，也有马上高考却得了落枕的学生；有被村长欺负的寺庙方丈，也有刚生了软骨病婴儿的小夫妻。我在这里看到了中国现实社会的方方面面。

武大夫每天下午都要到李军霞家，给她儿媳妇扎针。68岁李军霞和武大夫相识20多年，2012年冬天，一家人欢天喜地张罗着起新屋盖新房时，儿媳妇却突发脑梗塞，送到医院抢救，一夜之间背负上16万的外债。为了还账，两个孙子辍学去外地打工。麦收的时候，两个孙子回来了，武大夫给他们就近找了个工作，这样方便照顾家人，没想到两个孙子都拒绝了，理由是他们想当老板，赚大钱。
 
子怡是一个3岁小女孩，先天性软骨病。她的母亲早年在深圳一个鞋厂当油漆工，第一个孩子生下来就得脑积水去世，子怡是第二个孩子，出生六个月后，母亲发现孩子得了软骨病，四处求医无果，找到了武大夫。对于这样得疾病，针灸也是爱莫能助。子怡的父母开始商量把孩子送到福利院，然后再生第三个孩子。得知消息，武大夫急忙通知我赶往子怡家，告诉子怡的妈妈，孩子的病根极有可能是母亲的职业造成的，即使遗弃了子怡，第三个孩子还可能有问题。一句话惊醒了子怡妈妈，于是她去西安的一家职业病检测机构做职业病检测，但是这家机构坚持要子怡妈妈拿出用人单位的同意书，否则不给做检测，这样的状况让大家都很无语。子怡和她妈妈后来再也没有消息了。
 
像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这些故事是我呆在诊所一年亲眼目睹的，这就是现实生活。生活一直在继续，我的拍摄不得不在一场大雪中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