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尖上的中国
李斌
2014年的一天,我合上电脑,长出了一口气。4个小时的纪录长片《针灸》终于完成。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工程。一年的前期调研,一年的蹲守拍摄,半年的辛苦剪辑,终于结束了。
仰天无泪,笑对人生。面对一个小小的社区诊所,100多个病人的真实纪录;面对一个个无奈艰忍的面孔,我屡屡反思,要把这些呈现给世人吗?这个社会,人们已麻木,他们不愿去看望苦难,一听到哭声都会捂起耳朵,何必自讨没趣呢?于是决定痛下杀手,砍掉了大量地哭号,努力寻找没有泪水的笑脸。
认识武耀成是在2012年夏天。那时正准备赴陕北神木拍摄环保纪录片《湖殇》。临行前,司机王师傅突患腰椎间盘突出,疼痛难忍,无法行走。我和徒弟架着他来到武大夫诊所扎针灸,武大夫一针扎在他的屁股蛋上,王师傅惊声惨叫,从病床上一跃而起,我大为惊讶,针灸有这么神奇吗?
我从事电视工作也有20年了,见过很多中医,从未有如此体验,于是与武大夫攀谈起来。中医的深奥在武大夫这儿变得通俗易懂,比如说中药为什么要放蝎子蜈蚣?因为过去生活困难,病人们营养不良,蝎子蜈蚣是高蛋白,能补充体力。再比如所谓其经八脉,各种穴位的物质存在是什么?从解剖学上解释就是神经和神经结。这些武氏理论估计会在中医界引起激烈争论,但让我这个外行人一下子听明白了。
后来武大夫给了我一本他写的书,已经印刷成样书,没有书号,书名叫《不要因为伤害就放弃善良》,写的是他20多年的行医记录,有100多个小故事,20万字。粗粗翻了一遍,里面有很多有意思的故事,当时就想:如果这些故事都用影像纪录下来会是一部什么样的影片呢?
武耀成那年40多岁,是一个从部队复原的退伍军人,他的外公是旧时的老中医,骑着毛驴,驼着中药走乡串村,赊药看病。武耀成依靠祖传的针灸术,在西安一个部队医院的针灸科服役,复员后在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开了一个针灸门诊。
因为太年轻,得不到病人信任,来找他看病的人很少。于是他在诊所门口贴了一张告示:先看病,后收钱,看不好不要钱。周围看不起病的人们纷纷上门,病人越来越多,对一些家庭特别贫困的病人,病看好了武大夫也不忍心收钱。所以当地的老百姓称他为“穷人大夫”。
2000年,武大夫在当地名气越来越大。但也就在这一年,全国整顿私人门诊,卫生局收回曾发给他的行医执照,要求他参加专业资格考试。武大夫生性叛逆,在大量的临床实践中,他对当前的中医理论嗤之以鼻,认为其是故弄玄虚。他认为针灸其实是兴奋神经和抑制神经,所以他拒绝参加考试,于是他的行医执照被吊销,诊所被列为“非法诊所”,但因为他在当地名气大,卫生部门对他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其发展。
武大夫上午坐诊,下午出诊。每天来就医的病人有50多人,有小到刚出生的婴儿,大到80多岁的老人;有一夜之间因病返贫的农民,也有马上高考却得了落枕的学生;有被村长欺负的寺庙方丈,也有刚生了软骨病婴儿的小夫妻。我在这里看到了中国现实社会的方方面面。
武大夫每天下午都要到李军霞家,给她儿媳妇扎针。68岁李军霞和武大夫相识20多年,2012年冬天,一家人欢天喜地张罗着起新屋盖新房时,儿媳妇却突发脑梗塞,送到医院抢救,一夜之间背负上16万的外债。为了还账,两个孙子辍学去外地打工。麦收的时候,两个孙子回来了,武大夫给他们就近找了个工作,这样方便照顾家人,没想到两个孙子都拒绝了,理由是他们想当老板,赚大钱。
子怡是一个3岁小女孩,先天性软骨病。她的母亲早年在深圳一个鞋厂当油漆工,第一个孩子生下来就得脑积水去世,子怡是第二个孩子,出生六个月后,母亲发现孩子得了软骨病,四处求医无果,找到了武大夫。对于这样得疾病,针灸也是爱莫能助。子怡的父母开始商量把孩子送到福利院,然后再生第三个孩子。得知消息,武大夫急忙通知我赶往子怡家,告诉子怡的妈妈,孩子的病根极有可能是母亲的职业造成的,即使遗弃了子怡,第三个孩子还可能有问题。一句话惊醒了子怡妈妈,于是她去西安的一家职业病检测机构做职业病检测,但是这家机构坚持要子怡妈妈拿出用人单位的同意书,否则不给做检测,这样的状况让大家都很无语。子怡和她妈妈后来再也没有消息了。
像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这些故事是我呆在诊所一年亲眼目睹的,这就是现实生活。生活一直在继续,我的拍摄不得不在一场大雪中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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