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俄新社、塔斯社12日援引法国媒体消息报道，欧洲知名作家米兰·昆德拉去世，终年94岁。
综合路透社等多家媒体介绍，米兰·昆德拉出生于捷克斯洛伐克布尔诺，于1975年移居法国，其代表作有《玩笑》《生活在别处》《笑忘录》《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和《不朽》等。2020年9月20日，米兰·昆德拉获得卡夫卡文学奖。
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米兰·昆德拉的作品就被译介到中国，并掀起了一波翻译、阅读、模仿、崇拜的热潮。一位东欧作家，影响一代中国青年，他的小说《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玩笑》《生活在别处》至今仍未过时。莫言、余华、王安忆、毕飞宇这些大作家都曾是昆德拉的忠实读者。
米兰·昆德拉是世界上读者最多的作家之一，也是一个成功隐身的作家。近40年来，由于一直拒绝在媒体上露面，并且极度注重个人隐私的保护，他从公共视野中消失了。从《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到《生活在别处》，再到八十多岁高龄时创作《庆祝无意义》，他笔下的故事和提出的问题让读者难以忘怀，而他本人却为自己的生活以及与他的经历有所牵连的百年历史贴上了封条。
随着传记《寻找米兰·昆德拉》出版，尘封的档案被打开。作者阿丽亚娜·舍曼仿佛一位资深拼图玩家，从一手访谈到对史料线索抽丝剥茧的整理，一幅进入昆德拉隐秘世界的地图完整呈现在读者面前。《寻找米兰·昆德拉》中文版去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如同该书腰封所言，“我们不断和他在作品中相遇，却不敢走近他”。
《寻找米兰·昆德拉》
（法） 阿丽亚娜·舍曼 著
王东亮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2年4月
今年，《庆祝无意义》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引进出版，这是米兰·昆德拉在长达十年的小说创作空白期之后的最近一部小说，是作家“全部作品出人意料的概括。一个奇特的概括。奇特的收尾”。整部小说像是一出喜剧，一出滑稽剧，巴黎拉丁区的卢森堡公园就是舞台。
《庆祝无意义》
米兰·昆德拉 著
马振骋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3年2月
随着米兰·昆德拉去世，追捧的潮水退去，读者能以一种更平和的心态，重新看待米兰·昆德拉和他的作品。
01
昆德拉在国内最早被提及是在1970年代，那时候他的作品还是“内参读物”。改革开放后，昆德拉的作品出现中译本。1987年，景凯旋翻译了《为了告别的聚会》，韩少功翻译了《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它们都由作家出版社以“内部参考”的名义出版，国内的昆德拉热由此出现。
昆德拉的小说被引进中国，也带火了一个概念，被翻译成“媚俗”，准确来说应该叫Kitsch（“刻奇”）。19世纪，Kitsch被用来形容那种过度夸张的情感和戏剧化的作品，昆德拉想说的是一种自我感动的激情，自我伟大化的倾向。上世纪80年代末，经由《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翻译，Kitsch被中文译者译成了媚俗，译成了讨好别人的意思。
昆德拉为什么会警惕刻奇？因为他意识到，这种自我崇高化的倾向，容易导致对于苦难的消解。举个简单例子，在中国有个俗语叫忆苦思甜，什么苦难的生活都是有意义的，都能够在事后的追缅中赋予它意义，这就是“刻奇”的一种表现。
上海译文出版社米兰·昆德拉作品系列（2022版）
昆德拉的作品是反浪漫主义的，是对于崇高的一种消解。上世纪90年代后，中国很多文学作品喜欢挂上昆德拉的旗号，当时中国文学的一个潮流就是反崇高、反浪漫，比如像王朔的作品，但是他跟昆德拉很不一样，昆德拉是更知识分子式的那种反思崇高，王朔更像是大院子弟那种，有点痞气有点傲。
诚如学者、翻译家景凯旋说:“昆德拉并不反世俗，恰恰相反，他喜欢众声喧哗的世俗。”昆德拉认为，世俗的喧嚣非常重要，人类的日常生活、个体的情爱，包括人们对于幽默和笑声的渴望都是重要的。昆德拉的作品幽默、轻盈、灵动，而不只是政治宣言的照本宣科。昆德拉的作品之所以能在国内流行，也是因为他击中了久久被政治辞令所裹挟的人们尘封的内心，它让人们发现原来日常生活也非常可贵，那些过去宏大叙事所无法涵盖的部分，反而具有更加鲜活的可能。
昆德拉曾经目睹“伪崇高”造成的真实之恶、宏大叙事对于个人空间的侵扰，这也是为什么他推崇卡夫卡。在《小说的艺术》中，他曾精确地指出卡夫卡的小说描摹了现代人的困境，其中一点就在于现代人无法独善其身，无法保护自己的私人空间，现代人总是无时无刻不处在被侵犯的危险之中。
02
说起来，昆德拉很希望自己被当做一位文学家去对待，去用美学的价值来解读他的作品。但是他的书在西方出版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政治是解读他文学作品的第一标杆。
他写过很多小说，处女作《玩笑》和代表作《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是我最喜欢的两本。《玩笑》写了命运对小人物路德维克的捉弄，它用一种悲喜剧的方式呈现出一代文艺青年的犬儒处境，一代人的爱情怎么被荒诞所塑造。昆德拉用这部多声部小说致敬了赫尔曼·布洛赫和卡夫卡，这部小说表面上是在三天里展开，而这三天里的事件几乎是按照一个小时一个小时的时间来讲述。但是在线性叙述之中，作者又不断地穿插对于过去的回忆。
书中，主人公路德维克事实上是一个虚无主义者，在经历一系列幻灭后，他很难再相信某种理想。与他互为对照的是，埃莱娜的存在主义者身份，她追求热烈的感受，对于爱情的激情与真挚她总是飞蛾扑火。她不知道路德维克对其的引诱纯粹出于报复，路德维克也后知后觉，埃莱娜原来早就陷入一段死水般的关系中，命运同时捉弄了两个人，爱情的幻灭走向的却不是毁灭，而是玩笑，是原本打算结束自己生命的埃莱娜，却在羞愧和可笑当中被严重的腹泻击垮了。埃莱娜自杀未果的段落堪称小说的题眼——悲剧的尽头是玩笑，一切崇高与浪漫归于荒诞。
昆德拉无意走入伤痕文学或控诉小说的俗套，他心心念念的是那只名叫格里高利的甲壳虫。昆德拉擅于描写情色和滑稽，对于《玩笑》，昆德拉曾说:“这是一部探讨人类价值脆弱性的小说，而不是一部想揭露某种政治制度的小说，小说家的抱负要略大于瞄准某种短暂的政治制度。”
03
到了《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昆德拉想探讨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当上帝死了，信仰缺失之后，我们该过怎样的生活？
首先需要区分的是，昆德拉所处的环境并不是一个绝对森严的环境，恰恰相反，它是处在了捷克等东欧国家正处于解冻时期的历史氛围。在西方化思潮的影响下，捷克知识分子所面对的不仅仅是利维坦的威胁，还有当人们拥抱了一种有限的自由，可是又并不知道如何把握这种自由的情况下，如何应对虚无症的问题。这种虚无症是现代主义的产物，人们身处在一个个人解放欲望的环境下，却不知道如何把握自己的欲望，不知道如何面对那么多的诱惑和选择。重的挑战是什么？是信仰的挑战、宗教的挑战、国家的挑战；轻的挑战是什么？是我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这种荒原一般的处境，怎么去面对我的孤独，我的个体的欲望，我没有生命意义的这种虚无的处境，轻与重同时存在于小说主人公的困惑中，只是它分成两种典型，在昆德拉的叙述里，那是一种像天鹅绒一样很轻，又裹挟在我们生活中的这种质感，它其实是一种现代性的产物，是人在失去信仰之后，不知该往何处走的一种困境。
其实，昆德拉在《笑忘录》里还提到另一个词，叫做“力脱思特（Litost）”。这是一个捷克语，按照昆德拉的解释，它描述的是“突然发现我们自身的可悲境况后产生的自我折磨的状态”。这种情境常常出现在一个人感到幻灭或意识到自己也是悲剧的共犯以后，他无法改变现实，于是把愤怒和绝望的情绪演变为对自我的施虐，或者对于同伴的伤害。
昆德拉的小说《搭车游戏》和《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其实都存在力脱思特情境。而中国读者熟知的电影《牯岭街杀人事件》结尾，何尝不是一个力脱思特的体现。如今回看，昆德拉是一位洞察权力机制和人类幽暗心灵的作家，在描写威权社会下文人心态的作家里，昆德拉是很准确的一个，他的小说对于知识分子、流亡者和女性的塑造令人印象深刻。但昆德拉的小说也有明显局限，我以为，昆德拉过于表现聪明才智的腔调，反而使小说有时候太具象、太有目的性了，昆德拉很聪明，但这种聪明容易折损留白之美。这可能是他跟卡夫卡的一个本质区别。如果说卡夫卡的写作会走向混沌，昆德拉的写作则会表现出一个明亮的晶体，一个在崇高价值瓦解之后的那个竖立在迷雾之中的标杆。但无论如何，在当下重读昆德拉，依然会具有现实感，这说明他的作品仍未过时，它与我们所处的情境息息有关。
到头来，昆德拉作品的启示不是反抗媚俗，而是保卫世俗，保卫人世间的混乱与天真、自由与玩笑的权利。
1990年，米兰·昆德拉和他的妻子在巴黎的家中。
04
《庆祝无意义》只有三万字，却给出了远比这一篇幅要多的内容。小说涵盖两层叙事，一层是一、三、四章组成的主线，这三章分别讲述了三件事：拉蒙在卢森堡公园遇见达德洛；阿兰想起母亲；达德洛家举办酒会；另一层是二、五、六、七章组成的支线，即以《回忆录》为原型写出的木偶剧。昆德拉在书中不曾明示这条线索，但印证于同主线交叉的领域——其情节一概有如戏剧，看得出是对《回忆录》中“某些故事”的演绎——又表明了这一支线的存在。以上两者之外，《庆祝无意义》里还存在一些“平行时空的场景交接”，作者经常会写到“同一时间”发生的事情。
统观小说七个章节，第一章是主角出场，阿兰在卢森堡公园对着肚脐出神，他先后思考了大腿、臀部、乳房三个“情色导向地带”，接着开始思索肚脐的隐喻。同一时间，在卢森堡公园附近散步的拉蒙与达德洛见面，达德洛编造了疾病的谎言，请求拉蒙为自己举办一个小小的酒会。两人分手后，拉蒙前去拜访朋友夏尔，向他介绍那个自己刚刚遇到的人。第二章，夏尔向朋友转述了“二十四只鹧鸪”的笑话，他基于这则故事设计一出木偶剧，并发动他的朋友一起来填充戏剧的内容。
第三章是主线（达德洛家酒会）以外的支线。通过重提最初的会面，昆德拉再次把肚脐的隐喻置于全书中心。原来，肚脐令阿兰想起自己同母亲的最后一次会面，母亲用手指碰了碰他的肚脐便离开了，而这又迫使阿兰臆想出母亲的怀孕：一个女人从汽车走出，她意欲投河，此时一位男子跑来搭救，母亲却将这个施救者溺死。此处是两个时空的首次聚合：阿兰感到肩膀遭到猛烈一击，他被迎面走来的女人撞了一个趔趄——这个女人，正是阿兰想象中的母亲。
第四章介绍了凯列班，这个名字源于他最后一次登台扮演的角色。因为失业，夏尔聘他来做鸡尾酒会的服务员。凯列班把这份工作视为转换身份后的又一次演出，根据自己的美学观念，不会说乌尔都语的凯列班决定冒充一个巴基斯坦人。阿兰延续着他的幻觉，为那个虚构故事结尾：母亲杀了人，回到公寓住了几个月，直至生下他也抛下他，一个人远走美国。这一章是主线的高潮：酒会上达德洛试图用口才吸引拉弗朗克，凯列班以说“外语”讨好来宾，拉蒙与朱丽搭讪。这三个人的搭讪均以失败告终。
第六章写到鸡尾酒会结束后客人纷纷离开，葡萄牙女仆玛利亚娜向凯列班倾诉爱意，凯列班又与夏尔到阿兰家喝酒。此后小说切回夏尔的戏剧，斯大林问加里宁等人康德与叔本华的思想是什么，后者惘然不知，斯大林便藉阐述叔本华的思想表达了自己的意志高于整个世界。因为赫鲁晓夫拒绝相信这句话，斯大林一拳捶在了桌子上。紧接着，场景也随着拳头打在桌上的响声切回主线，然后再次闪回到戏剧——这一次的闪回多少有些不同：斯大林换上打猎服从戏中走出，加里宁也因尿急跑到了马路上；余下篇幅，主线与支线的人物将真正相遇。
第七章发生在酒会后的第二天。阿兰前往卢森堡公园附近的博物馆，他和拉蒙探讨起肚脐的隐喻，不久达德洛也加入进来。这时戏剧的场景又一次出现：扛着猎枪的斯大林与尿急的加里宁步入卢森堡公园，斯大林以朝加里宁射击玩乐。拉蒙与阿兰这才想起眼前的场景是夏尔那出戏的最后一幕，他们开始谈论这本小说的点题之问：无意义有何意义？
05
在《庆祝无意义》的开篇，昆德拉曾写到阿兰在公园里对着女孩出神，由此提出了肚脐的隐喻。阿兰之所以对肚脐报以关注，是因为肚脐让他想到了母亲。后来，幻想中的母亲更是向他开口解释了这件事的前因后果。在第五章结尾，我们了解到肚脐喻示夏娃（而非阿兰理解的天使），人类的诞生给夏娃带来了太多苦难。在小说结束之际，阿兰与拉蒙转而讨论起“肚脐时代”，认为女人的三个黄金地带表明了女人之间的差异，但由于所有肚脐都是相似的，肚脐就证实了女人的同一。于是他们进一步得出结论：“爱情从前是个人的节目，是不可摹仿的节日，其光荣在于唯一性，不接受任何重复性。但是肚脐对重复性不但毫不反抗，而且还号召去重复！在这个千禧年里，我们将在肚脐的标志下生活。”
这部小说里还有两个形象极为肖似的人物：卡格里克与掩护朱丽离开酒会的陌生男子。关于前者，拉蒙在向夏尔转述达德洛时略有提及：某次宴会上达德洛曾百般讨好某位女士，但拉蒙的老朋友卡格里克却声音很低地与之交谈，三言两语地约到了她。关于后者，酒会后的某天夜里，朱丽醒来，她发现一个“声音尖、弱、薄、脆”的陌生人在门边正要离开，而这一点还要回溯到酒会上的一个细节。拉蒙曾试图同朱丽搭讪，当他误以为后者同意与之约会时，一个陌生男子适时出现。两者境遇的相似大概也是昆德拉开的一个玩笑：拉蒙提及达德洛的遭遇，随后自己也遇到了。威廉·布莱尔《爱的秘密》一诗提及的过路人，与卡格里克、同朱丽共度一宿的陌生人何其相似，他们都一言不发，又胜过千言万语，胜过达德洛，胜过拉蒙，也胜过说着乌尔都语的凯列班。昆德拉在此着意奚落了世人之于话语的狂信。
玩笑是昆德拉十分钟爱的话题。小说后来写到夏尔幻想的情节，无论是赫鲁晓夫等人在盥洗室高喊造反，还是斯大林每次讲故事加里宁都会顿生尿意，其实都围绕着“二十四只鹧鸪”的笑话展开。值得注意的是，凯列班听到夏尔的笑话后笑了，在赫鲁晓夫的回忆中则是无人发笑。他们没笑，还不在于这个故事是否好笑，而是——凯列班对此评论道——“这整个故事里唯一教我难以相信的是，竟没有人明白斯大林是在说笑话。”夏尔则接着说道：“他周围已经没有人知道什么是笑话。就是因为这个，在我眼里，一个新的伟大历史时期正在宣告它的到来。”又是一个“新的伟大历史时期”，不仅在肚脐的标志下生活是千禧年的标志，不再理解玩笑的年代同样开启了一个新的纪元。
这是昆德拉于此书第一次涉及玩笑，达德洛的酒会上还有一次，不过后者又将前一次的价值予以翻转。那次酒会上，拉蒙对凯列班略有不满：“故弄玄虚寻开心可以保护你们。然而这曾经是我们大家的战略战术。我们很久以来就明白世界是不可能推翻的，不可能改造的，也是不可能阻挡其不幸的进展的。只有一种可能的抵挡：不必认真对待。”拉蒙喝了几杯威士忌，援引黑格尔对喜剧的反思道：“真正的幽默没有无穷的好心情是不可想象的，不是取笑，不是嘲讽，不是讥诮。只是从无穷的好心情的高度你才能观察到你脚下人类的永久的愚蠢，从而发笑。”他进而感叹：“但是好心情，怎么找到呢？”此处显示的并非昆德拉在这把年纪还要同无意义为战，他甚至也不是要奚落时代的价值中空。玩笑的话题实际是为无意义的主题作了铺垫。
小说结尾呼应了拉蒙与达德洛开篇的谈话，进而将这个未完的、关于无意义的省思予以完成。拉蒙说：“那个时期，我尤其想到您与女人的关系。……现在，无意义在我看来跟那时相比另有一番面目，在一个更强烈、更有启示性的光照下。无意义，我的朋友，这是生存的本质。它到处、永远跟我们形影不离。甚至出现在无人可以看见它的地方：在恐怖时，在血腥斗争时，在大苦大难时。这经常需要勇气在惨烈的条件下把它认出来，直呼其名。然而不但要把它认出来，还应该爱它。”这个意思并不新鲜，但考虑到之前的铺垫（好心情是玩笑的前提），此书的题旨便合盘托出了——
无意义，此乃时代开的一个玩笑。昆德拉的这个想法与尼采晚年的“命运之爱”太过相似。他们都是在认清一种命运，一个时代的精神之后，才在某个时刻决定与之和平共处。只不过在昆德拉这里，“命运之爱”并非如尼采那样心碎，即便是因为找不到好心情而陷入焦虑的泥沼，他仍然要我们肯定它，热爱它，并且以坚持玩笑的方式来庆祝它：庆祝这个时代最大的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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